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黨文化是歷史責任 知識份子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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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殘酷的對待知識份子，而消除黨文化是新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責任（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01日訊】我們的先覺先賢，節操高品，名垂千古，留給我們後人的歷史光輝、壯志魂魄，千秋忠烈，明齊日月。近百年來卻黯然失色，甚至被吞噬殆盡。這就是「黨文化」侵蝕和毒害中國民眾、特別是迫害中國知識份子的惡果。走近歷史的深處，那一幕一幕移動的驚心動魄、揪人靈魂的知識份子被揪鬥、凌辱的畫卷歷歷在目。可是，中國知分子自古就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和「不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的人格光輝和錚錚鐵骨。康德說過：知識份子是「自覺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承擔道義和責任的人們」。現代著名人權活動家，捷克前民選總統哈維爾說過：「知識份子應該不斷地使人不安，應該作為世界之痛苦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和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他們謊言的見證人。因此，一切知識份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給他們的角色，也不能屈從於勝利者所寫的歷史。"

然而，中國知識份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跌落令人悲憤，可是它正是中共及其黨魁毛澤東所施行的一系列知識份子政策的必然結果。

一、中共及黨魁毛澤東的所謂理論、思想乃至其個性特徵成為知識份子政策的主要依據，是「黨文化」的重要部分。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開始，一直敵視知識份子。他的知識份子情結實際上成了二十世紀中國遭受重大災難的根源之一。他從師範學校畢業後，為謀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學當過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僅8元（銀元），而教授的月薪則達到200元一300元（銀元），這使毛澤東的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他說過：「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1936年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從小「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自視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毛澤東，一直將這段地位卑微的生活視為畢生的奇恥大辱。這種屈辱感逐漸轉變成對成功知識份子的妒忌心理和仇恨情緒，而不是超越那些知識份子以證明自己的志氣與能力。加上毛澤東個性及品德中的缺陷，他專橫霸道、兇惡姦邪、妒嫉貪婪、衣冠禽獸……這些恆古無人繫於一身的個性特質，成就了他的罪惡人生。「五四」後他接受了與中國傳統專制主義一拍即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統一，行動一致。而接受過西方科學訓練和民主精神熏陶的知識份子，崇尚的是獨立思考，不願盲從，繼承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大夫傳統；關心國家命運，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對國家大事好發議論，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好品頭論足，不願做馴服工具，而要求做有尊嚴的獨立公民。這些特點正是有帝王思想的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一旦他稱王稱霸就要凌駕於知識份子之上，成為他們人生和精神的主宰。

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得逞後，毛澤東他的「霸氣」肆無忌憚地表露於外。「殺儒」就一個接一個。（當時，毛澤東要王震擔任文藝界整風小組組長。王震「再三陳詞」，表示「負擔不了這個任務」，毛澤東主意堅決：「就是要你擔負這個工作，要你這個文化不高的人同文化人打交道。」著名的「大知識份子」、共產黨員王實味就是被共產黨殺死的。直到1982年才平反。可王實味的正式結論，至今未作。(註：原載戴晴：《毛澤東黨天下野百合花》）毛澤東在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中國農民》和1926年3月號《中國青年》先後轉載他曾經發表過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奠定了他的階級觀和知識份子觀。他把中國社會的階級劃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其中「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知識份子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他寫道：「反動派知識階級一一以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司員、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學生、大律師都是這一類……」毛澤東根深蒂固的知識份子觀，延續到「延安運動」和1949年以後發展到登峰造極，潑及到小知識份子、高中生（反右運動時，武漢市漢陽區高中學生遭到血腥鎮壓即是）。1951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三次全會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工和高中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要求他們「忠誠老實交代清歷史」。在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巨大的精神壓力和肉體摧殘下，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人人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無限上綱地痛斥自己。

「反右運動」和「文革」後，整肅和鎮壓知識份子達到一個新的殘酷的高度，開始進一步以國家暴力機器、國家及其政權職能用來對付知識份子，動輒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帽子。當今又變著花樣扣以「顛覆國家政權」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帽子。

二、中共及共產黨魁毛澤東竭盡造謠污蔑醜化之能事，謊言欺騙百姓，藉以證明知識份子本性反動，打擊和鎮壓合理合法。

毛澤東從政治上將中國知識份子判以死刑。他說知識份子「具有天生的反革命性」，還說，「知識份子天生是依附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是剝削階級的附屬」、「知識越多越反動」等。毛澤東他否定知識份子對國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否定其聰明才智對現代文明的貢獻。他說：「高貴者最愚蠢，低賤者最聰明」。甚至把知識份子排行在「下九流」之末，盜賊和娼妓之後，為「臭老九」！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價值判斷荒謬到極點，既不符合事實，更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然而，這些判斷卻成了中共幾十年對付知識份子的一貫政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也造成了中國千千萬萬不幸的家庭！

中共執政時期，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雖有不同，運動本身的慘烈程度也稍有差別。但是有一個基本特點是共同的。就是整人，往死裡整。尤其是對待知識份子，五花八門的酷刑，手段多樣地侮辱尊嚴、毀滅個性、玷污人格，叫你永遠低著頭活著，讓你始終生存在一個恐怖的氛圍中；關在一個偏僻的荒涼的「集中營"做苦力更是滅絕知識份子的手段（新疆「夾邊溝」曾關押過30000多知識份子，多年後只剩下300人，內地早有逃出來的人撰寫的揭露報導）。

在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裏，出現一種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態，那就是知識份子（或其他階層）「自殺」現象，或許是「士可殺不可辱」的傲骨吧！

自殺是一個常態社會中始終存在的現象，本身不足為奇。但是，中共統治的中國知識份子（或其階層）的自殺，歷史十分罕見。自殺人數驚人，自殺方式奇特怪異。一個時期（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時期（政治運動）不斷出現、頻頻出現。實在是中共政權及其獨裁的一大罪惡磬南山之竹，書惡難窮；決東海之波，訴惡不盡。六十多年真實的「自殺」人數千千萬萬無窮盡，本文僅舉幾筆：1949年至1976年，中國知識份子（包括其他階層）自殺人數驚人，包括作家、科學家、學者、教授、名導演、名演員、大學生等等，有學者研宄稱：僅「鎮反」和「三反五反」時期，除被處死刑外，有70萬以上的人自殺。「文革時期」自殺人數尚無確切數字，僅湖南零陵地區自殺人數就有1397人；文革發源地的北京大學被關被打的「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自殺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上海市在1968年至1969年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自殺的就有10000多人，有學者研宄認為「文革」初期就有20多萬人自殺。以下舉幾個典型例人物：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1966年）、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1966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徐冰（1968年）、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嚴紅顏（1969年）、著名學者熊十力（1968年）、北大英語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哲學家、中共創始人之一、武漢大學校長李達（1966年）、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1966年）、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1968年）、著名乒乓球運動員、世界冠軍榮國團（1966年）、著名乒乓球運動員、教練姜永寧（自縊）、武漢大學教授楊瑞六（1966年）、還有翦伯讚、傅雷、老舍、儲安平、鄧拓、言惠珠、上官雲珠（1968年跳樓）……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問題上，都是「重生輕死」的，在中國知識份子「自殺」如此之多之慘烈，只能說明中共統治集團及其黨魁，視知識份子為敵人、如草芥。知識份子在自己的祖國無法生存，沒有活路。打擊知識份子和知識份子大批自殺，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和人文藝術的正常發展，造成了中國經濟事業的發展滯後，造成了學術文化發展的斷層，進而嚴重滯緩和妨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三、中國知識份子被封鎖在社會的大黑牢籠中。

有學者研究，經過「反右派運動」，中共給30%的知識份子貼上「敵人標籤」。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民族大災難，超過「焚書坑儒」千萬倍，其後果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並直言的知識份子及其傳統，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顛倒了是非善惡標準，作為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知識份子被政治威權打落塵埃，難以翻身。每次政治運動知識份子首當其衝成為鬥爭對象，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中共對知識份子更多的政治限制和人格歧視。一個時期，大學公開規定知識份子「五禁止」·「禁郵（禁止與海外港臺通訊聯繫，親戚朋友的來信，由「組織」審閱）」·「禁書」（封存一切外籍書刊和「封資修」書籍，包括原著、翻譯書、參考書和資料彙編、索引）；「禁出境」（不允許出國探親訪友、上學、國外回來的親戚不允許個人接待，由「組織安排」）；「禁言」（不允許介紹國外情況，不允許讚揚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方式、成就……）·「禁友」（禁止與國外朋友來往，不許交外國朋友，不許接近外籍教師……）更為惡劣的是用「階級論」、「出身論」牢牢套住知識份子的脖子。結果「階級」、「出身」、「知識份子」三者是成為「黨文化」最具想像力和想像空間的「殺手鐧」。在中共布控的黑暗社會裏，此三者成了「原罪」，成了洗不盡、刮不掉的「烙印」。

另一種具有「軟暴力」特徵的「政治學習」，也是「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你「關心國家大事」，要你「領會」黨的方針政策的精神，「領會」「領袖」、「領導人」的講話精神，檢驗你的「政治覺悟」，考驗你的階級立場是否「忠誠和堅定」。大事、小事你必須表態，體現你的覺悟水平，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決心。稍有不慎，或被周圍的「耳目"、「小人」匯報和告密或陷害，就要抓你的小辮子，打你的棍子，你的前途和命運必遭劫難！如果你相信了騙子的誘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就上了大當，倒了大霉，輕者批判一通，「錯誤歸檔」，重者引來牢獄之災，殺身之禍！

四、「黨文化」置中國知識份子於死地的「硬武器」。

所謂「黨文化」的「硬武器」，就是「戶籍制度」、「檔案制度」、「單位所有制」和「政審」。一本「戶口簿」二兩重，它不單反映你或你一家居住某地，（你也只能居於某地，很少能夠搬遷的）；同時也反映了一個人或一家子人的有無人生存在的權利，有了戶口就有了口糧定量，就有了生活日用品的各種票證，如火柴票、煤油票、豆腐票、燒煤票……。戶籍把你與街道和單位聯繫在一起。你的一切包括生孩子指標、上戶口、入托、上學、參軍、結婚、工作就業；單位的生活票證，如開水票、洗澡票、節日供應票、過冬大白菜儲存、以及生病住院、死亡、追悼會、火化、骨灰安葬等等都由單位打理。一個社會生活有序的自然狀態被人為的分解割裂，被戶籍制度封鎖牢牢的。這決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這是中共統治的生死閥，讓人們一切依賴中共，把人「賣給了黨」、「賣給了單位」！！從而使所有的人產生一種「依附的價值觀」，一切依賴「黨、政府、組織、領敵府導」。不發糧票你得餓死！不發開水票你喝不成開水！不發洗澡票你十天半個月、一月兩月洗不成澡！社會生活規律、經濟規律、人際交往規律；一切應有的誠信、契約、條例、互利互信關係全作廢。這些實質上的非人性政策、措施、規定，百姓稍有不甚，失卻一項，就可能釀成大禍，那個時期，一位上海大學老教授，在學校膳食科領取了全家四口人的糧油票，被扒手偷光，老教授呼喊天地何用，找根繩子掛上吊死了！一家人活命糧票被偷怎麼活！好在學校的好心人，這個二兩（票）那個半斤（票）湊好了老教授三位親人的活命糧！這類悲劇那個時代常有所聞！

對於知識份子「個人檔案」更是捆綁的繩索，是「單位所有制」的利器，專業不對口，想調，「不成」；不滿意「單位」，想換一換，「不行」；要求調到分離己十幾二十年的丈夫（妻子）的居住工作地，「不放」；某人表現並不如單位領導的「意」，該放走吧，「不能便宜了那小子'！！至於說檔案袋裡裝著什麼，記錄了什麼，寫了什麼「組織鑑定」，至死都不可能讓你知道！那是掌握你命運的「秘密武器」！

另一種就是「殺人不見血"的「政審」了（政治審查）。審查一個人對「黨和國家是否忠誠老實」，對其政策是否擁護；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主要表現」以及是否有「違法違紀」的記錄。把人民的思想強制統一到執政者（官方）的價值觀上來，審查一個人的歷史，審查你的三代，直系親屬和主要社會關係中有無「殺、關、管」的，有重大歷史問題的和現行問題的；你是否劃清了界線，是否有正確的認識（其實你劃清界限，認識十分正確，你永遠還是「入另冊」之人、「內控」之人、「內外有別」之人），那年頭，「外調」成風，凡火車上「出差」的，大半是「外調」的，百姓說一封檢舉信：「一封信八分郵票貼上邊，你得出差一百天」！有的跑遍半個中國還沒有調查清楚！

五、中國知識份子被「黨文化」毒害後的困惑。

上述種種是「黨文化」的物化狀態。它使知識份子由獨立人格特徵的人生價值觀蛻化為人生「依附價值觀」，以至精神和意識的獨立狀態完全崩潰。必須依附一個無形的或有形的「圖騰」。上述那些控制和限制擺脫不了，必須依附於「領導」、「組織」、「上級」、「政府」、「國家」和「黨」。否則，就無法生存，反過來說，正是這種依附價值觀，客觀上使得中共黨層層「領導」專橫跋扈，貪污腐敗，濫用職權，打擊報復，草菅人命，無惡不作，無所顧忌。這種物化依賴，逐漸變成精神和意識的依附，知識份子就徹底「犬儒化」。「怕公僕」、「靠單位」、「不事思考」、「思維收斂」、「重物質」和「精神疲軟」大行其道，這就是「黨文化」的強大魔力。「怕公僕」是知識份子人格素質中最大的缺陷，而「不事思考」在精神世界範圍是最危險的，貽害無窮的思維特徵。「不事思考」的人，他的行為後果都可能是邪惡。如盲目依從權威和政治獨斷的人或意見。「不事思考」己成為一種較為安全的生活方式，因為他迴避了思考可能帶來的危險，思考若做到「真實」，那麼當政者的許多規則、教條、口號等會被顛覆，思考者就犯了大忌。「不事思考」是今天邪惡的來源，是群眾被操縱行惡的肇因。（最流行的是「我不關心政治」l)

「不事思考」使人的思維力被捆綁在「中央文件」、「中央電視臺」、「領導指示、講話、表態」上，沒有頭腦，沒有主體意識。「不事思考」的直接結果，是使人產生「思維收斂」，就是「到此為止」不再想下去，例如一味趨同的思維方式，總是抽象地停留在「普遍性」上，不再認為事物的「特殊性」，迴避認識事物的特殊性，看世界「一管之規」，寫文章「千篇一律」，處理事件「非白即黑，非黑即白」，對任何事情相信「只有一個答案」。這些特徵又帶出一個嚴重的後果「重物質」。它讓人碌碌無為，永竄伏於庸俗，精神貧乏之中。人活著只是為了食慾、貪婪、肉慾、性慾；毫無精神文化高尚的追求和付出，追求物質的高消費甚至揮霍無度。各級大小官員表現最烈。官員們追求「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正屬於這類「不事思考」的毒害。

「黨文化」是百姓乃至於民族「精神疲軟」，使人猶如剔除筋骨一樣乏力，像被閹割過一樣毫無激情；茫然不知所向，提不起生活興趣，不能應付困難和挫折，不能統攝外界事物，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一句話：「混」！（「你畢業分配了」，「混唄！」「你搞得不錯啊！」「還是混唄！」「混不出個人樣來別回來見我！「……）全中國村村寨寨、大街小巷「打麻將」瘋狂勁是「混」的典型，吉尼斯記錄！是一種懶于思考的「庸人哲學」，又是一種「不敢為天下先」的懦夫思想，還是一種「順水推舟」的投機行為。民族之大難矣！

六、徹底拋棄和肅清「黨文化」的深重影響，恢復中華神傳文化是當代人的歷史責任。

中國人民曾經共同締造了獨具東方神秘色彩的中華神傳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這個獨特的文化內涵，在斗轉星移、滄海桑田的一場場以天做幕地做臺的人類文明興衰的歷史大戰中，讓東方的華夏古文明奇蹟般地一脈相承、延綿不絕。其實，社會發展的規律就是這樣的，比如經過「成、住、壞、滅」的過程，中共殘酷統治六十多年，對中華神傳文化的玷污與破壞的確是慘重的，今天，中國人民找到破壞中華神傳文化的根源，同時也找到了恢復和重建中華傳統文化的出路，那就是從精神上遠離中共，快快「三退」。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外族侵入中原，推翻了漢王朝的統治，國家政權被顛倒，社會關係發生巨變，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入侵者卻不僅沒有征服被征服者，久而久之卻被中華文化同化，適應了幾千年來中華神傳文化所創立的社會關係，仍然維持和順應了根深蒂固的牢固的社會形態，中國社會也幾經繁茂，並放射出歷史的光輝。那時，外族入侵者所代表它本族的文化，包括民族意識、社會習俗、民族心理，以及宗教、語言、服飾、飲食，方方面面都無法取代或薄弱中華文化；相反，具有神傳的中華文明的生命力以及它豐富多彩、出神入畫，深邃的內涵卻被入侵者吸收，相補相溶從而推進了整個大中華文化圈的發展。但是，中共對傳統神傳文化的摧殘，對百姓的鎮壓、對知識份子毀滅、與歷史外族入侵中原不能同日而論，中共對中華文化的破壞摧殘手段原始野蠻殘酷，無所不用其極。本文作者己經敘述。

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己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在做，神在看。我們的先祖的道統是「信於神"，今天我們可以正大光明、坦坦蕩蕩地繼承和發揚。中共所犯下的罪惡，早己是人神共憤，天地之所不容；順乎天而應乎民，對這西來的邪惡，國人皆曰可殺！當然要清除危害了幾代人的「黨文化」，也非輕而易舉，一蹴而就之事。要花大力氣、下大功夫研究和分析它為何危害之深的原因，要正視中國百姓為何在二十世紀依然存在致命弱點，輕易就被「黨文化」毒害，國民的劣根性為何這麼難除，要從恢復人性的優秀素質抓起，從教育抓起（徹底清除中共對教育的一整套錯誤理論……）從優化社會環境的正氣純風抓起，要在社會建立一個「信於神」的全民信仰體系……總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歷史和現實都告誡我們，中華神傳文化數千年的積澱，先覺先賢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一定能夠在我們手中恢復她的璀璨光輝，特別是近二十年來，一種修煉文化的傳播為中華民族和全世界開創了一片神聖的天地，一片世上從來未有過的淨土。它讓中國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天清江月白，天清遠峰出，中國人己經感受到新的中國己經出現，新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將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動去擔當清除「黨文化」的歷史責任，讓中華神傳文化更加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光輝永不熄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