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就已經看穿「馬列主義」實質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網路圖片)
陳寅恪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陳寅恪大師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
據考證,陳寅恪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 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然而,陳寅恪沒有料到的是,幾年後,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然觸手可及。憤懣之餘,陳先生於1950年前後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份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49年後,一些知識份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份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
1953年11月,陳寅恪的弟子汪篯到廣州勸其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他告訴汪篯:「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 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中共「大人物」的邀請書信,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覆,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 (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那時的知識份子,乃至當今的知識份子有多少能如陳寅恪般睿智,能清醒地認清馬列主義的真面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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