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生育應全面取締(圖)
多胎化關乎人權而非國貧根源
政府主導的幾十年計畫生育殘暴行為，與大飢荒、文革等人禍不相伯仲（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2月13日訊】計畫生育應全面取締
一九七○年代我隨父母下放西北農村期間，每天上下學路過大隊部院內衛生所簡陋診室，隊部後院是三年級以下小學校。診所內窗台上擺放一排同樣規格的透明大玻璃瓶，農婦被強制人流後泡在藥液中的成形胎兒依大小順序蜷縮其中，更可鄙的是作為計畫生育成果公開展示，讓那些不滿十歲小學生人人生畏。小診所泥巴外牆上工整地塗寫著紅色「計畫生育就是好」標語，何等殘暴。一孩化計畫生育政策被政府美化為「甜蜜的事業」，掩蓋其極其殘暴面目。對育齡女性的暴力人流、結紮和上環，同時伴隨著對超生者的拆房、搶糧和羈押。政府主導的幾十年計畫生育殘暴行為，與大飢荒、文革等人禍不相伯仲。
政府非人道強制推行了三十五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官方炫耀少生了四億人，為世界人口作出莫大貢獻，但被西方以人道和人權原則極力批判，只能是一個自說自話但充滿纍纍血淚的殘暴「笑話」。現在全面放開二胎，但依然是計畫生育，超生則意味著還會像前三十年被高額罰款、開除公職和嬰兒黑戶口。再者，高昂的生育成本，讓二胎育齡父母望而生畏，其原因就在於政府放棄本應承擔的生育福利義務。
這與西方發達國家優惠並鼓勵生育、年輕父母優生優育有本質不同，區別在人口的社會創造力。常識告訴人們，窮國生育水平較高，富國生育水平較低，這是合乎人口規律的普遍現象。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並不是由於生育水平低才發達的，而是因為他們發達後，生育率才自然降低。這說明一國政治清明、尊重人權和經濟發達，才是優化人口的根本，並不需要政府實行計畫生育強制降低生育率，因為發展經濟和教育就是最好的避孕藥。大陸政府的計畫生育邏輯即權力意志體現，寧可社會老齡化，反正大小官員不差養老金、住房、醫療及子女教育特權，甚至全家移民國外。
計畫生育掩蓋治國無能
中共建政的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人口四點五億，一九八○年人口九點八億，開始立法實施計畫生育，此前三十年生育權保留在家庭和個人之中。毛時代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踐全面失敗，中共意識到不得不「改革開放」、否則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但是，前三十年失敗的制度遺產需要有人買單，也需要替罪羊，否則權力正統性和暴政合法性將無以立足。於是，官方首先將獨裁者毛澤東前三十年統治的慘絕政治失誤，以平反歷次政治運動冤假錯案、逮捕「四人幫」而轉換為政治正確；其次，將前三十年因頻繁發動政治運動、輕視建設經濟而直接導致國家貧困的罪過，怪罪於人口增長。普通中國人最終成為共產制度罪孽的買單者和替罪羊。但是，極權在本質上與民為敵，將人工具化綁架是其本能，於是改換面目、新的一輪對人權剝奪的計畫生育政策粉墨登場。
國家貧窮病因不在人口增長，而是制度路徑、治國方略從根本上選擇錯誤，沒有通過發展經濟來發揮人口優勢，反而極大地束縛人的創造力。同樣，計畫生育踐踏人性、侵犯人權、剝奪人存在最底線的生命權、生存權，更造成男女比例失調。前三十年積攢的人口紅利，因錯誤的三十五年獨生子女政策而消耗殆盡，人口危機等社會問題將接踵而至。在一個正常國家，人口多從來都非國家最大包袱，反而人口少會引發危機。中國大陸人口政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始終與政治息息相關，而不關乎自然生育規律，這點非常重要。一九五○年代馬寅初在其專著《新人口論》中，預見性地倡導家庭兩孩的計畫生育，並未主張強制推行一孩化，但他沒料到的則是三十年後官方強制推行一孩化。由此可見權力政治對科學的肆意篡改和踐踏。
既然人口問題在大陸是政治問題，那就必須從政治上尋找病根何在。中共建政後按照蘇聯共產模式改造中國，「人民公社」大鍋飯違背農業規律，糧食產量並未提高；蘇聯援建的工業項目經濟效率不高，民用品極度短缺；民間經濟被消滅，自由買賣被取締，其結果是人的創造力完全被限制和剝奪。專制獨裁政治剝奪人權，成為一切災禍根源。
政府侵入家庭意味著災難
人口不管出於繁衍本能，還是愛的結晶，都應遵循自然選擇的結果。我們強調人口問題調節閥在家庭，也即家庭依據經濟水準、優生優育和父母權益原則，做出生育數量的自我要求。中國大陸六十多年來生育峰差的變化，並非依據國家經濟水平，而是與政治密切相關。可見在中國大陸，人口問題始終是一個制度問題，所謂經濟理由只是一個彌天大謊——掩蓋治國無能、重政治輕經濟的事實。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近鄰前蘇聯、朝鮮和越南，都不曾實施反人性、反人類的計畫生育政策。當下放開二胎生育，也不意味著能夠解決現實的人口嚴重老齡化社會問題；依然保留的二胎計畫生育國策，反而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罪魁禍首。早幾年即肇始的「民工荒」，是對計畫生育政策惡制度遺產最明顯的報應。
六十多年來生育政策變化起伏，從來都是政府運用嚴酷的政治行政手段控制人的自由的方式之一，只不過通過生育規限加以實現，並非出自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黨國一體的制度性危害，始終被深深掩蓋。現在中國大陸是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即使出自對已經來臨的老年社會的恐懼而開放，但依然沿用計畫生育國策。唯一的解釋是權力對人的生育自由因不能提供生存機會而產生的恐懼。
「養兒防老」在傳統意義上是男權意識作怪，並非兒子比女兒更為孝順；傳宗接代觀念，一方面因為教育水準普遍提高，逐漸變得淡薄；另一方面完全被獨生子女政策徹底顛覆。全球多數國家養老問題，從來都是政府職責和義務，但中國政府推卸和逃避養老義務，將政府養老推卸給家庭和子女，高稅收而不盡責。臺灣GDP不及深圳一座城市，但是全臺六十歲以上居民，不分城鄉、職業和性別，平等納入政府養老范圍。反觀大陸，唯有政府公職人員，才享有能夠維持中上生活水準的養老資格，更多農村老人和非公職人員，只有不夠維持最低生存的養老金。中國大陸養老制度從來都是非常不公正的等級制度。
近期大陸全面開放「二胎」政策，政府依然是「計畫生育」裁決者和執行者。但是，國內很少有人意識到人口問題其實是一個基本人權問題，關乎人性和家庭權益，而計畫生育政策實則是對人權的剝奪。人口眾多從來都非國貧的經濟問題。計畫生育掩蓋治國無能，人口眾多成為經濟凋敝的替罪羊——人口優勢應從技術創新、資源開發等加以消化，而非因制度弊端來託辭就業難。人們忽視三年大飢荒、文革等人禍政治運動，才是遠比計畫生育政策更為恐怖的人口滅絕。計畫生育涵蓋的獨生子女、二孩化政策，均是對家庭和個人權利的擠壓與剝奪。生育權應全面回歸家庭，政府無權干涉，唯有提供基本生育福利義務；社會老齡化嚴重，政府應承擔平等養老義務。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