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德國的憲政、法治在弱化(圖)
——寫於德國統一25週年之際
德國國會大廈（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0月05日訊】今年是德國統一25週年，與以往一邊倒的「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同，今年有不少「政治不正確」的聲音出現。一篇《兩德統一25週年：別假裝一切都好》，從很多方面涉及了「不太好」的一面。但在我看來，最嚴重的情況並非該文涉及的問題，而是今年德國在應對難民危機時藐視法律的政府行為。這些行為顛覆了外界對德國人守法、嚴謹的印象，讓人懷疑德國的法治基礎是否依然存在。
默克爾違反了哪些法律法規？
在接受難民問題上，德國政府進退失據，反覆無常。10天不到，從「接收無上限」到重啟邊境檢查，重大政策之隨意率性，讓人對其執政能力產生懷疑。
在匈牙利等東歐四國的堅決反對聲中，總理默克爾9月5日宣布接收難民無上限，副總理加布裡爾乾脆聲稱，今後每年可以再接收50萬難民。世界都在為德國接收難民的承受力擔心之時，德國政界與一些媒體卻自我陶醉於「歡迎文化」帶來的崇高道德感與驕傲感中。
當慕尼黑在1週之內迎來6萬多難民，且難民還以每天逾1萬的速度湧入之後，巴伐利亞州因負荷不堪而發出抱怨；德國魯爾區Mettmann地方政府因難民開支而增加房地產稅和工商企業稅，即變相開徵難民稅，引發當地居民（包括歡迎難民者在內）的抗議。形勢急轉直下。聯邦內政部長德邁齊埃於9月14日下午在新聞會上宣布，德國將「暫時」恢復與奧地利接壤地區的邊境檢查。此時距默克爾宣布無上限不到10天。
德國決策的反覆無常，既使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受到嚴重削弱，也使歐盟的完整性受到了嚴重打擊。這一切，源於德國以各種藉口破壞法律及各種協定。
首先，德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以「人權」為藉口，推翻了歐盟關於難民問題的「都柏林協議」。該協議要求難民必須在到達歐盟後的第一個國家進行登記，但德國卻讓那些沒有在匈牙利登記的難民進入德國，還出動專列，把難民接到德國。
其次，當難民潮讓德國無法招架之時，德國政府又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宣布暫時退出「申根協定」，重啟邊境控制。眾所周知，「申根協定」規定協定國之間的國境不受檢查，讓歐盟國家實現了「歐盟無國界」的夢想。
德國破壞歐盟內部規則並非始自此次難民危機。在歐盟國家中，德國率先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以兩德合併，債務過重為由，讓國內債務比例在歐洲國家中首次超過GDP 60％。有了德國的示範效應，法國等都先後破壞規則，為後來的歐債危機埋下了禍根。可以說，德國是歐盟債務危機的始作俑者。
憲法法官眼中的法治危機
聯邦憲法院法官彼得·胡伯（Peter Huber）終於忍無可忍，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了《德國處在意願危機中》（Deutschland ist in der Sinnkrise，09/30/2015），從幾個方面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一、憲法規則效力減弱，法治被侵蝕。「在德國統一1/4世紀後，由基本法確定的民族國家處在意願危機當中，法治國家露出被侵蝕趨向，民主在弱化，權力分立的結構繼續朝執行有利的方向偏離，以及聯邦國家的發展失去了方向」。這句話的意思是：政府當權者的意志高於法律，而且制衡行政權力的議會權力無法對其進行約束，因為政府與聯邦議會的勢力對比，「實際上是加強政府的作用，不利於單個議員」。
二、德國的所作所為對歐盟法治程序造成了致命的傷害。法律對政治的約束力消失了，處理歐元危機時無視條約，各聯邦州在管理上也不忠實執行聯邦法，「超越法律的實例不斷堆積」。
三、德國的政黨勢力發展不利於選民。勢力大的政黨的政治主張日益趨近，導致選民實施影響力的可能性被剝奪，既然沒有可選性，選民也就別無選擇。加之政黨資金配給，得票率達到1％的政黨，可得國家資金配給，按所得每張選票0.50歐元計。此外，缺乏聯邦層面上的直選與政黨的組織結構特點，使德國的政黨擁有自我決定和安排一切的權力：由於政府職位由黨內高層指定，因此政黨成員對黨內當權者具有依附性和奴性，所有這些，「加劇了公民對政治的啞口無言。長此以往，這會威脅到對憲法規則的認可。」
這種政黨政治會導致選舉出現「播下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在2013年9月德國大選中，左派如社民黨（SPD）遭遇歷史性慘敗，而基盟（CDU &CSU）獲勝。但基盟的選票未能達到絕對多數，不能獨立執政。基盟的傳統盟友自由民主黨（FDP）因得票少，連國會都未能進去。基盟不得不選擇左派當中較溫和的社民黨聯合執政。社民黨的幾大核心政策，比如全國性最低工資等，都被基盟妥協接受。隨著基盟在默克爾的領導下左傾，保守黨為主的聯合政府反而成了左派政府。德國人不得不吞下這枚苦果：多數德國人選了右派，得到的卻是個左派政權。
德國政府的輿論獨裁
這次難民危機中，德國政府對輿論實行管制，讓人深感默克爾政府在背離民主的路上走得實在太遠了。
難民潮開始之時，「歡迎文化」佔主導地位，德國媒體受「政治正確」的約束，與默克爾政府保持一致，但社交媒體上卻爆發了關於無限庇護權的激烈爭議，許多發言者深感憂慮：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接收這麼多人？必須照顧難民的這個社會福利國家到底有多大能力？文化融入的可能性如何？許多網民抱怨，政府在做出決定時未傾聽選民的聲音。
對政府難民政策提出質疑者被打入「黑暗德國」，其言論一律被看作是「新納粹的種族歧視言論」，於是出現了德國版的網路監控。9月14日，德國法務部長馬斯（Heiko Maas）召見了Facebook代表團，要求建立一個由Facebook、民間社會組織和NGO組成的工作小組，迅速刪除「仇恨帖子」，除了刪帖之外，還要加強用反證來對付仇外言論。9月下旬，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間隙，默克爾當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難民種族言論增多，扎克伯格承諾嚴控。
這一控制輿論的做法，導致德國一些知識界人士忍無可忍，柏林洪堡大學東歐史、斯大林主義研究專家Jörg Baberowski 教授在瑞士《新蘇黎世報》發表《德國將自己變為美德國家》，警告說：德國政府無視公民的擔憂，使用輿論專制統治德國。媒體追隨政府以保持政治正確性，對輿論專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從德國的現實來看，公民的疑慮與提出的問題都是有道理的。這種輿論專制的後果很嚴重，導致公民對政治冷淡，德國「社會和諧和凝聚力面臨危亡...但總理卻對她一手製造的災難視而不見。在別處，政治家已因小錯下臺了」。
默克爾及其同僚的錯誤在於他們將言論自由當作表達真理，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應該被刪除並限制。在對言論自由與法治的關係上，德國人的認識確實遠不如美國人。
美國「權利法案」的第一條是：「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權利」。在美國，「言論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間的界限非常清楚。言論自由只有一個目的，即保證每個人能夠說出他自己的聲音，保證這個世界永遠有不同的聲音。而絕不是保證人們只發出一種聲音，哪怕公認為這是「真理的聲音」。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一直認為言論自由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真理，因而導致出現言論管制：當局或者當局認可的一群所謂的「大多數」，經常將自己的觀點與想法宣布為「真理」，以此扼殺不同意見。
在難民問題上，德國政府應對失據、違反法治引發的社會反思，已經超出了難民問題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評者在反思文章中都會寫上「自從兩德統一以來」，用這種方式追溯問題的起源，應該是被所謂「政治正確」長久壓抑之後的爆發。
德意志民族曾經是一個善於反思的民族。這次難民危機應該促使德國人深入思考並採取行動，法治弱化既然已經危及德國，扭轉這一趨勢就是當務之急。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從德文資料的翻譯及細節的查核瞭解上，得到德國網友野罌粟大力幫助，特此鳴謝）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