全民做賊的年代(圖)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全民皆偷的時代（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21日訊】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全民皆偷的時代。那時的社員幾乎無人不偷，長在地上的莊稼只要能吃就開始偷了，偷玉米、偷瓜果、偷蔬菜，甚至偷雞摸狗。偷是社員們求生存、免餓死，無奈的自救手段。
由於勞動分配不合理，工分分得東西又很少，收的大部分糧食都要先交愛國糧，一般社員家裡的糧食都不夠吃。經過一九六零年飢餓大災荒的教訓，社員們都餓怕了，於是都先下手為強。認為偷到手的東西才是自己的，所以小偷小摸特別多。那時流行這樣的民謠：「十個社員九個賊，誰不偷餓死誰。」「社員吃地裡，幹部吃囤裡」「社員見社員，兩眼淚漣漣」。
那時還有句順口溜：隊長摟（公開佔有）、會記勾（作假帳）、保管偷、社員縫大兜（往家裝糧食）。
社員白天看著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偷兒。麥熟偷麥、稻熟偷稻，沒有鍋就用壇壇罐罐煮。一家人煮的煮，放哨的放哨，水開十來分鐘趕快把明火熄掉，余火一燜，麥飯燜開了花，吃起來奇香無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難看，端著被煙燻黑的壇壇罐罐站在食堂的方桌子上挨鬥，鬥完了還要扣糧。
女人們挖豬菜時，籃子下面都是蔬果等能吃的東西，我的一個妗妗在幫鄰居絮棉花時甚至把人家的棉花藏在褲襠裡，帶回家來。生產隊的牛也得看著，不然的話給牲口備的精料一轉眼就被人弄走了。
很多影視作品中，都描述了知青偷雞偷菜偷糧食的內容。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小偷小摸的現像在知青中十分普遍。作家老陳，曾在博文中回憶下鄉知青的「百雞宴」，那時的老鄉們都把知青稱為「不走的土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所以，那時農村對於小偷小摸，誰發現了也不管，都睜一眼，閉一眼，怕弄不好成為又一個劉文學。再說誰沒偷過？如果有誰敢說他從來沒拿過公家的東西，那就是個超人！飢餓把良民都變成了賊。
六十年代我上小學的時候，有個同學的媽媽在禽蛋廠上班，一天，這位母親從廠裡偷了兩顆雞蛋。她把雞蛋放在頭頂上，用長發盤在裡面。倒霉的是，一個好姐妹跟她開玩笑，說話間拍了她腦袋一下，雞蛋碎了，蛋液流了一頭。被眼睛雪亮的人民群眾發現了偷盜行徑，立馬被剃成光頭開會批鬥。那些日子，我同學上學來，低著頭都不敢看人。
文革時，電建公司有個傢伙被刑拘，其罪名是偷盜國家糧食。他的手法很簡單——平時經常到糧店裡轉悠，以查看大米好壞為由，抓一把大米在手裡假裝看看，趁沒人注意，把手一揚，大米就順著襖袖流到腰裡了。這樣反覆幾次，一天吃的大米就偷回家了。家裡缺少醬油或者醋，就拎個李玉和用過的那種大牛腰子飯盒，到飯店裡，花6分錢買一碗豆腐腦，順便把桌上預備的免費醬油全倒進飯盒提溜回家，平常吃的醬油錢也省下了。這混蛋偷得時間一長，就被人發現了，一次人贓俱獲，被判刑三年。
我在電建公司工作時，每個木工下班，都要馱一麻袋刨花，刨花裡塞得都是木頭。甚至是鋸好、刨好的木料，回家就能做些小傢俱。有一個師傅，竟然利用每天偷回家的木頭，半年後做成了一個立櫃。一次我去他家，他向我炫耀他的技術，原來兩米高的長料，他都是用短料開榫接起來的，我不得不嘆服他高超的技藝。
後來才聽說，捲煙廠的工人們每天下班時，把飯盒洗乾淨，擦乾淨，然後在裡面碼滿香菸，夾在自行車的後衣架上，大大方方地揚長而去。
糧庫的工人們每天下班時，衣兜、褲兜、鞋裡、褲子的卷邊處都是糧食。
棉紡廠的女工偷布；毛紡廠的女工偷毛線，也都不是稀奇的事情。大家都是黨的人，黨是我們的媽媽，媽媽有啥，我家就有啥，兒女偷媽媽的還算偷嗎？
那時不僅食堂管理員是賊，炊事員更是賊。他們趁人不備，把好肉扔進泔水桶裡，下班時從泔水桶裡撈出，拎回家去。據傳，炊事員偷油需要特殊技巧，他們先把油倒在一個碗裡，放在面案子上，然後吸氣弓腰把肚皮貼上去，再用寬布條勒緊。這樣就可以輕輕鬆松，不顯山不漏水地就把一大碗素油帶回家裡去了。
因此在工人們中間就有個順口溜：
幾多工人幾多賊，
每天上班偷一回。
千偷萬偷敵不過，
廠長貪污筆一揮。
文革時，包頭街上還有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自行車上都沒鈴蓋。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流行起了偷鈴蓋。為了預防萬一，很多人停車時都把鈴蓋擰下來裝進口袋裡。一次我去包鋼去看同學老苗，自行車放在樓下，忘了往下擰鈴蓋，一會兒下樓就發現被人擰走了。我氣憤至極，與老苗一個宿舍，外號「二毛毛」的後生說：「韓哥，你上樓歇一會兒，我給你擰去，圪泡們敢朝爺們下手，真是活得不耐煩了！」
不到半個時辰，二毛毛提回一書包鈴蓋來，說：「夠了吧，不夠我再去擰！」我驚恐萬狀，只拿了一個，剩下的都塞在老苗的床底下了。
每逢週末，我和老景就去包鋼軌梁廠看望老苗。遇上月底囊空如洗時，老苗就會打發二毛毛去廠區的蒸箱偷飯。二毛毛每次帶很大一個書包，他趁人不備，逐一打開查看，凡有好吃的東西，他都會蒐羅回來。記得在老苗的宿舍，空飯盒扔的到處都是。
文革後期，偷軍帽十分流行。後來，一不做二不休，發展到了街頭巷尾明目張膽地搶軍帽。文革前，中國上演過兩部義大利電影，一部是描寫妓女的《她在黒夜中》，另一部是《偷自行車的人》。其實，這兩樣事情呼包都有，「她在黒夜中」的叫「暗娼」，人數不多，比不過改革開放。但「偷自行車的人」卻是今不如昔，毛澤東時代更普遍。我的一個朋友丟過三輛自行車。他說，有時鎖兩把鎖都無濟於事。
我在農大讀書的時候，老師們住的都是筒子樓。不是獨門獨戶，衛生間都是共用的，做飯就在樓道裡。很多家庭為了生活方便，就在家門口擺一個小櫃子，用來放油鹽醬醋。有一回，周老師下班回家準備做飯，結果發現小櫃子被人撬了，丟了一瓶油，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沒有比這更小的小偷了。
1977年，我去天津出差，因為旅店床位緊張，睡在天井裡的加床上。那天因為白天跑累了，睡得太沉，醒來才發現，皮鞋和襪子都被人偷走了。估計是鄰近的人早晨退床，順手牽羊地拿走了。幸虧我把衣褲壓在枕頭下面，否則，就得穿著褲衩回家。那時買衣服是要布票的，被小偷偷走衣服後是沒人送衣服給你的，給了你他穿啥？我後來穿拖鞋到對面的商店買了一雙解放鞋，才算解圍。
當然，變相偷竊的壞事我也幹過，偷竊有時也是老百姓的智慧。比如我那時去買白糖，從來都是只買一斤，售貨員就在白糖一欄寫下「1斤」。回家之後我在「1」的兩側各加一點，再另加兩橫，於是變成了「半」字。下一次我再買一斤，又如法炮製。就這樣一斤改半斤，算下來，每月可以買到三斤半白糖。現在你要是罵我，我也認賬，因為人窮了，什麼招數都能想的出來。
那個時候，人們往往幾厘錢也要算計。比如兩毛四一斤的東西，有人就一兩一兩地買。買一兩是二分四，這時，四厘按四舍五入就給免了。沒辦法，這是被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逼出來的，「人窮志短馬瘦毛長」呀。
進入「和諧社會」以來，碩鼠遍地成災。官員富可敵國者大有人在，「世上如今半是君」已非形容詞。
小蟊賊因為生活所迫紛紛鋌而走險。不但敢白天登堂入室，更有甚者，夜半趁主人熟睡時分，用鋼筋鉗剪短窗戶護欄，公開入室盜竊，無所畏懼。
不才上月某日打完牌回家，已經夜深。正在衛生間洗漱，忽聽門口有動靜，似有人在撬我家門。
我大喝一聲：「誰？幹什麼？」
那賊在門口答道：「這麼晚，還不睡覺。搞什麼搞，你有病啊？」飄然屋外。
還有一次是在白天，我在家上網，忽聽廚房有動靜，輕輕過去一看，有賊在撬防盜窗，我抽出菜刀，大喝：「你要幹什麼？」
那賊鎮靜地收起工具，答道：「你有病啊，家裡有人，怎不吱一聲？害得我白忙活半天。」
前天晚上，外出散步，一十歲稚兒掏我口袋，我大喝：「小圪泡，掏什麼？」
「廢話，當然是錢啊。」稚兒不卑不亢。
「沒錢，快走。否則，送你到公安局。」
稚兒答道：「沒錢，還凶什麼凶。」氣呼呼地走了。
不才經常外出度假，擔心家中被盜，便在客廳桌上放了兩百元，並給小偷留一紙條：「小偷先生，您別費神了，我們家就連我們自己都找不到錢，您更找不到。這兩百元不成敬意，請笑納。本院×號樓×單元×室是手握實權的人民公僕，您一定不會扑空，且丟錢也不敢報案。趁天色尚早，請從速前往是盼，祝您好運。」
樑上君子，其實只是些小盜。或為生計、或為命，悉數可救！而世上最難分別的是綠林大盜，百姓遇上也無非是丟命，丟錢。而為官者貪污腐化，則丟的是百姓，丟的是國家。樑上君子是暗處偷摸，腐化者則是明火執仗！終將使國家四分五裂、國將不國。
而今世事渾濁，為官者賞罰不平，罰則有名無實！致使監督形同虛設，因而「相群相黨，上下為蟊賊」，古今同一，於今為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