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阿拉伯之春與2015諾貝爾和平獎(圖)
突尼西亞四方對話組織獲諾貝爾和平獎（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0月20日訊】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大會，用委婉的方式提醒世界注意「阿拉伯之春」的結果：滿地血污狼藉中還剩下一顆果實。這顆果實得以保存，是因為有這個機構的努力，促使該國實現政治的和平過渡、結束動亂。
突尼西亞：革命血污中唯一存活的民主嬰兒
2011年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初起之時，世界一片讚揚之聲，將其命名為「阿拉伯之春」，認為是完成「第三波民主化」未竟之功，可見寄望之厚。但等埃及「二次革命」發生，軍政府捲土重來並對穆斯林兄弟會殘酷清算之後，西方世界才恍然明白，這場革命血污中沒能產生民主嬰兒。
如今，在推翻卡扎菲政權的利比亞，地方武裝持續衝突，陷入東西兩個政府分治的分裂之局。敘利亞內戰讓400多萬人流離失所，最後匯成逃向歐洲的巨大難民潮。最嚴重的是，IS乘亂而起從中漁利，成為國際上最具威脅的恐怖組織。但由於政治正確的禁忌，西方傳媒甚至不願意將這些滿地狼藉的後果與數年前的「阿拉伯之春」聯繫起來。
2015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大會，理由被陳述得非常清楚：這個由突尼西亞勞工總聯合會、工業貿易和手工業聯盟、人權聯盟和律師聯盟於2013年組成的全國對話大會，代表了突尼西亞社會的不同面向和價值，在中東北非動盪局面之中，發揮各自的調停作用，促成突尼西亞實現了和平的政治過渡，較短時間內建立憲法體系，保障了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諾貝爾獎官方特別強調，和平獎是頒給這個「四合一」的機構，而非分別頒給這四個組織。
突尼西亞經歷了整整5屆過渡政府、多次大規模抗議甚至政治暗殺。全國對話大會成立後，通過多次磋商尋求解決政治困局。面對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和呼聲運動黨的政治僵局，他們起草了一份路線圖，為建立首個民主憲法、實施選舉開闢了道路。2014年年底，動盪以來首次總統選舉中，世俗派政黨聯盟「呼聲運動」領導人埃塞卜西成功當選；2015年1月動盪後的首屆正式政府成立，政治過渡基本結束。在如今執政的呼聲運動聯盟中，就有很多全國對話大會中的四個機構成員的身影。
為什麼四個國家當中，只有突尼西亞有這種成熟並有政治頭腦的社會組織存在？正如我在《突尼西亞憲政的「路徑依賴」》（2014年2月1日）等多篇文章中談到的：本·阿里當政期間實行開明專制，除了追求經濟發展之外，他還將捍衛人權、擴大民主作為優先的執政目標，他宣布廢除多項對新聞出版的管製法令，允許私人經營報刊與電視臺；他允許多黨制，政府甚至為反對黨的活動提供資助，從而創造了「突尼西亞奇蹟」。與埃及、利比亞等國不同，突尼西亞在革命前已經形成了中產社會，民眾的權利意識發育程度較高。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菲弗所說：「國家各不相同，體制各不相同，但我們希望在突尼西亞起作用的價值觀和進程能夠啟發其他國家。」
人口爆炸式增長是阿拉伯國家的動亂之源
不可否認，阿拉伯之春提供給世界的教訓是：革命可以推翻舊的專制，但不一定帶來民主。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第三波》（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中，將近代歷史上的民主化分為三波，第一波始於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在19世紀末帶動了整個歐洲的民主運動；第二波始於二戰後的民族國家獨立浪潮。第三波民主化始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這一波民主化在80年代延伸至拉美及東亞，在1989年時達到高潮。東歐的民主抗爭，間接促成了蘇聯的瓦解；90年代初期席捲南非。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讓許多過去沒有任何民主經驗的國家，經歷了自由化、民主化、及民主轉型，部分甚至完成了民主鞏固。據1998年自由之家判斷，當時世界上有88個國家屬於全自由、53國是半自由、只有50國是不自由的國家。
儘管民主浪潮勢不可擋，但中東及北非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國家，卻與第三波民主化擦身而過。2011年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初起並影響埃及時，西方媒體興高采烈，將其賦名為「阿拉伯之春」，甚至預言這將開啟第四波民主化之門。當時我曾發表看法：這場革命與第三波民主化的蘇聯東歐劇變不同，蘇東波發生之時，外界很清楚變化的未來方向將是民主政治，而中東北非這些國家發生的革命，外界很難判斷未來的制度出口在哪裡。根據這些國家的歷史，我曾分析說，誰離權力最近，誰就有可能成為新的統治者。
我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斷，乃因為我堅信任何社會轉型過程，都有其「路徑依賴」，即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不僅鍛造現在，還會影響一個國家未來的選擇。（《埃及政治局勢的「場景想定」》， 2011年1月31日）
中國與歐洲方面，一談到敘利亞難民，就認為這是美國推廣民主政治惹的禍。事實卻並非如此。正如我在《「外部勢力」對兩波民主化影響之異同》（2011年7月22日）所說，革命之所以發生，是這些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演變的必然結果。自「冷戰」結束之後，西方自由世界失去了「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的敵人，紛紛調整外交政策，不再以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為主要考量因素。當中東北非發生革命之際，西方國家正好陷入2008年開始的由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蕭條而財力衰竭。當革命發生之時，美國反應遲鈍，幾天以後才算是表態從道義上支持。
中東北非之所以發生革命，與近30多年人口激增有關。從1960年到2000年，阿拉伯世界的人口數量從7500萬增至3億，增長4倍。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就已經指出這一問題。他指出，與1990年相比，在突尼西亞，進入就業市場的就業者將增加30%；在埃及增長約50%。阿拉伯社會識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輕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沒文化的老一代之間的鴻溝，因此「知識和力量之間的分離」可能「會使政治系統處於緊張狀態」。
阿拉伯之春發生的四個國家有個共同特徵，即青年失業率高達30%以上。
敘利亞難民危機衝擊歐洲之後，至少有兩條權威性分析指向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問題。阿拉伯學專家、前奧地利外交官Karin Kneissl發表《難民：年輕男子的長征》，指出難民潮的一大原因是阿拉伯國家的人口劇增，30年間，僅敘利亞人口就從900多萬激增到2200多萬人，前往歐洲的難民80%是30歲之下的年輕人。
德國聯邦刑警公務員聯盟主席安德·.舒爾茨（André Schulz）9月14日發表文章《多變的難民政策》，指出早在阿拉伯之春發生之時，德國外事領域和德國安全部門就對難民潮的威脅進行了提醒。比如德國刑警部門BKA就蛇頭犯罪增長勢頭帶來難民數量增加這一可能性，給聯邦政府發出了預警，此後在2012、2013和2014年都做出類似預警。但歐盟和德國的政治決策層對此裝聾作啞，導致今天這一結局。
和平獎意在提醒：和平來之不易
奧斯陸今年頒發此獎，意在提醒世界，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其他國家，除突尼西亞之外，都陷入動亂之中，和平將姍姍來遲。
最應該吸取這場教訓的國家，其實有人口眾多、失業率奇高的中國。中國朝野對這場革命的看法來自兩個極端：一是當權者，他們從中吸取並用來警示中國人的經驗是經過閹割的結論：阿拉伯之春證明，民主將帶來動亂。二是少數異議人士對這場革命的無條件歡呼，歡呼聲現在雖然已經淡去，但認為革命血污必將產生民主嬰兒的想法卻還存在。
在決定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中，中國當局現階段是主導力量，異議人士的努力並不起決定作用。因此，中國當局如果還有一絲一毫政治責任心，應該從阿拉伯之春吸取教訓：學習本·阿里的開明專制，為本國各種社會組織留下一點政治活動空間，為未來中國的和平轉型保存力量。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