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的墓碑》之二(圖)
集體食堂（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20日訊】甘肅省在中國西北地區，東部乾旱少水，十分貧困；河西三走廊一帶則靠祁連山的雪水，比較富裕。在1958年大躍進以後的兩三年間，這裡和全國其它地方一樣，也發生了嚴重的飢饉。這個省雖然地處大西北，但其情況和中原等省極為相似。先是嚴酷的政治運動使得人們不能說真話。接著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盛行。出現飢荒時又把糧食問題當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大批農民慘遭摧殘，一批人死於人身摧殘，更多的人死於飢餓。
以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在全省製造了一種高壓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幹部有七個不敢講：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徵購指標高；不敢講完不成任務；不敢講鄰省比甘肅強；不敢講客觀條件；不敢講調動工作。甘肅省的大躍進，就是在這種高壓而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
正是在這場「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壓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隨風倒」，誰也不敢再說實話，報真情，自然也就「順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躍進」的局面。甘肅省的「共產風」兩起兩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強勁的共產風，
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這時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反「五風」的措施，兩次鄭州會議。甘肅省搞全民算帳，清理退賠），1959年9月以後「共產風」又重新刮起（廬山會議的影響）。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甘肅省委召開農業書記會議，提出三年過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級經濟要佔全部農村經濟一半以上。這使「共產風」越刮越狠。
「共產風」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土地荒蕪，糧食產量下降。農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遠縣城關公社東關鄰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調駱駝，就把40多峰駱駝提前殺了吃了。東關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辦養豬場，就把40多頭大小豬全都殺了吃了。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搞浮誇，1958年糧食產量最初說是220億斤，後來落實到185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110億斤，實際不到80億斤。1959年又提出糧食總產270億斤的大計畫，結果離計畫更遠，比1958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徵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肅省在中央裡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徵購任務一完成，口糧、種籽、飼料都沒有了。
從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區嚴重缺糧。全省1300多萬人口中，有700萬人口每天口糧在7兩以下（16進位，7兩相當於10進位的4.375兩）。沒有食油，沒有蔬菜，沒有肉，這點糧食是繁重體力勞動的唯一能源。許多地方群眾食不充飢，衣不遮體，屋不避風，成千上萬人外出逃命，浮腫大量發生，疾病到處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蕪。」在這場大飢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問題」（下面專作介紹）、「清水經驗」以外，其它地區也沒有倖免。
據臨夏市工作組的總結，僅這個市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臨夏市僅是臨夏回族自治州的8個縣級單位之一，而臨夏市在這八個縣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據表2-3，和政縣死亡人數比臨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縣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肅經濟日報》一版上發表的副省長員(上為厶，下為貝)小蘇寫的《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會寧、定西、寧靜、西海固地區採訪，他們得知，在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餓死人數，最少已近百萬。由此可見，甘肅省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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