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傳頌的一代明君 (圖)

1699年康熙帝讀書像（45歲）。（網路圖片）

當歷史走入清朝，中華古國被鐵騎女真統領，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與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他尊孔子，研漢學，以仁德治天下，為一百三十餘年的康乾盛世奠下堅實的社會基礎。他的飽學和好學也為後世讚嘆和敬仰。

對康熙帝來說，讀書是一件樂事，每讀書必有所得，能夠開茅塞增智慧，因而他因讀書而心悅。

他曾經說：「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祚，輒以學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

小小年紀的康熙帝，在祖母的「鞠養教誨」下，即已每日刻苦學習，「日所讀者，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

清朝的崛起和立國依靠的是武力，在明朝前期滿洲連文字都沒有，努爾哈赤時期剛剛創造了文字。所以清朝初期的滿洲大臣多為軍事貴族，以能戰善騎為榮而恥於讀書。康熙帝卻從年少時代即被中華文化深深吸引，十六歲親政以後，他更是迫切希望學習儒家學說和治國經驗。

康熙十年（1671年），時年十八歲的康熙帝在保和殿隆重舉行「經筵禮」，告祭先師孔子，舉行「開學典禮」，由翰林院的大儒為他授課。開始時，講經每隔一天進講一次。兩年後的康熙十二年二月（1673年），康熙帝將之改為每天一講，「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從此以後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康熙帝每天到干清門聽政，處理政務後，即到懋勤殿聽課，一天也不耽誤。「經筵」後來成為清朝皇帝自我學習的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

他任命一批通熟儒家經典和歷史知識的漢人官員擔任經筵講官，又從翰林院選出10人充當「日講官」，為他講解《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兼其它的典籍。講課的老師，被稱為「經筵講官」，簡稱「講官」或者「日講起居注官」。「講官」者，只負責講課，「日講起居注官」除了講課，還負責記錄皇帝每天的活動。

康熙帝學習的內容十分廣泛，儒家經典及各學派著作，幾乎無所不包。歷史也是他學習的一門主課，《史記》、《資治通鑒》、《春秋》等，都是必讀之書。記述清太祖、太宗的實錄，也是他每日必讀之書。當代的書籍，他也會要求講官釋義。著名的理學大臣熊賜履是他從小的老師，著有《學統》、《閑道錄札記》等書籍，他也要求熊賜履講解給他聽。康熙帝聽完課後，「有疑必問」，老師則需有問必答。

在典籍和文學上不斷進取的康熙帝，漸漸產生了身邊應常有翰林侍值的想法，說：「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

於是四年後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二十四歲的康熙帝下諭在早年讀書處的南齋設立了南書房。南書房就成了皇帝專門讀書、日講官傳授文化的專門場所。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翰林院的侍講學士張英、內閣撰文中書高士奇以南書房侍從身份入侍內廷，南書房成了一個內廷的正式機構。

官員凡被召入南書房侍讀，時稱「入值南書房」，或稱「入侍內廷」。入值南書房的官員均是當時的飽學之士，基本都是漢族官員。

康熙帝的南書房講官，著名的有很多，其中一個叫高士奇的，與康熙帝的關係頗有意思。

高士奇是浙江錢塘人，家貧無資，肩扛破被舊褥徒步入京鄉試。落第後在康熙的滿族重臣明珠看門人的家裡教館為生。一日，明珠要寫文字，找不到人代筆，看門人推薦高士奇，明珠試其文筆，他一揮而就，明珠大喜將他薦用至內廷，得到康熙帝的讚賞。於是選入翰林院，入值南書房，參與書寫密諭及編輯講章、詩文等事。

康熙帝得到高士奇的幫助才開始知曉學習古文的門逕，他曾說：「初見高士奇得古人詩文，一看就知道其時代，心中奇怪，現在朕也能如此了。高士奇雖無戰功，但是他裨輔朕讀書治學問功勞也很大。」康熙帝出遊也不忘讀書，有時由高士奇伴讀，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討論古今興廢之跡，讀《尚書》《左傳》、談《周易》、賦詩，興致很濃，常常談至下半夜。

康熙帝讀書是為了把國家治理得更好，他評《通鑒》，「經書屢經講讀，朕心業已熟曉。《通鑒》一書，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讀《尚書》，他說：「觀《尚書》內，古來君臣，無不交相勸勉。如此，何憂天下不治？」

康熙帝跟熊賜履、李光地學習朱熹理學，跟湯斌學習易經，跟瀋荃和勵杜訥學習書法，張英更是康熙帝年輕時隨時請教的好帝師；與此同時，他還努力學習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諸如數學、物理、天文、地理、醫學等。數十年如一日，康熙帝歷經了前後幾十位頂尖的國學大師的侍陪、傳授，以及一些西人大臣的指點，終於成為通曉天文地理的學者型皇帝。

對康熙帝來說，讀書是件樂事，所以「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批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國事無論多忙，他都不忘讀書。平定吳三桂叛亂時，朝中之事千頭萬緒，他仍能於繁忙中「孜孜於經史之學」。

康熙帝說：「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功」。起初，康熙帝通過閱讀史書總結治國經驗，和漢臣們探討治國之道。慢慢地，南書房成為康熙帝決定朝廷重大事務的場所。

深厚的儒學基礎，令康熙帝以「仁、義、禮、智、信」為本治國，也令他更明瞭興文教、重教化的意義。他認為：「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

康熙帝說：「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後興。」皇帝須代表天意，要做好人，做人也要符合天意，有了好人才有天下的興旺。刻苦讀書使他「明天道，得天助」，終成千古傳頌的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