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 獄中之獄對比 看看誰更法西斯 (圖)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莫名其妙關進小監

1968年8月11日，星期日，照例吃兩頓飯。下午4點，各監舍的犯人由當班的值星員清點人數，排隊，然後向崗樓上的持槍管理員報告，請求准予出去打飯。

按照監獄的規定，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須背一段毛主席語錄。值星員先小聲向身後集合的犯人說「對於反動派」算是提示大家背哪一段，然後喊「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排著隊的犯人跟著用鼻子和嘴發出一種混合的聲音；「對於反動派，必須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背誦完畢，值星員再次立正，面向崗樓上的管理員報告，幾工區多少犯人出去打飯。報告完了用不著等回答（一天從早到晚，無數人報告無數次，管理員懶得回答——雖然是有點兒不禮貌），可以直接列隊走出圍牆大門，到廚房的窗口每人領取一個拳頭大小的玉米饃，一瓢蓮花白(學名結球甘藍，俗稱洋白菜，圓白菜)老葉子煮的菜。

等到這個小隊的四十幾個犯人都拿到了玉米饃饃以後，一齊端著碗走到圍牆外面那個崗樓底下，再次列隊背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犯人值星員立正，向武裝管理員報告剛才出去了多少人，現在進來了多少人。懂事的值星員都是老犯人，專選字數少的語錄，免得耽誤大家吃飯，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這一群犯人嘴裡背的是毛主席語錄，眼睛裡看的心裏想的卻是那個黃澄澄的玉米饃饃和那碗烏綠色的菜。

崗樓上的管理員一般不管犯人含含糊糊念叨的是什麼東西，只要是犯人站好了隊，人數不差，就算完成了規定的儀式。只要剛才出來的人數和現在要進去的人數一樣多，管他們嘴裡嘟囔什麼，一律放行。睜大眼睛監視著剛才出來的這群犯人一個一個回到高牆電網之內是他們的主要責任。

吃過飯以後，犯人都回到了監舍之內。那天，空中灰濛濛的，看不見藍天，也看不見白雲，一片晦暗，特別的悶熱。

我穿著一件短袖汗衫，一條短褲，站在監舍門口往外看。幾個內勤組的犯人從外面抬了三張條桌，端了七八把木椅子進來。平時幹部給犯人訓話，和每天晚上的集合點名都是站在那個堡坎上面，有時候一訓話就是半個小時，也沒見端桌子、椅子，今天有什麼隆重的事呢？

跟著，指導員周金仁進來了，還有小隊長唐炳南、徐紹華、田加倫，場部來的外號叫「小爬蟲」的那個比指導員還大一級的教導員，記不得他姓什麼了，大約是高中文化，在勞改隊裡就算是有文化的獄卒了。和另外三四個不熟悉的人，陣容十分強大。

一聲令下，犯人全體集合，列隊站在那個坑坑包包的院壩子裡，各小隊分別報告，一工區（小隊）報告：「應到四十六人，實到四十六人，報告完畢。」二工區報告：「應到四十七人，實到四十七人，報告完畢。」三工區報告：「應到四十二人，實到四十二人，報告完畢。」……

一會兒的時間，苗溪茶場勞動改造管教支隊第十三中隊所有關押在高牆電網之內的犯人集合完畢。將近三百人，密密麻麻站到這個狹長的土壩子裡。三個崗樓上的哨兵都把身上背著的槍拿下來，改成了似乎臨戰的持槍姿勢。

周金仁主持今天的大會，開宗名義第一句話：「牛立華，站出來！」

原來是喊我，是禍躲不脫，勞改隊裡司空見慣了，我聞聲即起，站到了前面的土檯子上，面對著下面站著的一大片犯人。

周金仁凶神惡煞地叫喊著：「牛立華思想反動，現在宣布關小監。」

緊跟著卻沒有任何檢舉揭發，也沒有指出我有什麼違法行為，有什麼犯罪事實，也沒有說我違犯了哪條監規。那個歪眉斜眼的二工區小隊長唐炳南拿出一副特製的手銬，把我的兩隻手扭到背後，緊緊地銬了起來。

不知道後面坐著的哪個公安干警喊：「低下頭來！」

我往左邊看了一眼又往右邊看了一眼，思索了一下，略微抬了一抬本來就昂著的頭。

這時候，下面的犯人隊伍中有人吼「腦殼啄起」（四川方言，啄的發音是zhua，啄起即低頭）。我扭身回頭，掃了一眼坐在後面的幾個人，大聲說：「我不能向犯人低頭！」心裏在想，你們披著人民公安干警的外衣幹著摧殘人民的事，才是對人民有罪的犯人，隨後又補充了一句：「我只向毛主席低頭！」

當時之所以喊出了這句話，大致出於如下幾點原因；

一、個性使然，「士可殺，不可辱」。

二、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做過不利於國家的事，也沒有反對過共產黨，卻被當作了反革命，被無端地批鬥，心裏有一股怨憤。

三、我對勞改隊裡動不動就以手銬、腳鐐相威脅，十分反感。

四、周金仁和唐炳南、徐紹華這三個獄卒心狠手辣，以折磨犯人為能事，我要讓他們知道人是有血性的，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暴力是不能使人折服的。

五、手銬腳鐐，捆綁吊打是勞改隊的家常便飯，多數犯人被揪出來批鬥的時候，迫於淫威都低著頭，個別不肯低頭的，被獄卒按一下脖子，雖然心裏憤憤不平，表面上還是低下了頭，還真沒聽說過誰敢在批鬥會上公開揚言不低頭，我就要冒著挨打的危險，發一發反抗的心聲。

六、那時我還相信毛澤東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相信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寫在紙上的東西是當真要執行的，不是做做樣子糊弄老百姓的。認為下面的做法違背了中央的政策，我要以身試法，大力呼籲糾正這個歪風。

我的話音剛剛落地，旁邊的一個公安干警（沒看清楚是誰）橫腳一踹，我沒有提防，又被反銬著兩手，失去平衡，一下子跌倒在地。緊接著就是一頓亂腳猛踢。

這時候從底下跑上來兩個「勞改積極份子」，一個叫王經文，一個叫彭世同。王經文，中學文化，地主家庭，是1950年四川省天全縣反共組織的後勤部長，該組織後來被共產黨殲滅，主要頭目均被鎮壓，王當時只有十八歲，從輕發落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彭世同，初中文化，是1960年肚子餓得受不了因而不滿共產黨統治自發組織「反革命」集團的頭目之一，破案後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他們兩個一左一右站在我的兩側，一隻手按我的脖子，另一隻手反提著手銬往上拉，成了背後戴著手銬的噴氣式，對我橫加折磨。

周金仁在上面講話，內容卻與我無關，無非是說不接受改造就沒有好下場之類的話，恐嚇而已。

接著宣布散會，把我關在了小監裡面。這時候大約下午5點多鐘。

小監的生存環境

當晚，因手銬卡得很緊，陷在肉裡，刺骨之痛，令人難忍。至今我的兩個手腕上還遺留著當年手銬造成的疤痕。

小監裡面沒有燈，已經是漆黑一片了，我默默地想著，「解放」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基本上接受的是共產主義教育，新中國第一批少先隊員，帶著紅領巾長大的，而且對共產黨從感恩到信仰、崇拜都是出自內心的。

參加工作以後在軍工企業任技術員，工作上兢兢業業，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優秀共青團員，出席重慶市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代表大會。即使1957年被無端地打成右派分子，送勞動教養，也還沒有對共產黨完全失去信心，仍然努力地工作著，幻想著祖國和個人美好的未來。

作為一個科學技術人員，從來沒有過政治野心，只想以自己所學為祖國服務，有一點成名成家的思想，在勞動教養那種十分艱苦、惡劣的條件下，偷偷自學外語，可以閱讀俄、日、英文有關專業技術資料。還在省級刊物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和譯述，想著有一天能夠自成一家著書立說。這些個人的意願和祖國的繁榮富強沒有任何矛盾，從來沒有侵害過執政黨的利益，怎麼會成了「反革命」而且是極端危險的反革命呢？難道自稱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竟然那麼害怕人民、那麼脆弱，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會讓他們膽戰心驚到如此地步，未免也太可笑了吧？想著想著又昏了過去……

第二天早晨犯人炊事員送飯來了，他開開門看了我一眼。我的兩手被銬在身後，無法拿碗，這個炊事員姓甚名誰我不知道，大約五十歲，一頭白髮，外號叫白毛，心眼比較好，給了一個瓦缽，把玉米饃饃和菜倒在瓦缽裡，一句話沒說，把門關上，挑著擔子走了。

這時候天已經亮了，我巡視了一下小監的概貌。這是一間長寬大約1.75米的房子，空間的高度有2.2米。三面是抹著白灰的整體磚牆，前面也是磚牆，只是左邊有個厚重的實木門。右邊離地面1.5米左右開了一個長寬大約0.7米的窗子，窗子上自然少不了一根一根牢固的鋼條，鐵窗外面不是玻璃而是木板，木板下方留了一個0.2米見方的洞，可以起一點通風透光的作用。房子裡沒有一根電線，沒有燈，只能靠鐵窗下面的洞和木板與木板之間的縫隙透一點光線進來。靠窗子一方緊挨著牆壁安了一個固定的木板鋪，寬0.8米，離地0.3米左右，上面鋪著稻草。靠門的一角放著一個沒有蓋子的木桶，算是室內廁所。從此吃喝拉撒睡就都在這三平方米的斗室之內。

早飯送來了，怎麼吃呢？沒有筷子，沒有杓兒，更沒有刀叉。就是有也無法使用，因為我的兩隻手反銬在背後，拿著筷子也夠不著自己的嘴。所以只能像豬狗一樣低著頭用嘴去拱、去啃。多年來一直在宣傳「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現在可是新社會，卻把人當作豬狗了。

1968年內，關我的這間房子先後關過兩個人，頭一個不久就一命嗚呼了，據說死亡原因是「自我摧殘身體」。第二個也命在旦夕，四天前大部分犯人出工了，管教幹部把他喊出去卻沒見他回來，不知道弄到什麼地方去了，或許是送醫院了，也許是上了天堂，總之以後不見下落，也沒有人敢問。

這天中午，炊事員又來送午飯，隨著來了一個幹事（勞改隊裡的公安幹部除了隊長、指導員，都叫幹事），炊事員打開門，這位幹事忙著往旁邊躲，他不敢正對著門，因為一股熱風混合著臭氣隨著打開的門噴湧而出，熏得他不由自主地要往門後面躲。由於他站在門後邊，只能側身斜著眼睛往裡看，我則正對著門口怒目而視。他在亮處，我在暗處，我看他看得特別清楚，他顯露著一副高度警惕的樣子，好像我能夠把他吃了似的。

我轉身拿那個瓦缽（早晨用過的，沒有水，所以沒有洗），準備交給炊事員盛菜和玉米饃饃。這位幹事壯著膽子喊了一聲「出來」。

小監面對高牆，中間是1.5米寬的過道，我邁出小監的門，站在過道裡，太陽有點晃眼睛，我一句話沒說，看他要做什麼。

他走到我身後，拿出鑰匙把手銬上的鎖打開了。由於昨天下午手銬戴得非常緊，鐵銬陷在肉裡，已經和手腕連在一起了，他這一開，撕裂人心的痛，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鎖打開了，放鬆了一扣，又重新鎖上了。我又回到小監裡，身後的門重重地關上了。

如果不放鬆，腫脹的手有潰爛的可能，那就殘廢了，不能給勞改隊幹活兒了。監獄幹部常說他們施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大概放鬆一扣手銬就是人道主義的體現吧。

我戴著背銬把那個瓦缽放在木板鋪沿上，蹲著身子像豬狗一樣一口一口地吃完了玉米饃饃和菜。然後斜靠著牆坐在木板鋪上。

監舍裡的犯人都出工去了，院子裡死一般的寂靜。高牆外面不時傳來陣陣蟬鳴，像是告訴人們世界上還有生命。

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從遠到近的腳步聲，走到我住的這個小監門前停住了，卻沒有開門，我警惕地聽著：幹什麼來了？

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之後，奉命而來的這個人用木板把鐵窗下面的那個通風口封死了，屋子裡頓時暗了許多。

在十三中隊，這樣的小監一共有十間，都集中在一棟平房裡，這棟平房鄰近圍牆的頭一間房是寬三米、進深四米的醫務室，有一個刑滿釋放被強制留在勞改隊就業、半路出家的衛生員充當這三四百犯人的「保健醫生」。挨著醫務室就是特殊設計的小監，前面五間面對院子，犯人收工以後需要看病的要走過這五個小監的門口才能到醫務室。後面的五間面對著的是高牆和電網，除了給小監送飯的炊事員和倒馬桶的犯人以外，一般犯人是不允許到後面走動的。

我被關在後面，本來就已經十分僻靜，現在把通風口也給堵死了。我聽著外面的腳步聲從近到遠，沒聽見在其它房間釘木板、封窗口的聲音，也就是說勞改隊的幾個頭頭給我特殊待遇。日夜帶著背銬，關在小監裡，還不放心。似乎留一個通風口就還能發號施令摧毀這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似的。我能得到這樣的另眼看待應該自豪了。

小監是獄中之獄，如果不是親臨其境，很難想像。

五十年代我看過一部電影《上饒集中營》，裡面有監獄中的生活狀況，六十年代看過小說《紅岩》、電影《烈火中永生》，其中也有監獄環境的描寫，都是共產黨寫國民黨的監獄。看過這電影、小說的人不在少數，現在我如實地記述一下苗溪茶場第十三中隊的小監生活，有興趣的人們不妨回憶對比一下，看看誰更法西斯。

名曰小監，空間自然不大，我身高1.73米，躺在鋪板上，頭和腳可以同時接觸到兩端的牆。

空間狹小，房門日夜上鎖。陰暗潮濕，終年不見陽光。從來不放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監獄都要安排放風的時間，有的一天一次，有的一天兩次，著名的法西斯監獄和「極端殘忍」的渣滓洞、白公館、息烽都要放風。中共的監獄獨具特色，據說著名的秦城監獄也是不放風的，號稱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的中共可謂開創了一代新政。

水是生命之源。正常的人每天都要喝水，每天都要用水。小監是沒有水的，關在裡面的人不可能洗臉、刷牙，不是一天兩天，天天如此。至於洗澡更是連想都不能想的事，四川有句俗話「磨皮擦痒」，牛在樹幹上來回蹭，豬在圈裡反覆磨擦磚牆，都是這個行為。我在小監裡身上痒得厲害了就在牆上磨擦，每天都要做無數次這樣的動作。

衣服是要勤洗勤換的，進了小監可從來不換衣服，我在小監關了九個月，進去的時候是8月份，穿著汗衫和短褲，雅安號稱雨城，「巴山夜雨漲秋池」，夏秋之際晚間多夜雨，白天出太陽，濕度大，氣溫高，屋子裡濕熱難當，一身酸臭，衣服粘在身上，兩隻手被固定在背後，只有靠全身扭動、抖動，讓粘在身上的衣服換換位置。暑往寒來，12月份雅安地區的氣溫降到了零度左右，我還是穿著8月份那套汗衫和短褲，冷得渾身發抖。經多次要求，臨近元旦才允許我到原來關押的監舍裡拿了棉衣、長褲。

活人要吃飯也要排泄，這三平方米左右的狹小空間，既是臥室，又是飯廳，還是廁所。木製馬桶上沒有蓋子，十天八天才有人來倒一次馬桶，馬桶保持原汁原味，從來不沖洗，夏秋之際，糞便生蛆，腐臭熏天，秋冬雖冷，惡臭依然。好在「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小便好辦，大便要脫褲子，很簡單的動作對於被反銬著的人來說也成了難事。拉屎以後擦屁股本是舉手之勞，在小監裡可辦不到。一是沒有衛生紙，關進小監四個月以後，我被獲准拿了一套《毛澤東選集》進來，是小監內唯一的紙製品，我對他老人家的著作敬重如聖賢，一字千金，捨不得擦屁股用，那紙也比較光滑硬脆，估計用來擦屁股既擦不乾淨也不舒服。再說那可是褻瀆紅太陽的罪名，殺無赦。二是戴著背銬的兩隻手夠不著自己的屁股，想擦也沒法兒，免了吧，既節約又省事。關了九個月過了兩百多天拉屎不擦屁股的生活。

犯人是不准蓄髮的，一般每個月由專職理髮員推光一次。關在小監裡省略了這道工序，由著頭髮自由生長，不洗頭不理髮頭皮很痒，因為戴著背銬，沒有辦法撓，只有在門框上來回蹭腦袋，蹭完了前面蹭後面，日久天長，門框下面積累了一層很厚的頭皮屑，這小小的玩意兒還會發霉，長出了灰白色的毛，不細看像是法蘭絨毯。

小監內蒼蠅蚊子飛揚跋扈，故意欺負我，兩手被銬在身後無法動作，只能任它囂張。蒼蠅的個頭挺大，翅膀震動起來特別有力，嗡嗡的聲音驅除了小監裡的寂靜。我眼睜睜看著它們自由自在地飛翔，隨著它們在空中遨遊的蹤跡做頸部運動，也算是一種鍛練，直到現在七十多歲沒有犯過頸椎病。

白天是蒼蠅的天下，晚上蚊子當仁不讓，輪流坐莊。蚊子比蒼蠅殘忍，它要叮人吸血。怎麼才能制服叮人的蚊子呢？冥思苦想，無計可施，靈機一動，有辦法了，叮咬前面，可以用嘴去吹，把它趕跑，要是叮在背後，只能用背撞牆。

小監裡沒有燈，天氣好的時候，上午9點到下午4點左右，窗戶縫透進來的光線提供了自然的照明，可以看書寫字，其餘時間我則閉目養神與黑暗相伴。為了記住日子，我每天用手指甲在牆上劃一條痕跡，應該有二百七十條左右，如果那個房子還沒拆的話，希望有機會回去看看，尋找一下舊日的蹤跡。

在小監裡關久了，已經適應了戴著背銬吃飯，沒有水卻是個大問題。幸好勞改隊的飯菜缺油少鹽，不至於過分口渴，但是免不了還要喝水。開始的時候我試著對送飯的炊事員說；給點水吧。那個外號叫白毛的炊事員沒有回答，但是第二天早晨8點送飯以後，將近10點鐘的時候加送一次開水，用一個容量一升鏽跡斑斑沒有蓋子的搪瓷杯裝著，放在牆根附近，足夠一天喝的了。我始終記著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難友。由此每天有了一升左右的水可以自由支配，我感謝這位犯人炊事員，是不是還需要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呢？

但是好景不長，送飯的炊事員換了，後來這個叫徐國權，四川邛崍或大邑縣一帶的農民，不知道因為什麼被打成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他來給小監送飯不送水了，我兩三次求他送一點水。一天中午外面有腳步聲，我知道送飯的來了，起身等著開門，可是他不像往常一樣按著房間的順序送飯，而是把我這間房跳過去了，送完了所有房間以後才走到我的門前，一會兒門開了，丟了一個玉米饃饃在我的瓦缽裡，隨手舀了一瓢菜湯，我說；菜呢？他氣沖沖地回答；你不是要水嗎！哐噹一聲，把門關上了。我心裏默默地念道，人啊，人！古人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些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已經被異端邪說衝擊得所剩無幾了。同樣在監獄裡，都被打成反革命，竟然還要互相殘殺，這種人性的扭曲是誰造成的呢？無疑是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恐怖統治。

北方有句俗話，好吃不過餃子，舒坦不過躺著。睡覺是一種享受。帶著背銬睡覺卻是一種折磨。仰臥肯定是不行的，豈料俯臥也不行，背在後面的兩隻手很快就會痛得難受。只能夠勉強側臥，一夜之間翻來覆去輾轉難眠。長期地一天二十四小時戴著背銬，才能感知這「人道主義」是什麼東西。

面臨的抉擇

監獄裡的小監是為了折磨人至死而設定的，然而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強的，人的適應能力也是很強的。但需要堅強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

我該怎麼辦呢？

一是低頭認罪，可是我找不到自己犯了什麼罪，既沒有參加任何「反動」組織，也沒有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反革命行為，沒有書寫或張貼過反動標語、傳單，沒有呼喊過反動口號，沒有收聽敵臺和裡通外國。我多次向公安、司法部門的官員表示，只要能夠舉出具體的事實，是罪我就認，是錯我就改。可沒有人能夠給我舉出哪怕是一點點。沒有犯罪事實，怎麼認罪呢？回想1957年，起初我還據理力爭，後來在朋友們的勸說之下，在「胳膊擰不過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情況之下，低頭認罪，寫了檢討。於是授人以柄，自己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劃為右派自然是理所當然、名正言順的了。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這一次我就要認真一下，沒有罪就不認罪。

二是以死抗爭，監獄裡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病死的，有死因不明的，也有自殺的。拉出去，挖個坑一埋了事，殊途同歸。

我不想死更不能死，我要活，我要做人。如果現在以死抗爭，只能博得部分人的同情。人死了，許多事實無法澄清，許多黑暗無人揭露，對人民來說是一種罪過，所以我不能死。

堅持活下去的想法出於我對未來的信心，1957年初，我基於對中共虔誠的信念，交過入黨申請書，認真地學習《黨章》，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我這時以同樣虔誠的信念，期待著毛澤東所說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因為我的確沒有反對過中國共產黨，也沒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我要活著看這個世道怎麼變化。

每天早晨起來以後，儘管小監裡沒有水，不能洗臉刷牙，我總是用反銬在背後的手慢慢地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以此表示我熱愛生活、不會頹廢的心境。

臨近節日，比如五一、國慶、元旦、春節等，監獄都要進行大檢查，所有的在押犯人把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行李拿到院子裡，無非是一塊墊褥，一床被子，幾件衣服和吃飯用的碗、盆、鍋。三百多人的行李攤在坑坑包包的泥土院子裡，像是擺地攤兒。各工區的獄警一件一件地看，重點是文字材料，但凡發現寫著字的紙或小本子一律沒收，帶回去「研究研究」。眾犯人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在小監裡關了一個多月沒有提審，除了每天送飯的炊事員和十天半月來一次倒馬桶的犯人以外，無人問津。倒想乘大檢查之機出去透透空氣。

9月30日監獄大檢查，我在小監裡聽見外麵人聲噪雜，隨著腳步聲越來越近，知道有人來視察小監，一會兒，門開了，獄警指導員周金仁站在外面，我戴著背銬斜依在鋪上看了他一眼，隨即收回目光，一語不發。他問：「你想好了沒有？」我回答說：「想什麼？」他說：「要認罪，給我寫檢查材料。」說著喊我出來，用鑰匙打開了手銬。我沒有紙，沒有筆，跟他說了，他讓一個犯人送來了一隻蘸水鋼筆，十來張擬稿紙，一瓶藍墨水，關上門走了。

手銬打開了，兩隻手可以活動了，可我該怎麼寫呢？認罪吧？自己都找不到犯罪事實；不認罪吧？小監裡的非人生活、繼之而來的種種折磨的確難以長期忍受。我本著「調子盡量放低，原則不容放棄」的思路，寫了下面一份材料。

我於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十五年。如此長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未參加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反革命行為，沒有任何反動筆記、文件，沒有書寫和張貼反動標語、傳單，沒有呼喊反動口號，沒有收聽敵臺廣播或裡通外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任何違法活動或抗拒表現，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擁護毛主席的，從來沒反對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儘管原單位的某些人採用種種手段製造材料，又通過「審理」人員千方百計的拼湊罪名，必欲將我置之於死地，他們煞費苦心也沒有舉出任何具體的犯罪事實，為了達到判刑的目的，於是便加給我這樣一條唯一的罪狀，即「借開會暴露思想和藉口向管教幹部暴露思想公開講反革命言論」，匆匆判處，投入勞改。

對於起訴書和判決書中強加給我的各條罪狀，我將在適當的時候逐條具體辯答。如果原告和原判法院至今仍確認判決是合理的，則請駁倒我的答辯，用真憑實據揭露我的罪惡，用充分理由說明判決依據。只要證據確鑿、理由充足、符合政策，我是完全認罪的。……

10月4日，心狠手辣的周金仁又來視察，打開門以後他站在過道裡厲聲問：「寫好了沒有？」

我說：「還沒有。」

他以呵斥的口吻說：「三天還沒寫完，寫的什麼？拿來我看看。」

我說：「等寫完了再拿給你看吧。」

他凶神惡煞地嚷著：「拿來我看！」

我只好把還沒有寫完的東西拿給他，只有三頁。他看了不到兩分鐘，惡狠狠地說：「出來！」跟著又給我戴上了背銬。

接著近乎歇斯底里吼叫：「不認罪，關死你！」隨後用腳踹我的小腿，我站立不穩跌倒在地，兩隻手被拷在身後，艱難地蠕動著身體爬進了小監。

戴著背銬寫自述

獄卒周金仁那句話「不認罪，關死你」不是說著玩兒的。

監獄裡死人是常事，精神上的摧殘、肉體上的折磨、常年處於飢餓狀態、繁重的體力勞動、捆綁吊打的威脅、惡劣的生存環境、簡陋到幾近於無的醫療條件都是死亡率高的原因。在周金仁、徐紹華、唐炳南等獄卒眼裡，死一個人不如死一頭豬，平時對犯人極盡摧殘折磨之能事，唐炳南的口頭語之一是「死十個，數五雙，當個毬疼。」被關在小監裡的犯人屬於「反改造」之列，更可以任意殘害，以表示他們效忠於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路線。

除了死以外，精神失常更可怕。我所在的三工區四十二個犯人有十二位是精神病，那些監獄的幹部罵他們是「裝瘋」，對這些難友無所顧忌地橫加折磨，慘不忍睹。

我當時的想法是；

一、不能死，我要活著看這個世界怎麼變化。

二、保持鎮定的情緒，不能精神失常。

周金仁既然說了「關死你」，我就要做好思想準備，必須有堅定的求生信念，他越想讓我死，我越不能死。

我堅信中國的政局必然會有變化。

有了堅持活下去的信念，還需要保持健康的心態。

坐監本來就是痛苦的，終日戴著背銬關小監更是非人的折磨。在多重壓力下，被關小監的人精神失常的概率很大。怎麼避免呢？除了樂觀、堅定以外，需要找點事做，或者找點書讀。小監裡無事可做，那就找書讀吧。文革期間的監獄除了毛澤東著作以外不准保留任何其它書籍，經過多次請求，允許我拿了一套四卷本毛澤東選集、鋼筆和部分紙張，從1969年元旦開始在小監裡真正閉門讀書了。

小監裡沒有電自然也沒有燈，幸好鐵窗外面釘著的木板不那麼嚴絲合縫，木板之間的縫隙能夠透進來一點光亮。遇上晴天，早上9點左右，就可以藉著這點光亮看書、寫字了，下午4、5點鐘已難於分辨字跡，每天大約有七八個小時的白天，十六七個小時的黑夜。

白天，我用銬在背後的手把被子疊成一個方桌形狀，把書攤開放在這個軟「桌子」上，一篇一篇地找到需要閱讀的頁面，用兩本書壓住，然後側著身子逐字閱讀。讀完了這一頁，又要把身子轉過來，用戴著背銬的手翻到下一頁，繼續閱讀。就這樣在小監裡把《毛澤東選集》通讀了幾遍。

通讀了幾遍《毛澤東選集》，我依然關在小監裡，除了每天送飯的炊事員和十天左右來一次倒馬桶的犯人以外，見不到其他人。

無人過問也無人提審，一天一天地過著夜長晝短的日子，沒有人說一句話。在黑暗裡靜靜地坐著的時候，耳畔似乎迴響著「關死你」「關死你」「關死你」那惡狠狠的吼聲。

雖然我想活，艱難地支撐著日益羸弱的軀體，死神卻隨時可能降臨。惡劣的生存環境讓我不得不考慮萬一死了怎麼辦，我需要寫一份自述，簡略地記錄我的歷史，便於死後讓父母、兄弟姐妹、親朋好友瞭解我是無辜的，我是無罪的。

有了紙和筆，對於正常人來說就可以寫文章了，兩隻手被特製的鐵銬銬在背後的人能夠寫字嗎？我艱難地摸索，先把一本《毛澤東選集》放在棉被疊成的「桌子」上，再放一張紙，然後脫掉披著的棉衣，把緊緊銬在一起的兩隻手移到腰部右側，歪著脖子扭著身子讓目光看得見鋪著的紙和握著的筆，這種寫字的姿勢很難受，脖子酸，手腕痛，但是為了寫自述只好忍受，我慶幸終於戴著背銬也可以寫字了。

自述篇幅不宜過長，但是篇幅過短又說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怎麼壓縮也需要三、五萬字。一張16開的擬稿紙通常容納500字，寫40000字就需要80頁，既難以藏匿又不便郵寄，勞改隊隨時都可能檢查，如果剛寫出來就被查獲，就起不到應有的作用了，我必須縮小字跡，壓縮篇幅。經過試驗，可以在一張16開的橫格紙上寫5000到6000字，字跡小到不用放大鏡仍可看得清楚。

從1969年3月開始在小監裡戴著背銬寫自述。先打腹稿，總的體例是給黨中央的一封信，除了前言和結語以外內容包括十二個部分；

一、概況；

二、罪狀能否成立？

三、為什麼要將我判罪？

四、有關五七年的一些問題；

五、被打成反革命的經過；

六、審訊過程；

七、對起訴書及判決書的回答；

八、投入勞改以後的簡況和被關入小監的原因；

九、關入小監後的想法和做法；

十、幾點請求；

十一、我的願望；

十二、我對毛的態度。

全文約四萬餘字，壓縮在八頁16開的橫格紙上，平均每頁五千餘字，在小監那個惡劣的環境裡每天只能寫一頁，八天寫完一份，為了不至於被查獲，一共寫了三份，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寫完以後，我如釋重負，一份藏在睡鋪下面的稻草裡，一份藏在腳上穿著的鞋幫裡，一份藏在棉衣裡，等待著傳遞出去的時機。

儘管1957年以後對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有一些懷疑，文革中對司法機關的黑暗有一些瞭解，仍然沒有對毛澤東失去信仰，甚至在被捕入獄、被打成反革命、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以後依然對共產黨和毛澤東存有幻想。青少年時期接受的共產主義可謂根深蒂固，所以在小監裡寫的這份材料仍然是忠實於共產主義理想、擁護毛澤東的筆調。

活著出來了

1969年5月下旬某日中午，送飯的炊事員打開了小監的房門，仲夏的陽光照射到室內，眼前為之一亮。我戴著背銬領取那個玉米麵饃饃和菜湯，按照常規，炊事員發完了飯菜立即關門上鎖，這天卻不見動靜。我好奇地抬眼一看，門外站著一個不認識的人，高大魁梧，儀錶堂堂，四方臉型，肌膚略顯鬆弛，透露著養尊處優的神態，大約五十多歲，他正在不動聲色地上上下下打量我。

他看了我一兩分鐘，開口問道：「你犯的什麼罪？」

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犯了什麼罪。」

他又問：「那你怎麼進了監獄？」

我半閉著眼睛說：「不是我想進來的，是被抓進來的，據說是反革命。」

「你被捕以前是幹什麼的？」看來他想刨根問底。

我說：「兵工廠的技術人員。」

他又看了我幾眼，沒說什麼，隨著退後一步，這時候炊事員從旁邊過來關門上鎖，我則把盛著玉米麵饃饃和菜湯的瓦鉢放在地鋪的邊上，彎著腰低著頭像豬狗一樣啃起了中國特色勞改犯的午間套餐。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左右，昨天來過的這位監獄幹部帶著理髮員來到小監，開了門以後，讓我站出來，跟著理髮員給我剪掉已經蓄了好幾個月的長發，理髮員走了，他引著我來到一棵大樹的陰影底下，他坐在籐椅上，給我安置了一個小凳，我不知道要幹什麼，只好任其擺佈，坐在小凳上等待下回分解。

他先發話：「你叫牛立華？」

看來昨天他見過我以後查閱了我的檔案，或許還向其他獄警探詢過有關我的情況，今天是有備而來。我「嗯」了一聲，給以肯定的回答。

他接著說：「你談談怎麼被判刑的。」

我於是把那一段讓我唸唸不忘因而爛熟於胸的話在他面前背誦了一遍：「我於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十五年。如此長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沒有參加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反革命行為，沒有任何反動筆記、文件，沒有書寫和張貼反動標語、傳單，沒有呼喊反動口號，沒有收聽敵臺廣播或裡通外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任何違法活動或抗拒表現，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擁護毛主席的，從來沒反對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儘管原單位的某些人採用種種手段製造材料，又通過審理人員千方百計地拼湊罪名，必欲將我置之於死地，他們煞費苦心也沒有舉出任何具體的犯罪事實，為了達到判刑的目的，於是便加給我這樣一條唯一的罪狀，即‘借開會暴露思想和藉口向管教幹部暴露思想公開講反革命言論’，匆匆判處，投入勞改。」

我說了大約兩分鐘，一邊說一邊看著他的表情。他低垂著眼帘，目光側視卻全神貫注地聽著。待我說完他緊接著問了一句：「你暴露的什麼思想？」

我回答說：「這要從1957年說起。」

他在籐椅上動了動身子，看了我一眼，抬起右手示意我繼續說。

我說：「好的。我從小接受的是共產主義教育，帶著紅領巾長大的，曾經天真地發誓做共產主義接班人，以後又參加了共青團，熱愛黨，熱愛祖國。1957年曾經交過入黨申請書，準備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畢業分配到重慶長江電工廠，捫心自問，工作是認真的，有成名成家思想，努力鑽研技術。有初生牛犢不畏虎的精神，對蘇聯提供的工藝參數作了有益的改動，在試制新產品的工作中小有成就，進廠一年半提升了四次工資，被推舉為重慶市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份子，廠共青團團委委員，共產黨待我不薄，我當時初戀的女朋友是共產黨員，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我本人從來沒有想過反對共產黨，做夢都不會有。但是1957年，一夜之間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個別人斷章取義、無中生有、歪曲捏造，不做調查、不容分辯、不經核實地給我扣上了右派帽子，送勞動教養。」

「在這種情況下，我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先後為四川磨床廠和四川消防機械廠建立了兩個理化實驗室和熱處理工段，做了大量技術工作，還利用業餘時間在省部級刊物上發表多篇技術性論文和譯述。1961年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解除勞動教養，但是被強制性地留在勞改單位就業。從精神到肉體，從形式到內容仍然被列為專政對象。」

「1964年舉國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四清運動’。從1957年7月算起，我已經被關押了七年，摘掉帽子、解除勞教也有三年了，仍然留在勞改單位，叫做‘就業人員’，連‘職工’兩個字都不能用，看不到有任何出路。那時候我還不到三十歲，毛主席和共產黨多次講過‘給出路’，據說右派份子雖然被劃作敵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周總理在195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裡明確提出對大多數右派份子‘社會主義的大門是敞開著的’，這些話言猶在耳。現實的遭遇卻是從帶上右派帽子那一天起就被列為專政對象，摘了帽子仍然是專政對象，究竟何年何月才能夠回到人民行列裡來呢？」

「痛苦之餘，我在‘四清’運動中寫了一份材料，開宗明義第一段話是：‘我不翻案，不因個人問題否定偉大的政治運動，明確表示1957年的後果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把責任推之於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但是我請求黨和政府查明1957年的實際情況，瞭解我從來沒有反對過黨的領導這一千真萬確的事實。希望在摘掉帽子多年以後得到黨的理解和任用，或者說諒解和寬恕，允許我真正地回到人民行列。」

「我自己認為這是信任黨和政府、顧全大局、謹小慎微的真實傾訴，對共產黨沒有任何危害。材料交上去以後，勞教單位未置可否，既沒有肯定的答覆也沒有批評教育更沒有批判鬥爭。隔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來了，這份材料卻成了所謂叫囂翻案的罪狀，在找不到任何犯罪事實的情況下，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他聽了以後沉思了一兩分鐘，緩慢地說：「我有一個朋友，這個人很老實。」又重複了一遍：「很老實。」

他接著說：「1957年，我和他都是礦黨委委員，因為對一個黨員的處理和黨委書記的意見不一致，他被劃為右派，想不通，不認罪，揚言上告，說了一些過頭的話，後來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所以說……」

我沒等他說完欲言又止的下文，便緊跟著說：「我明白，我不是有罪不認。是找不到犯了什麼罪，不但我找不到，欲加之罪的那些人，也就是說四川消防機械廠、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西城區檢察院、西城區法院、成都市中級法院等等單位興師動眾、煞費苦心也沒有找到，所以判決書上只概括了一條罪狀，即‘借開會暴露思想和藉口向管教幹部暴露思想公開講反革命言論’。思想也算犯罪？言論也能定罪？這恐怕有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吧。」

略停頓了一下，我繼續說：「被判了罪而沒有認罪是很痛苦的事，我願意認罪，就是找不到犯罪事實，不知道該怎麼認。只要能夠舉出具體事實，是罪我就認，是錯我就改，絕不含糊。」

他聽了未置可否，隨後問了一句：「你什麼時候關禁閉室的？」

我說：「去年夏天，準確地說是1968年8月11日下午5點左右。」

「為什麼呢？」他繼續問。

我說；「我投入勞改以後，沒有違反過任何監規紀律，沒有任何違法行為。也沒有想過逃跑。吃的是勞改隊的伙食，住的是戒備森嚴的監獄。勞動上我是積極的，進監獄一年多學會了大部分農活，春播秋收、栽秧撻谷、駕牛耕地、割草積肥，我沒有落於人後。關禁閉室的唯一理由就是‘不認罪’。認罪需要一個過程，判處十五年徒刑意味著需要十五年才能夠改造好，一進監獄就立地成佛，不現實吧？十三隊去年來了一個犯人尹顯慧，投入勞改沒幾天就在大會上表示如何認罪，怎麼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結果找機會逃跑了，至今還沒有抓回來。‘不認罪’不是關禁閉的理由，究竟為什麼日夜戴著手銬關禁閉，要十三隊的管教幹部和指導員周金仁才知道，我搞不清楚。」

他很沉得住氣，一直不打斷我，等我講完了，他慢條斯理地講了許多大道理，讓我好好改造，平時要服從監管幹部的管教，努力勞動等等。

隨後又把我押送回了小監，繼續帶著背銬關禁閉。

事後我才知道，和我談話的這個人叫宋曉光，以前是某勞改煤礦的黨委書記，文革中被批鬥，據說犯了什麼錯誤，被下放到苗溪茶場當一般幹部使用，以觀後效。人雖然被打倒了，原來的等級高，威信還在，他說的話在十三隊還有別人不可取代的作用。

過了大約三四天，下午出工的時候，獄卒徐紹華打開了小監的門。我是三工區的犯人，他是三工區的主管幹部，關我禁閉那天他在場，但是自從我關進來以後，九個多月沒有見過他的面，這一天他開了門沒說多餘的話，只說了一句「出去勞動」。於是打開了背銬，帶著我上了付家坪工地。

山上的犯人正在栽紅苕，看見我來了，不由得露出驚訝的目光，可是沒有一個人說話。徐紹華到工棚歇涼去了，犯人值星員許誠給我安排背紅苕籐的活路，我拿起背篼往苗圃走去，一邊走著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好久沒到這方來……」（《好久沒到這方來》是一首非常流行的四川民歌）相熟的難友看我出了小監還是那麼樂觀，紛紛點頭示意但還是不敢說話，個別膽子大的只說一句「長白了」，「長胖了」。我心裏想，那是長期不見太陽的煞白，黑牢禁閉的浮腫。然而還是感謝難友們的一番好意。

我總算活著出了小監！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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