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最幸福」說之濫觴，大概連現代中國考據魁首的北大老校長胡適先生也探究不出來了。說者在我的「帽子」上綴以「幸福」的花環，未免幽默得太殘忍了。也許吧，他們是觀察表象得出的結論：戴帽後仍讓我隨班讀書，畢業時竟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帽兄中免予處分並留校察看者雖寥若晨星，畢竟還若明若暗似有似無地散隱在燕園中；而那個物理所，即使沒戴帽的物理系畢業生，也是最為想往的處所。第二年（1959年）物理所搬到中關村新址後，雖仍是科學院第一大所，全所連我在內卻只留剩四個右派，其中一位終身未嫁的助理研究員，文革伊始就自殺身亡了；另二位從事的是服務性工作，卻讓我做了科研。他們拿的是生活費，發給我的是高出一倍、相同於其他新入所研究實習員的工資。
「幸福」何以頻頻降臨我身？我也不明白。反正我沒有向耶和華祈求過保佑。上述物理所另二個右派中有一位卻從小就是虔誠的教徒，即使在泰山壓頂時也從未中斷過每餐之前的感恩，只是旁人難以覺察。他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學，善良、樸訥，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一向語不涉政治，僅僅因為信教就被打入了另冊。聖父聖子聖靈沒有護佑得了如此堅貞的子民，上帝也被狂暴的反右逼退了。
因為我「出身好」？父母不識字，原租種本家祠堂的田畝，孩子多了（我是老六）難以為繼，就去了縣城打工。對這種引車賣漿者流的家庭出身，我既未炫耀過也沒自卑過。正如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言，父母他們沒什麼文娛活動，就以上床生孩子為樂，這出身哪能由得了我！即便如此，就出身說，我們同學中也有共產黨的烈士子女被打成了右派，比我高貴多了。另一方面，反右積極份子中倒不乏來自剝削階級家庭者。顯然「出身」這一條不成立。因為我是學生幹部？入學時是團支書，後為總支書記。那時沒有班主任或輔導員，黨員都是「調干生」學習困難，還得分派成績好的同學一對一幫助他們，因此，所有工作都落到了團幹部身上，記得例如像每個同學宿於哪張床鋪之類的事也是叫我劃定的。北大物理系的功課很重，工作，對我的學習曾小有影響，但我從未有過抱怨的念頭，像我這樣的家庭經濟情況，能上大學而且是北大是很感激的，當然應該多做些社會工作。事實是給我戴帽前，我們級的黨支部書記已被劃成了右派，「官職」總比我大吧，可見最大的學生官也不握有免死牌。因為我「罪行小」？我沒有寫過大字報，旁聽大辯論時沒有發過言，沒有參加過「百花學社」等鬆散的學生群眾組織。不過我購買過北大學生自辦的《廣場》雜誌，後來這被說成是從經濟上、進而推論為在行動上在政治上支持右派份子向黨進攻。其實，那時我對一些右派的話語除深受震撼並在內心有些讚賞外，至少在形式上不大習慣，至於物理系劉奇弟的揚白幡以招魂肅反受害者及其他一些右派的做法，當時的我認為太過火了。
最終是，我也難逃噩運。大概是因為我接受了伏爾泰的理念吧：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將維護你說話的自由。當時我還不知道伏爾泰這位法國思想家的名字，然而雖歷經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還沒有被徹底扑滅的北大傳統或說「北大精神」已春雨細無聲地沁潤了我的心田。例如，我作為成員之一在年級反右三人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班級三人小組的成員時，提出應由一名左派、一名中派、一名右派組成。毛澤東說毒草只有讓它放出來，才能鋤除，既教育本人也教育大家。基層領導小組中有了右派代表，更有利於在群眾中引起爭論、放出毒草。你左派手裡有真理，你怕什麼，真理越辯越明，辯論過程不就是對包括本人在內的全班同學的絕好教育過程。我也去看望過外校已戴帽的中學同學，他們也是人，暴風雪中尤盼故鄉送炭人，從生活上關心也有利於他們的改造。這也是照毛澤東的說話行事，毛澤東講他也有幾個右派朋友的！諸如此類。後來算總帳時，我被指責成和右派感情相通，站到了右派立場上，為右派爭領導權，是右派份子的代言人……，云云，於是把我也劃成了右派。我很慚愧，當年沒有起到一個右派份子的作用：大聲疾呼，宣戰「三害」（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根由是我的「階級侷限性」？此前的經歷決定了我不可能轉變得那麼快。
壓斷駱駝脊樑的最後一根稻草據說是所謂的「探索集團」。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園裡有如火山爆發般噴湧出了遍野大字報。右派們雖自認為真理在握，但一開始他們就陷於左派的汪洋大海。一些動機各異的人自覺地站在共產黨的一邊，或強扭「辯論」、或斥責、或漫罵、或批鬥、或推搡，左派們慣於仗勢壓人，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這也在感情上逐漸地把我推向了右派。如此亂哄哄地一個多月後，人們疲倦了，運動歸於低潮。數學系三年級（四年級已畢業走人，一二年級的按慣例要看看高年級動靜）的一些團幹部此時仍唸唸不忘幫助黨除「三害」，就來拉物理系三年級的團幹部，討論如何排除左右二方的干擾，使運動走上「正規」。我也去參加了一次，在文史樓底層的一個教室裡，課早就停了，天氣又熱，有的騎在椅背上，有的坐在課桌上，或穿汗衫或光膀子，反正都是男生，你講一通我說一氣，嘈嘈雜雜收了場。數學系的說要就討論內容出一張大字報，我表示反對。倒不是本意上我和他們分岐太大，只是認為自己是個總支書，總得講點「組織性」，剛才討論時我的發言就最左，而且沒有議論出一個統一意見。後來他們還是沒通知我就出了大字報，並有位當時是數字系學生的中學要好同學衝到我宿舍房間裡大罵我是膽小鬼，我什麼時候當過膽小鬼！叫他打著手電筒筒照著我去補簽了個名，那上面寫些什麼我都沒有看。其後幾天，那些數學系學生在廚窗裡貼出了一批小字報，總的題頭叫「探索」。於是，劃我右派時就硬說我是「探索集團」的成員。說凡是「探索」者一概劃右派。其實也不盡然，至少和我同房間就有一同學也去參加了文史樓的侃大山，雖然我的發言最左，但那位同學卻沒有戴帽。
還有件事可以一說。當運動發展到開始給人戴右派帽子時，反右領導小組開會不再叫我參加了。於是我明白我被撤職了。對那點「官」職到無所謂，但是被組織上誤解，當時的我很為傷心。因此，主動上交了日記本，請組織上審視。一個人的日記是內心深處的獨白，最能看出此人的思想實質。它不像《雷鋒日記》那樣寫出來是登在報紙上讓大家去看的。很快那本日記被退了回來，大概當時他們對我不感興趣吧。可鄙的是，到1958年2月後我的日記本竟「失蹤」了，戴完我帽子後它又被暗中塞了回來，至今沒有任何人向我解釋過這件事。既然物理系的太上皇（工作組組長）已欽定我為右派，鼠竊狗盜之輩於是就主要從我的日記本上拼湊出了材料。2007年一位已入籍美國的當年同班同學說那時所發批我之材料上註明取自我的日記。
1958年1月底，北大剛經歷過「反右補課」，於是召開了慶祝勝利的反右總結大會。這是自「5•19」以來從未舉行過的到得最齊的全校師生大會，會議最後由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先生莊重宣布「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即不再抓出新的右派份子，並通告明天起開始放寒假。言猶在耳，我卻在其後被「補劃」成了右派。被有計畫地補劃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有一群，例如我們級的黨支書也是其中之一，我不過是最後一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死鬼而已。再次的言而無信，再次的欺騙群眾。長袖善舞的「陽謀」家們並不把黨委書記代表黨所作的莊嚴承諾放在眼裡。日期是他們劃定的，承諾是他們作出的，法律是他們制訂的，於是他們認為既然一切皆由他們恩施，他們就可以隨時收回。不是有人公然宣稱了嘛，就是要「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北大師生成了釜魚幕燕，唯有任人烹煮。其實，黨委書記、工作組長也只是一線指揮者。「5•19」之後，燕園裡就不乏身著楚楚中山裝的陌生中年人前來觀看大字報，有時甚至是在夜深人靜時被簇擁著默默觀看後一言不發地走人。由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來北大給學生傳達了毛澤東的「五不怕」指示（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以幫助共產黨除三害）等等原因，北大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國最早出現鋪天蓋地大字報的單位，是最早發生大規模群眾性的幫助黨除「三害」——後來則被稱作是「右派進攻最猖狂」的處所，自然就引起了反右運動領導者們的高度關注。
定義右派就是反革命並開始大規模抓右派後，燕園裡一片肅殺。很快地，劃一個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裡開個會，無需事先告知大家，臨時提溜出來的被劃分子垂頭喪氣地站立在黑板前，三二個反右積極份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幾句（群眾漫應著）或不喊口號，不到半天就可以報銷一個。日本軍曹在南京大屠殺時殺紅了眼睛，比賽起了誰殺人殺得多。1958年的北大劃右派，有些人也劃紅了眼睛，這可是邀功請賞火線入黨的難得時機呵。例如，一同學僅就所發教科書（「一邊倒」翻譯自蘇聯，不過講課教授們不屑一顧）中的肉麻敘述信手寫了個積分公式，什麼化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詩人、文學家、語言學家、文字學家……，所有的「家」從負無窮到正無窮「f(家)d家」累加起來，就是羅曼諾索夫。這不是冷嘲熱諷、惡毒攻擊蘇聯老大哥嘛！戴帽。其實，那位羅先生是俄國人，憑他的貴族身份倘若活到蘇聯時代，定不會有好果子吃。雖然如此，待到劃我時，理應是最後一個了當更順溜了，可是班裡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竟要討論三天以「統一思想」，為我辯護者說即使拋出的材料鑿實，此人沒有城府，對誰都不設防，坦白率真得像個孩子，不能劃呵。於是從哲學系調來了打手，由他們主打。其實，我的命運早就確定。真正劃我為右派的場景，據說頗具戲劇性。物理系工作組組長楊述先生隨手從桌上抓起一枝鉛筆，在黑名單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劃了一條線。這一劃，劃給了我一頂右派帽子，劃給了黑線下面緊挨著我的那個同學一頂院士帽子，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述夫人韋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錄》一書中說，「搶救運動」時楊述在陝北綏德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受盡冤屈，頭生幼女也因無人照料而夭折，年輕的母親說「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抗日戰爭勝利時，急需大量幹部去各地搶佔地盤，這批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份子又得到了重用。到1949年進京時，楊述他們儼然已成了「老幹部」。楊述先生經過「搶救」，路線覺悟大為提高，革命銳氣打磨殆盡，知識份子的良知也難覓蹤影了。到反右之前他已升任為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兼北京市委宣傳部長。連他的愛妻也說「這時候，他任部長既久，已經變成以上級的思想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這個圈子裡轉，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經和綏德時代不同了，我們兩個常常談不到一起了。」四十年代楊述他們抱怨「為叢驅雀」，五十年代他們自己也「為淵驅魚」起來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呵！什麼叫「路線覺悟」？倘若上峰指鹿為馬，你老兄竟還要說什麼皇帝的新衣，路線覺悟也太低了，等著挨「搶救」吧，當年就有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等人沒有被「搶救」過來而死在了延安；能夠跟著嚷嚷「就是馬，就是馬」，前途則豁然寬廣；如果會用一百種方法論證鹿即是馬，立馬叫你當政治局委員。至於是否剝削階級出身、本人幹過什麼齷齪事之類，倒是無所謂的。姚文元、張春橋之流不就是例證。倘若說「搶救」運動還主要是當時在陝北的青年知識份子的一個坎，「反右」鬥爭的受難者已擴大為全國所有年齡層的知識份子，「大躍進——大飢荒」、「文化大革命」則把全國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這些運動間難道不存在傳承關係？其中哪個受到過批判？連提都不提了，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一切「向前看」嘛。於是，君不見它們相繼橫掃了中華大地！「文革」一開始，楊述又被打成了反革命，12年後平反時已成廢人並很快就病故了。沒有聽說過楊述先生即使是在此期間對「反右」有何反思。《思痛錄》中也沒有敘說楊述在反右期的表現，相反講楊述說過北大的「年輕人犯錯誤該保護」。我寧願相信這是韋君宜先生的偏聽偏信，而不是為親者諱往丈夫的臉上貼金。事實是，例如和我所在班緊接的那個班，右派比率超過了三分之一！包含那個班我們整個年級的右派比率也高達20%，雖然毛澤東規定一個單位的右派比率是5%。當時的物理系是北大最大的系（1958年下學期起該系分成了3個系，外加現代物理系），物理系學生中右派的絕對人數和相對比率，皆居理科諸系的首位，在全校各系中也數第一。如此多的右派、這麼高的比率，和楊述先生沒有關係？只說楊述「愚忠」，如何「被吃」，不提他「吃人」，劉奇弟等地下冤魂恐怕不會答應。楊述原有的知識份子精神死亡後，僅用為虎作倀、身不由已來解釋他的行為，就太小覷他的主觀積極性了。韋君宜先生說楊述的一生是「一個真正的悲劇」。1945年之前和1966年之後楊述是受害者，確是悲苦；但是中間的二十來年，楊述正當壯年，官運亨通，春風得意，他是個施害者。《思痛錄》第十章全是對已故夫君的追憶，作者認為楊述「完全符合於理論上‘悲劇’兩字定義的悲劇」，並升華為如該章標題所示是「當代人的悲劇」。然而，怎可迴避，「搶救」運動極度震懾了楊述，使之脫胎換骨、喪失自我而成了識時務的俊傑；關鍵時節則泯滅人性、淪為絞肉工具。自然可問，楊述該負多大罪責？又能負多大罪責？如果我處其位，能守得住多少自己的良知？但總有積極、應付、消極之分吧。同樣被「搶救」過的韋君宜反右期就受到批判而差點戴上帽子，這一點在時任作協黨組書記的郭小川的日記中也有記載。在更早的「反AB團」時差點送命的胡耀邦，反右期則力所能及地保護了一些人。他們沒有像楊述那樣在北大抓右派爭得了第一。「倘守得住，怎達高位」之說顯然不正確。
二十多年來媒體所見，竟會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個個都抵制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這完全背離了歷史真實。「四人幫」只是一個層次，迫害廣大群眾的是他們的爪牙的爪牙的爪牙，直到黨支部書記之類的第n層次甚至更低。何況「四人幫」之上還有指使者。迫害人的行為受不到批判，一旦有個動靜那些人又會勇往直前、力爭上游以邀功請賞，因為這對他們個人來說沒有絲毫壞處卻好處多多且終身受用，他們永遠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倒是無官無職的巴金先生寫出過懺悔錄，此外沒有再看到過像樣的檢討。很多人只講自己如何受迫害，從來不提自己怎麼迫害人，他們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倘用民間「一命抵一命」的準則來判別，楊述之流恐怕有多少條命也不夠吧。評說楊述現象已越出本文範疇，且住。
碩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後，我跌入了漆黑深淵。天崩地裂，彷彿置身渾沌，一片惘然。我怎麼會反黨呢？開始懂事時就讀的那個初中，原由陳毅率領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斥資五千大洋興辦於溧陽丘陵山區，後遷入由共產黨員捐贈的縣城內的校舍時，教學質量已居全縣第一。我在近二千考生中以第一名被錄取後，由地下共產黨員的校長指定為唯一的新生代表，第二年一「解放」即被送去蘇州接受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蘇南區委的政治培訓，回校後1950年即就任學生會主席。高中考的是蘇南蘇州中學，二年級時學校改名江蘇省蘇州中學，我是該校當時最大的「學生官」之一（團委宣傳委員，團委書記是專職幹部），畢業時班上第一，全級沒有排名。入大學前，由於功課原因，我一路享有高額獎學金，也因功課好和所謂出身好而當了學生高官。但是，我這個黨的孩子卻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黨分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我該怎麼活下去？掏出鮮紅火熱的心以明心跡！是我那十分堅毅、異常辛勞的小腳媽媽伸開雙手把我拉了回來，這才是生我養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親呵。
中文系同級女生彭令昭（林昭）被戴帽後激憤地說「……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裡尼還慘……」。我很慚愧，沒有她那麼清晰的認識，沒有她那麼透徹，沒有她那麼劇烈。對於「陽謀」我也很震驚，那是右派份子的共識吧，深感受騙了。用陰謀手段對待人民大眾，尤其是其中「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重創了明日的國之棟樑，難道這不是民族的自殺行為、國家的自殺行為？但我在那時及其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更多的是在驟然重擊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蹌蹌，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飄飄蕩蕩，心靈將停泊於何處？也有糊塗，顢頇，跳不出過去圈子的愚笨、駑鈍。我的內心已完全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時間非常長，老是亂哄哄、嘈雜雜的。我遠不如林昭那樣明白、因而那樣堅定，更沒有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總算，我沒有一股腦兒往自己頭上扣屎缽子，更沒有揭發他人以爭取「寬大處理」。因此到1960年9月，科學院政治部主任來物理所為我一人宣布摘帽的前一個星期，我所在的研究室黨支部書記還在全室大會上批判我「死不改悔」。
摘帽後我仍幼稚，自以為進入「人民內部」了，和他人一樣了。殊不知我頭上還戴著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科學院規定，全院所有的中青年知識份子每年都要下鄉勞動一個月，不過我從沒有看到過一個共產黨員下去勞動過，我則是每年必去的勞動「常委」。對勞動我雖不在意，但精神傷害是存在的。再如，1963年物理所或我們研究室作為全院的試點，對1957年以來入所的大學生進行了一次考試，考的內容是外語加報告。外語任選英語或俄語，我報了二門，英語第一，俄語第三，俄語前二名屬留蘇歸來者；報告的內容，他人大多是實驗裝置或工作總結，我做的是科研成果報告，而且聽取者中有不少其他研究所的人員，自然不會是我去通告的。所內其他研究室的情況我不清楚。這場考試過後，至少和我一起在1958年來所的其他大學生們，都從初級的研究實習員升到了中級的助理研究員，工資也漲了一級（不過是從56到62加了6元），而我仍是研究實習員和56元。等等之類，皆是「摘帽右派」的帽子所賜吧。感謝「三年困難時期」（罪過！），有如後來被封為副統帥的林彪所言，物質上匱乏時精神上應寬鬆些，使得我及其他人還可以做些科研工作。1963年以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角又吹得震天響了。
「反面教員」的動輒得咎、受盡凌辱，箇中滋味豈常人能理解。雖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後的「摘帽右派」使我也還是個陷於滅頂之災的賤民，長期的鈍刀子宰割對性情中人仍然慘烈。著名詩篇《遊子吟》作者、唐時做過溧陽縣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詩作中說「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他只是未考取進士（後仍被錄取中了進士），我們卻是爭當平民而不可得。大觀園中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何況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共產黨統治下的摘帽右派。真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頭，科學院雖然比北大寬鬆，我的日子也一點不好過。
終於降臨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過了。由路線覺悟高的新寵們奪得各級權力並稍事休整後，便磨刀霍霍向眾生、幹起「清理階級隊伍」來了。1968年春，我們研究室已自殺身亡了一位「走資派」——黨支書，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為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團長訪問歐洲時，在英國買過一段自行車用氣門芯，於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賣國主義，連氣門芯也要用洋貨！此人早就被樹為又紅又專的典型，一向是滿嘴巴的馬列主義，現在哪經得起如此委屈，於是從實驗室拿了劇毒的氰化鉀跑到香山上吊「雙保險」自殺死了。雖然此人待我說不上友好，我仍要講，買根氣門芯算什麼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錢，沒貪污一分出差費，你管得著嗎？這位大不了我幾歲的中年人，業務水平也確很高，加上其政治條件，如果不死一定會是第一批院士，國家如此糟蹋人才，實在可惜。室裡剛死了一位「走資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這位先生畢業於著名的中央大學物理系，跪在房間中央由「小將」們左右開弓抽著耳光，就像京劇「三娘教子」那樣被當眾耍著猴。
前面已經批鬥了二個類型的代表，接著該輪到第三個代表——我這個「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經不起進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導。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只能選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之後即寫出了不要連累妻室的離婚書，交待了後事——給諸位添麻煩了，不必留骨灰，此時心情倒格外平靜了。當時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滿佈暴戾殺戮之氣，防範也十分嚴密，我必須隱蔽些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招致提前批鬥。夜深人靜時我把棉被理為長條狀擋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發現，先用剃鬚刀片（孰料斷裂了）後用剪刀，在以死抗爭的心態下竟一點也不痛。開始時有如聽到埋在牆壁裡的自來水管中潺潺的流水聲，後來就糊塗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掙扎吧，把腳頭的棉被蹬下了地，僥倖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廁，發現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醫院。事後他們說我的右側頸總動脈已斷裂半厘米、還只剩一邊連著點皮，估計是我的頭無力下垂後，斷裂處又被蓋住了，才沒有流光血液，真是又一層的僥倖。不過到醫院時已測不出血壓，血管也癟了，醫生把斷裂了的頸總動脈縫了縫，沒有輸血，藥也用得很少。階級敵人不是人，醫院哪能人道待之。
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髮妻竟然命喪黃泉。伯仁雖非我殺，伯仁由我而亡。當年她違背了父母意願，不顧已在上海任工程師（中級職稱）的表哥的熱烈追求，毅然和我這個身無分文的摘帽右派（且是初級職稱）結合，溫柔細膩了我粗糲的的人生，雖然我們相聚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足二月，這情意也彌足珍貴。新婚之夜我們曾半認真地誓言「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讖語成真，怎不痛殺人也麼哥！妻參加了蘇州一個受空軍支持的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武鬥後受陸軍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權，她所在的那個中學就批鬥起了這位年輕的女教師，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憑鮮血淋漓仍高昂著頭顱，這個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爾。掌權者這樣對待她，是否也和嫁了個「老右派」有關？
給妻致命一擊的是物理所外調人員「出事了」的那句話：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劃清界限，爭取立功贖罪，揭發他的一切反動言行！當晚，她就跳井自盡追我而去了。其時，我卻還在鬼門關上轉悠，沒有脫離險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醫院的同時，立即派了組裡二位要員去外調吾妻。他們從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什麼足以置我於死地的東西，就想從我妻子那裡撈點稻草，竟逼死了我的愛妻！至今，我掙紮著又苟活了四十年，連小外甥女也有了，對前妻卻如蘇軾言「不思量，自難忘。……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呵。如此殤逝，怎生忘懷！在醫院我被搶救過來不久，就被拉回了物理所。對於「自絕於人民，以死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人，怎能不予批鬥，不過我身體過於虛弱，跪不動，只能背靠台階半臥著攤坐於地接受批判。批後我即被收進了物理所的勞改隊，日日夜夜有人監視，而且他們對我隱瞞了妻的死訊。
連從醫院帶回來的那一點點救命藥也不給吃，更不要說營養食物了，我就像一隻被扔在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貓小狗那樣整日昏昏沉沉地躺著。勞改隊打手們只是防止我再行自殺，倘若我能自行病死他們就沒有干係了。從肉體上消滅階級敵人是某些人的一貫主張，讓對方「病死」他們最樂見其成了。很多日子我僵臥在那裡，真正成了死人多口氣。右派的命也真是賤，我竟挺了過來。稍能活動時我就被押著勞動，體力不如其他勞改隊員，只能坐著甚至半躺著幹活。我沒有像很多右派那樣，在監獄、勞改農場、工廠、礦山、農村裡吃足苦頭，不過在首善之區的科學殿堂裡也有著一種苦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呵。
在醫院裡在勞改隊，我已被定義為階級敵人，他們的偉大領袖早就指示過「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於是我被摒棄在了人道主義的大門之外。只要不立馬就死，會有什麼後遺症他們從不考慮。
物理所勞改隊員是不能對外聯繫的，半年多後物理所勞改隊解散前夕，我的老母親接獲通知趕到北京，守護照料了我，直到我的精神和身體趨於穩定。
我的大腦那段時期供血不足，受到了損傷。退休後逐漸顯示了出來，先是患腦梗塞（俗稱小中風）住院一個多月，不久前又被確診為患有廣泛性腔隙型腦梗塞。現在我說話有時詞不達意，寫文章慢慢來還好些，寫到某處時印象中是有合適詞彙的，固然還不必去查辭典（也無從下手去查），但要從腦袋中挖出來也頗費時間，非一般人所能想像。還將會有什麼後果，隨它去吧。只要還活著，就得努力寫出那一段民族的悲劇。
右派改正時，我向北大人員申明，我不要蓋有陸平圖章的畢業文憑。雖然我在北大連續讀到畢業，畢業時成績還不差，否則科學院怎麼會要我。我在北大唸書時，陸平只篡奪到黨委書記之職，還沒有爬上校長寶座，校長仍是我入學時的老校長馬寅初。他們說北大早就沒了馬老的圖章，到哪裡去辦這張畢業文憑？我當即聲言，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陸平是又一個楊述式的人物，早已拋棄了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的理念，背離了北大傳統，這種人的名字若出現在我的畢業文憑上，有辱我的清名。後來，他們翻箱倒櫃竟然找到了當年已辦好的我的畢業文憑（謝謝這些工作人員，給你們添麻煩了），上面蓋的正是校長馬寅初的篆刻圖章，說那時沒發是因為我「政治」不合格，雖然蓋有校長馬寅初和教務長周培源圖章的「北京大學記分冊」上，沒有「政治」這一課程。他們還說：全北大補發了那麼多張右派的畢業文憑，就你一張上的「北京大學校長」是馬寅初（我沒核實過）。真夠特殊的。就這一點說，我到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澤東死後三年，共產黨允許普通百姓調動工作單位後，我要求調離了傷心之地北京，這也是母親的意願，媽總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滿以為到一個新地方後，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業，更好地為國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區尚且處處受挫，遑論山高皇帝遠的場所。我終於明白，自己頭上還戴著一頂「改正右派」的帽子，雖然誰也不會明說。也許吧，在顯意識的、潛意識的「路線覺悟」高的袞袞諸公看來，戴過帽子的人終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可榨取其一技之長，其餘該予之物悉歸善解我意之徒。在他們眼裡，那些恃才傲物的傢伙，犟頭犟腦，桀驁不馴，怎會任我頤指氣使，哪能用得得心應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鳥盡弓藏棄之如敝屣。別忙舉出反例，個例總是有的，何況還不知道對他們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對此，楊述等人倒是可以作為一個腳注，雖然不那麼全面，用數學語言說是滿足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那些戴帽前並非頭面人物、改正後也沒有機會被首長發現的普通右派，沉於底層，地方官員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緊得多，會是什麼境況？不過就我來說，是否有點過頭？不肯妥協，寧折勿彎，常在不經意間就得罪了人，特別是那些被領導欣賞的卑劣小人。這些「路線覺悟」高的新貴陸續接任了我的領導，他們連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著個人私利，而且還戴著業務專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時聽紅學家分析林黛玉，說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經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差了，越來越差。真個是，茅廁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緣於我的「路線覺悟」太低了吧，雖多次經歷過慘烈的政治運動，卻總不接受教訓，因而始終成不了「俊傑」。
我無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們中的一個。我說的就是這一個。寫這些東西是十分沈重的，我心痛苦，撕開痂皮，依然是鮮血迸流。但是，就愛國主義來說，我堅信自己過去、現在和將來，決不會比肉食者們淡薄！往昔曾轟響過一個聲音，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過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不是麼，今天，也還是需要唱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上述就是我這個被稱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經歷。最「幸福」者尚且如此，遑論他人。「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開始戴的這頂帽子好沈重呵。陷我於此種萬劫不復境地的、就我個人的人格因素來說，是否淵源於北大給我的傳統教育？在民主和科學的理念下，樹立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風霽月之心，坦蕩愛國之志」！處於北大當時那樣環境中那種氛圍下，它們主要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卻更見牢固，已然淪肌浹髓了。雖然那傳統使我在現實生活中吃足了苦頭，但我決不後悔。固一生清貧，然拒絕苟同，且老而彌堅！「來世」是沒有的，否則我仍要讀北大，相信屆時已恢復馬寅初老校長所說的「北大精神」。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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