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遇羅克(組圖)

【看中國2016年03月07日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一句荒謬無比的話卻在一個特別的年代裡被奉為真理，並成為鑑定每個社會成員的準則。不過指出這裡荒唐的遇羅克卻在那個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今天很多人看來，他所捍衛的，不過是最基本的常識。46年前的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被執行槍決。

1967年，遇羅克刑前最後的留影

——「如果說這是吶喊，也是受壓迫的人喊出的最強音了。」

——「大哥有種英雄情結，為了正義與真理，他會覺得個人犧牲是不足惜的。」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遇羅克離家出門的那個清晨，除了冷之外，實在太過平常，以至於不管遇羅文還是遇羅勉，無論怎麼面對本刊記者努力回憶，也找不出有任何預示意味的特別之處。「大哥帶了一飯盒大米飯、炒白菜和一本書，騎上自行車走了。」現在59歲的遇羅勉說。在上班的路上，遇羅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後來才意識到，那是一個訣別。離家那天，遇羅克的書桌上，還放著他剛剛寫完的《工資論》。

其實很早就有苗頭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此後，「我家附近已經有人在盯梢」，在美國接受越洋電話採訪的遇羅文回憶。若干年後遇羅勉則奇怪，那時的公檢法都被砸爛了，但這至少證明還有一個系統仍在運作，「我雖然還很小，但都知道誰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則照例叮囑大兒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沒有多少辦法。

北京輕工業學院東方紅公社《大毒草<出身論>必須連根鏟除》

仍舊每天繼續讀書、寫文章的遇羅克發現，每當他外出時，總是有人在跟蹤。他預感到他將要遭受到最殘酷的迫害。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裡他說：「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後總有人跟蹤，我的朋友開始受到訊問，我的信件都被進行檢查了。」

1月6日，遇羅克被一輛囚車帶進了牢房。遇羅文說，遇羅克一共被提審80多次，有時搞疲勞戰術，日日夜夜輪番審問。「但他從來沒有檢舉過別人，沒有承認過自己有罪，沒有說過違背良心的話。」當得知弟弟遇羅文也被關進監獄時，他更把一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並且對預審員說：「是我牽連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來儘可能地使遇羅文得到解脫。

遇羅文說，難友中一位幹部子弟很佩服遇羅克的才學和膽識，他問遇羅克：「你為一篇《出身論》去死，值得嗎？」遇羅克很鎮靜地回答：「值得。你過去一直生活優越，終日在高幹子弟中間，這所大學上膩了，看不上了，還可以上另一所。你對家庭出身問題沒有體會。而我幾次高考，成績優異，都沒有考上。像我這樣的並不是一兩個。可以說，從我們能奮鬥的那天起，就是被社會歧視的。你不瞭解我們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許結果不堪設想，但為出身問題付出這麼大代價的，解放以來還是第一次。如果說這是吶喊，也是受壓迫的人喊出的最強音了。」

出身論判決書

臨刑前，遇羅克把自己平時換洗的衣服洗得干乾淨淨，疊得整整齊齊。其中有一件嶄新的白背心，他沒有穿過。遇羅文說，自從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後，父親被勞動教養，沒有工資收入，母親被撤了職，只有70多塊錢的工資。一家7口，就靠這70多塊錢生活。從那以後，遇羅克從來沒有穿過好衣裳。他參加工作以後，把每個月的工資全部交給母親，幫著養家，自己只留3塊錢，而這3塊常常被用來買書。「他在獄中穿的舊背心實在太破了，就寫紙條讓家裡人買一件新背心。等母親把新背心送來時，他已被判處死刑。他覺得，沒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還是留給弟弟們吧……」遇羅克就這樣穿了一身破舊的衣裳走上了刑場。

遇羅文說，遇羅克臨刑前寫了幾首詩，托付給難友，請他們有幸出獄時，交給家人。其中有一首詩的最後兩句是：「清明未必生壯鬼，乾坤持重我頭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裡，在排山倒海的「打倒」聲中，27歲的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大哥最後死在哪裡，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羅克從小是個很優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們崇拜的對象。「他自己會編木偶戲、皮影戲，或者照小人書編個小話劇，然後讓我們仨來演。」遇羅文回憶，有時遇羅克還用一張16開的白紙，用鋼筆和鉛筆又寫又畫，給他們編小報。遇羅克的像棋也下得好，曾獲得1956年北京少年組亞軍，甚至後來還有不看棋盤同時下兩盤棋的本領。遇羅文、遇羅勉至今提起哥哥還是欽佩不已的口吻：「因為他聰明好學，一直很受寵，從小學到中學都屬於響應號召，積極向上的好孩子。」

1954年6月與妹妹

父親遇崇基是東北人，後來以「滿洲國」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公費留學生，在日本，他用「羅茜」的筆名寫了一本《日文報紙譯讀法》，很受歡迎。他給幾個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羅」字，而不是家譜上規定的廣字。「我有一次問過他，他說‘羅’拆開是‘四’、‘維’兩字，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遇羅勉說。母親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優裕，曾自費到東京女子高等商科學校讀書。後來，父親遇崇基開辦了「大業營造廠」，母親王秋琳和同伴合開了一個「理研鐵工廠」。

對遇家人來說，1952年是後來一連串動盪乃至劫難的開始。那一年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遇崇基因為被懷疑偷漏稅幾十億元而被逮捕。「幾個月後，事情不了了之，父親被放回來了，但是他的廠子受到很大影響。」為了躲避傷心地，遇家花3000元買了東四牌樓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舉家遷到那裡。遇羅克後來在《我的童年》作文裡，詳細寫了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寫到臨別時，他抱著一棵棗樹哭了。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範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羅文的記憶中，「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裡承認自己哭了，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落淚」。

1963年春節全家福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遇崇基因為一句「人與人，冷冰冰」，被打成「極右」的右派，送去勞動教養。「因為父親有自己的想法，顯得不隨和，所以每次運動都躲不過去。」遇羅文回憶，「大哥非常尊敬父親，父親的遭遇對他觸動很大。」不僅如此，「母親僅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

雖然出身論的荒謬在「文革」時達到極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經是盛行的一個政治標準。「同學們因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屬於最底層的。」遇羅勉說，「家裡出一個右派已經抬不起頭來了，何況我的父母兩人都是，其中一個還被勞教。」那時流行的一句政治口號是：出身不好的人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劃清界限。「心靈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羅勉如今回憶起來，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羅克從北京65中畢業。雖然高考成績優秀，但還是沒有大學接收他，就連要求分數不高的地質專業學校，也不允許他進入。遇羅勉解釋說，那時上大學除了看出身，還要看「操行評定」——學校的操行評定分成「優良中差劣」五等，被評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學的，「差」者基本上要被開除。自父母雙雙成了右派後，遇羅克的評定也由「優」變成了「中」。遇羅克不解，老師回答：「你自己還不知道嗎？」

遇羅克抱著一線希望，在家又複習一年，還是與上大學無緣。「兩次進不了大學，讓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個別現象，而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瞭解社會，遇羅克報名到南郊農村當農民。1961年春節前，街道批准遇羅克去大興紅星公社舊宮大隊菜園小隊插隊。遇羅克顯然認為是命運的新轉機，「他接到通知就高興地去遷戶口，連春節供應的那些副食都放棄了，姥姥氣得直嘆氣」。遇羅文說。

那時候，已經開始號召學生到農村去，但尚未像後來知識青年下鄉那麼大規模，「他也感到很新鮮」，遇羅文說。但也正是在這一年，一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把他們推到與人民相對立的另一個陣營裡。但在農村，「血統論」的現象更為嚴重甚至也更殘酷。「他回來跟我們提過，在農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們用很形象的語言，稱之為‘連根拔’。」遇羅文說，從自己的遭遇出發，再聯繫到整個社會，遇羅克開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經衰弱很嚴重的遇羅克回到城裡。他曾經在小學做過一段代課老師，又因出身問題被辭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機器廠當學徒工。「回到北京後，我們也長大了，說的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兩個弟弟印象最深的，還是大哥的讀書，「愛看書，什麼書都看」。遇羅勉說，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間裡的燈總是亮著，「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姥姥嘮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電費是全院平攤的」。

遇羅克喜歡跟弟弟們分享他閱讀的體驗，黑格爾、亞里士多德的名字，還有諸如「詭辯」一類的名詞，「都是我從大哥那裡聽到的」。《流浪者》裡的台詞：「法官的兒子還是法官，賊的兒子還是賊。」和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基礎》裡的：「法學家既鄭重宣布了奴隸的孩子生下來就是奴隸，換句話說，他們也就肯定了人生下來就不是人。」這些經典之語，都是遇羅克在和弟弟們討論社會流行的「出身論」時提及的。

《出身論》油印本

政治風暴中的出身論

「出身論」的命運，也涉及紅衛兵的一段複雜歷史。遇羅文解釋：最早的「紅衛兵」是由清華附中一些幹部子弟發起的，此後，北大附中也出現「紅旗」戰鬥隊，以後各地方紛紛成立這種組織。「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出身的要求非常嚴格，有的只許幹部子弟，有的也允許一部分工農子女參加。」遇羅文說，後來通常用「老紅衛兵」來劃分這些最早出現的紅衛兵。

「老紅衛兵」因為有出身的優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最忠實的信奉者。他們將社會階級分成幾類：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黑幫（註：指被打倒的幹部和學術權威）及其子女（被統稱為「狗崽子」）。而工、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則是紅五類。「總之家庭出身高於一切，也決定一切。」「‘文革’一爆發，‘出身論’更發展到了極致，‘文革’以前，還說出身不好的還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開始，我們就變成‘混蛋’了。」遇羅勉說。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後，「紅衛兵」名聲大振。在「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鼓動下，這些紅衛兵們開始走出校園，衝上街頭，在社會上開始有相當破壞力的「革命造反」活動。老紅衛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傳聞，讓遇羅克有了寫文章反駁出身論的直接動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論》的初稿。

不久，紅衛兵開始全國大串聯，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燒到全國去。這時，遇羅文和弟弟遇羅勉也屬於滾滾洪流中的兩位。他們到廣東串聯，發現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小報或印刷品，油印條件非常方便，於是他們試著寫了幾份反「出身論」的傳單，又根據對哥哥《出身論》的回憶，寫了一篇3000多字的《論出身》，印了幾百份，貼在廣州街頭。落款是「北京吶喊戰鬥隊」，沒有寫真名。

「我們住在一所小學裡，很多串聯的學生幫我們印、幫我們貼，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寫‘大毒草’，批注特別多。還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報貼出來，反響特別強烈。我們覺得時機到了，廣州畢竟遠離政治中心，也應該在北京宣傳。」遇羅勉回憶。

兩個弟弟把油印的傳單寄給在北京的哥哥，同時也告訴他這種簡單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羅克《出身論》的定稿寄了過來，讓他們在廣州油印。同時，遇羅克和遇羅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貼到北京市委、國務院、清華、北大、地質學院等地。因為署名為「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當時知道遇羅克名字的人並不多。

「文革」運動的發展開始迅速波及老幹部，早期對出身有天然優越感的「老紅衛兵」們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已成為運動的直接對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際的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它的成員必須是十三級以上的幹部子弟，這也是唯一的條件，他們公開喊出「踢開‘中央文革’鬧革命」。

當「中央文革」發現這部分紅衛兵已經成運動阻力時，「聯動」及其「血統論」也開始受打壓。「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對血統論，打擊老紅衛兵，收買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長期受壓抑的青年人，一下子開始活躍起來，也對‘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羅勉說。

這時，紅衛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權，「其範圍已擴大到普通學生，都自稱是紅衛兵」，遇羅文稱之為「新紅衛兵」。當「聯動」遭打壓時，「新紅衛兵」們也開始看到批判「血統論」的時機。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復和牟志京找到遇羅文，說他們看到貼在四中的《出身論》後深受感動，來商量怎麼能擴大宣傳。3個年輕人很快得出一個結論——辦一份鉛印小報。幾天之後，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和佔3版篇幅的鉛印《出身論》終於問世了。

「當時中學生辦報的人並不多，民辦的報紙幾乎沒有。」遇羅勉說。所以儘管《中學文革報》第一期只印了３萬份，但立刻轟動了北京城。遇羅文說，有時在街上就能聽到有人議論：「這是反右以來最敢說話的文章了。」

「我們接到好多人來信，很多被出身影響的年輕人，覺得這篇文章說出了他們的心聲。」遇羅勉說。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對失控的幾個月裡，遇羅克終於有機會發表自己的看法。他連續寫了《出身論》、《談純》等一系列具有理論深度的文章，抨擊反動的血統論思想。這些文章就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我們一直堅持辦了7期，直到《出身論》被宣布為‘大毒草’。」遇羅文說。在這7期報紙中，遇羅克一個人寫的文字佔總數的將近3/4。

其實當時知道「遇羅克」名字的人並不多，因為發表時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慢慢的，我們這些辦報的人都知道他了。」對於當年的舉動，遇羅文坦率地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紅。我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想法。我明白，這個風險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經幾十年了，怎麼會因為我們的一份報紙而改變呢？」遇羅文說，「母親當時就說：你們太冒險了。」事實果然被母親言中。

永遠的懷念

因為父親是學工科出身的，「對問題從來不含糊，愛深究」，在思維方式上，遇羅文和遇羅勉都認為，大哥像極了父親，「邏輯性強，嚴謹」。而在性格上，「遇羅克和遇羅錦的性格像母親，他們小時候就很愛表達」，遇羅勉評價。他說喜歡《牛虻》一類作品的大哥，有種英雄主義情結，「為了正義與真理，他會覺得個人的犧牲是不足惜的」。

遇羅克的母親出身富裕人家，愛美，姥姥告訴遇羅勉，當年日本人轟炸濟南時，別人都裹著細軟逃命，母親卻帶了幾本相冊跑。那些曾記錄了一個家境優越的少女無憂青春的相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論》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家裡6個人，有4個被關進監獄。而原來嬌生慣養的母親卻堅強地承擔起一個家的責任，而且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勇敢與堅韌。1978年冬，王秋琳帶著兒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報》記者蘇雙碧，為遇羅克的平反問題而奔走。

雖然沒有在報紙上刊登有關遇羅克的文章，但是，社會上已開始到處傳頌遇羅克的事跡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再審判決：「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宣告遇羅克無罪。」

遇羅勉說，哥哥去世後，家裡再也沒人正式提起過他，無論是他的生日還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迴避，「畢竟是一個太大的傷口」。不過，遇羅文說，如果有人做了什麼大家不滿意的事情，一句「這樣做太對不起大哥」，就意味著最嚴厲的指責了。母親也從來不在他們面前提及大哥，她內心的痛苦是她死後孩子才從她的日記裡知道的。「母親每天上下班經過‘工體’，都要把頭扭過去，不去看那個地方，因為哥哥是在那裡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記就寫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羅克的生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