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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敢挑戰毛澤東的鬥士劉文輝(下)(圖)

五七鬥士

 2015-12-06 09:2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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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全家都在苦難中

1969年2月下旬的一天,距離第二次被拉出批鬥十天,看守一聲高叫:「1548,整理好東西!」302室難友都知道我將出去了。我把一些日用品及幾件衣服留給三座胡兄,臨走又脫下三哥那雙高幫軍靴,留給他。三座胡兄一向同情鼓勵我,且像輝哥一樣有思想有才華,我真有點依依不舍。胡兄緊緊擁抱我,祝賀我「自由」,低聲叮嚀:「兄弟,要活下去!一定能看到公道戰勝邪惡的那一天!」此前,胡兄已預測我將回原單位,但少不得頂著「現反」帽子。進入1969年,上海第一看守所「入住率」越來越高,每一監舍增至15人。胡兄分析,全國監獄已人滿為患,為騰出空位給不斷湧現的新增政治犯,當局借「六廠二校」無產階級專政經驗,不得不清理一批已結案的輕犯。像我這樣在看守所滯留較長的未決政治犯,可以放到社會上去,交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深刻體驗無產階級群眾專政。否則,那些新生的「現反」,抓進來關哪兒呢?只能「長江前浪讓後浪」了。

胡兄還睿智地估計我出去後的日子並不好過,所以諄諄囑咐,反覆說「活著就是勝利!」我與胡兄患難與共,無話不談,成了思想密友。分別在即,我一再感謝他對我的照顧與鼓勵,萬分留戀。誰料這一分手,竟成訣別。

進來兩年三個月餘,終於邁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門,回到熟悉的日暉四村12號。可二樓16室已被造反派「徵用」,只得躋身底樓四室大姐家中。

回到家中,「反革命」也罷,「管制」也罷,總該比蹲監自由一點吧!可我一進家門,年邁雙親滿頭白髮、目光呆滯,竟無一絲笑容。老父親的彎腰駝背更厲害了,眼瞪瞪地端詳我許久,枯皺的嘴唇翕動著,不知說了什麼。一輩子很少流淚的老母親眼淚汪汪,不知是喜出望外還是悲慘傷心,只低聲說了一句「文忠總算回來了!」鄰居老老少少,包括幾個戴紅袖章的造反隊員,一齊擁到12號門口,一些人還踏在門框上,亂哄哄地指指點點:「劉家小囡回來了!」「文忠出來了!」「去,去,去!看什麼西洋鏡,還不是裡弄裡多了個反革命管制分子!」老父親顫抖雙手,輕輕掩上家門。

晚飯後,我顧不得老父母要早點休息,也顧不得自己明早六點得按規定進廠報到,急急向父母與大姐詢問我們被捕後的家中情況。提到輝哥,一家人失聲痛哭,從父母與大姐斷斷續續地哭訴中,我知道了兩年多來家裡經歷的一系列恐怖。

1966年11月27日,我與輝哥一起深夜被捕。三姐文珠正在上海休產假,住在樓下四室,睡床上面一扇小窗,正對樓梯,二樓16室就是我與輝哥及父親的16室。那天夜裡,三姐心裏慌慌,臨睡前見輝哥一直抱著小甥女彤蕾呆坐兩小時,便有一種不祥預感,上床後久久難以入眠。午夜時分,起風了,12號大門被北風刮得乒乓響,寒流一陣緊一陣,三姐的心也陣陣抽緊。她只聽樓梯上有人跑上走下,並無汽車聲,估計今夜不會有什麼事。可天還未亮,凌晨五點,老父親下樓,呆兮兮地說:「文輝、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與母親,一下子跳起來,父親說大約晚上十一點來鐘,民警衝上來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輝,便衣又仔細搜查,連一角紙屑都不放過,到凌晨三點多,拿走文輝的一大捆東西才離去。三姐問父親,他們兩兄弟究竟幹了些什麼?父親說,幾個月來文輝一直在寫東西,寫完後東藏西藏,他勸說也沒有用,自己一直擔心要出事,終於發生了。

三姐很後悔,傍晚聽說派出所開緊急會議,已有不祥預兆,為什麼夜裡不上樓去看看,最後見一下兄弟?三姐慌忙查看從陝西帶回的傳單以及兄弟串聯帶回的資料,統統塞進嬰兒尿布堆,怕再連累兩兄弟。上午九點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來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著訓話,說你二個兒子都是反革命,你們要老實配合政府揭發交代。三姐上前問:「唐同志,他們到底犯下什麼罪?」唐說:「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風呼叫,第二天人們都穿上了棉衣。三姐想到忠弟的秋衣秋褲洗掉了,文輝也是一身兩用衫,兄弟倆怎經得住天寒地凍?便問唐民警什麼時候可以送棉衣棉被?唐說,上面會通知的。一家人都沒想到輝哥會寫那麼激烈的匿名信,三姐安慰雙親,叫他們不要太擔心。然後為輝哥與我準備冬裝與被褥。

輝哥一向清貧,被捕時衣衫單薄,三姐專門為他新做一件棉背心。輝哥患有嚴重鼻炎,三姐又買了些滴鼻藥水。大約過了一星期,派出所才通知家屬可以送棉衣被褥。三姐一直擔心我們會在牢監裡被凍壞,何況九弟文忠還是個殘疾人。她常與大姐、父母一起嘮叨掛念,說著說著,一家人都紛紛落淚。

家人回憶告訴我,輝哥被殺,恐怖的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時。母親和大姐抱著未滿週歲的彤蕾(三姐女兒),剛從醫院看病回家,只見一大群鄰居,擁在我家12號門口,越聚越多,不僅有日暉四村居民,還有旁邊市民新村的,數百人把我家團團圍住,我家房後花園籬笆都被擁塌,花草遭踐踏,還有人把底樓四室門窗砸碎,一批人聲嘶力竭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劉文輝、劉文忠、劉宗漢!」派出所民警衝在前面,高叫:「快快交出槍決劉文輝的子彈費!」老父劉宗漢被裡弄專政隊押著,跪在家門口,頭戴「反革命分子劉宗漢」的高帽,「劉宗漢」三字照例被打紅叉,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大牌,上寫「鎮壓反革命分子劉文輝!」背上再用墨汁寫上「嚴懲反革命分子劉文忠!」劉某某處無一不打紅叉叉。父親已被「革命群眾」鬥得頭破血流。

面對家門口的「現場批鬥會」,母親緊抱大哭的小外孫女,堅強擠進人群往家裡走。這時,一些造反派與小孩抓起泥巴或垃圾扔過來,母親急忙用身體護住懷抱孩子。造反派強行押母親去陪鬥,一個好心鄰居阿奶,擠上去從我母親懷中抱走小彤蕾。大姐驚恐得跺腳大哭。大姐十四歲的大兒子,上前保護跪在地上遭打的外公外婆,被一群紅衛兵揪出去打一通。另外三個六歲、八歲、十歲的外甥,嚇得躲到床底,渾身發抖,大哭不止。

混亂中,派出所民警與造反派頭頭,擲出劉文輝的判決書與法院通知書,蠻橫地向母親索要「子彈費」。母親忍著眼淚,默默拿出二角錢。他們拿到「子彈費」,擠出人群,煽動革命群眾:「對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暴虐一直持續到天黑,呼喊口號、革命義憤、圍看熱鬧,畢竟需要體力支撐,革命群眾終於革得累了、疲勞了,人群漸漸散去。可晚飯後,底樓四室門窗不斷遭石頭襲砸,又有革命群眾向我們表示「無產階級立場」,直至所有窗戶均被一一「表示」。大姐只得用床單掛在窗上,稍擋春寒。

一家人圍在電燈下,大姐顫抖雙手,驚恐萬分地打開民警擲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一邊哭著,一邊輕聲念給父母聽。

最高指示

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一九六七年度滬中刑(一)字第3號

公訴機關: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反革命犯:劉文輝,男,現年三十一歲,上海市人,住本市日暉四村十二號。現在押。

案由:反革命

劉犯文輝原係反革命子弟,一貫堅持反動立場,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五七年,瘋狂地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大肆污蔑我歷次政治運動和各項方針政策,被定為右派份子。一九六二年蔣匪叫囂反攻大陸時,劉犯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劫船投敵,進行反革命活動。一九六六年案發從寬處理管制三年。但劉犯仍堅持與人民為敵,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竟針對我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社會主義制度是‘戰爭的策源地’,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全民大迫害’。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竭力吹捧蘇修、美帝「申張正義,崇揚真理」。公開煽動地、富、反、壞、右分子組織起來,進行暗殺活動,佔領我黨、政、軍機關,奪取槍支彈藥,進行反革命暴亂,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政權。與此同時,劉犯又指使其弟劉文忠(另案處理)到廣州等地探聽邊防情況,企圖偷渡投敵,進一步從事反革命宣傳鼓動。

上述罪行,有同案犯的供詞以及查獲的反革命「十六條」等為證,證據確鑿,劉犯亦供認不諱。

綜上所述,本院確認:劉犯文輝是一個罪大惡極、拒不悔改、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之規定,特判決如下: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一式二份,上訴於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發出

民警扔下的另一張紙是法院給劉宗漢的通知:

「反革命犯劉文輝,已由本院判處死刑,並報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將劉犯文輝執行槍決。」

剛剛遭受殘酷批鬥的老父,不顧頭頸撕裂、腰腿劇痛,顫巍巍接過這兩張奪命紙,抖抖嗦嗦撫摸著,連聲長嘆:「我劉宗漢作了什麼孽,要遭到如此報應啊!」「我害了輝兒,我株連了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從不落淚的母親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驚惶失措,一個個呆坐到天明。

第二天,「槍決罪大惡極、死心塌地現行反革命分子劉文輝」的海報貼滿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貼到我家弄堂口和12號門牆上。此後幾個月中,整個日暉四村288戶人家,加上附近市民新村與一批批聞訊趕來的「參觀者」,天天圍著我家指指戳戳,說長道短。老劉家出了三個反革命分子,全上海「殺、關、管」的典型戶,免費參觀的政治動物園。

從此,父母進出家門經常遭人罵,丟石頭,還有小孩潑髒水,母親都無法外出買菜購物。

文革以來,紅衛兵反覆抄我家,造反派一次次批鬥丈夫,兒子被殺、被關,母親一一咬牙挺過來。但災難遠未結束,不久更慘痛的事又發生了。最後一擊是大姐單位江南造船廠將我家二樓16室強行沒收,理由是這家出了三個反革命,一個被鎮壓、另一個被關押、還有一個被管制,「管、關、殺」齊全,尤其這個反革命老頭,還有什麼資格居住工人新村?必須掃地出門。造反派把我家所有東西,傢俱、衣被、生活用品通通扔到門外路上,一些人趁火打劫哄搶東西。父母欲哭無淚,走投無路,叫外甥快通知其母親。大姐急忙從廠趕回,幫助母親搶回財物。造反派威脅大姐,必須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裡弄專政組也要家屬站穩立場,不准同情反革命。姐夫為了保護四個孩子,開始拒絕老丈人進門。一個堂堂三十年高級白領,一個為了愛國不願赴臺留港的金融人才,一個積極支持兒子參加地下黨與抗美援朝的知識份子,終於醒悟長嘆:「我劉宗漢‘愛國沒有好下場’啊!」斜土路日暉四村12號全樓24戶人家,清一色江南廠工人階級,監督「反革命劉宗漢」是他們引以為榮的階級立場和革命本質。白天,外甥們不敢當著革命群眾的面給外公送吃的,晚上乘沒人注意,偷偷送東西給外公。這一時期,乃是我家最慘不忍述的一段歲月。老父株連了九個孩子,三兒子文輝剛剛被殺,小兒子坐牢不知何時出來,長子在無錫農村被「內控」,四兒子進了學習班,五兒子隔離審查。小女兒遠在陝西,已出嫁的兩個姐姐雖在上海,但無能力保護母親,只有向外地黨員幹部的二哥求援,他家是母親惟一的安全小島。當時,中共的階級鬥爭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座大監獄。

父親掃地出門後,隨身只帶著三件專政組規定的工具——大掃帚、垃圾畚、挖陰構的鐵鍬。他流浪在新村街頭,晚上只能龜縮在樓梯牆角,夜裡凍得瑟瑟發抖。外甥偷偷摸摸給外公送吃的,或送替換衣服。一週後,父親在飢寒交迫下病倒牆角,派出所與裡弄專政組怕出人命,強迫姐夫接受老丈人,父親才結束不堪的「門外流浪」。

1967年輝哥被殺後母親第一次逃往蘇州,以幫二嫂帶新生兒為藉口。可母親離家不久,一份公安通知就到了二哥蘇州居住區。二哥雖是孝子,但更是個黨員幹部。一貫的黨性原則使他深陷兩難選擇。是孝敬父母還是忠於黨?是聽毛主席教導還是聽父母的話?忠孝兩難全。二哥還來不及大義滅親劃清界限,二嫂卻搶先一步。二嫂是蘇州101部隊醫院護士長,也是黨員軍人。101部隊革命派在家屬大院貼出大字報,勒令「反革命婆娘滾出去」,還組織圍攻施壓,為了軍籍黨籍,二嫂迫於壓力,沉下臉把婆婆趕回上海。她的這一「驅婆事件」深深刺痛我們兄妹,造成幾十年的隔閡。文革結束劉家三件冤案獲平反不久,四哥陪我專門去蘇州探望二嫂一家,想挽回以往隔閡,料想不到二嫂趕我們二兄弟出門,引發一場爭吵,從此劉家幾十口人至今與二嫂無來往。我們不理解究竟是她受階級鬥爭餘毒太深,還是心裏有愧欠。倒是她的二個兒子成年後對中共與文革有了不同於母親的認識,很敬重犧牲的三爺叔。

被趕回滬的母親,不堪忍受地獄般的「裡弄專政」——隨時隨刻會闖進來開批鬥會,她更不忍心看到丈夫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不久便又逃往陝西三女兒家。三姐夫是西藏公安幹部,作為軍屬家眷,多少可躲避沒完沒了的批鬥。三姐交大畢業主動申請到「小三線」國防單位,陝西省寶雞附近的大山溝裡,相對與世隔絕。在三姐的庇佑下,母親總算躲過了文革最猛烈最慘酷的年份。

母親曾默然告訴我:文革中她面對「被殺」,「被關」、「被管「的三位親人慘烈遭遇,如果不是帶著三姐天真活潑的獨生女彤蕾,她真有可能難以支撐下去,走上絕路。

我追問父母:「你們沒有保存輝哥的骨灰?」他們痛苦回答:「這種年頭,哪有膽量去要骨灰?」父親含淚說:「也好,這個倔強兒子遲早會被他們殺害,早走,倒也免受了數不清的折磨。」夜已很深了。父母、大姐邊泣邊訴,恐怖歲月從他們口中汩汩流出。聽著親人敘述,我心潮難平。輝哥沒有骨灰、沒有墳地,也沒有人敢為他清明上香。蒼天啊,這就是你給予他的待遇嗎?!我對著窗外黑夜,佇立良久,暗暗發誓:「三哥,兄弟我將來一定要為你申冤,為你樹碑立傳!」到目前為止,劉文輝一案的檔案仍屬保密,親屬仍無法查閱此案資料,無法獲知輝哥被害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動罪證」。不過,可以斷定,對輝哥的迫害過程極其殘忍,當局不敢公布。

2000年以來,因寫這部回憶錄,我查找了不少文革義士的資料,如張志新、遇羅克等。但這些文革義士反文革、反林彪、反四人幫,但不反毛,或曰不從根本上反毛。他們最多輕微反毛,更沒涉及反共。劉文輝與林昭則既反文革也反毛,甚至反共,而且是徹底反毛反共。因此,文革結束後,儘管中共改革派出於反文革這一政治需要,必須抬出幾位「反文革義士」,只能找到反文革不反毛的張志新、遇羅克,決不會找到劉文輝與林昭。事實上,從反毛反共的激烈程度上,劉文輝超過林昭,這也是劉文輝至今仍未得到中共官方「認可」,而林昭卻得到「有限度宣傳」。我的輝哥,領先時代至少三十年,卻至今尚在絕大多數國人視野之外。反毛之所以至今仍為禁區,當然是反毛連著反共。中共當然不笨,「徹底反思文革、等於批判共產黨」,「清算毛澤東、等於清算共產黨」。因此,鄧小平一再強調「文革宜粗不宜細」,號召「淡化」,最好「淡忘」。文革博物館自然不可能由中共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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