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小說連載：我所經歷的新中國(26)(圖)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七章農業合作化運動
五、去做管肚皮的亊
什麼是管肚皮的事？糧食統購統銷。1953年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中規定：「生產糧食的農民應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收購價格和計畫收購的分配數量將餘糧售給國家。農民在繳納公糧和計畫收購糧以外的餘糧，可以自由存儲和自由使用，可以繼續售給國家糧食部門或合作社，或在國家設立的糧食市場進行交易，並可在農村間進行少量的互通有無的交易。」但這只是官樣文章。所以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具體執行中卻不准許農民在市場上銷售或互通有無的交易，只能賣給國家。而且不淮農民積糧，凡有積糧均視為餘糧，一律強迫「統購」去。自此農村再無存糧，一遇歉收或青黃不接便出現飢餓。
共產黨為什麼要實行這個政策？不少專家認為：新中國伊始，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一方面城鎮人口數量大幅度增長，糧食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由於私營糧商與國家爭奪糧食市場以及農民的惜售心理導致的糧食徵收困難局面。為瞭解決上述問題，政務院才發布了以上命令：「為了保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所需要的糧食，穩定糧價，消滅糧食投機，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特根據共同綱領第二十八條「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計民生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的規定，「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有計畫、有步驟地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簡稱統購）和計畫供應（簡稱統銷）。」由統購統銷出臺的背景及所要實現的目標來看，有兩個特點：一是農村糧食徵購中的強制性；二是統銷對城鎮糧食供應的保障性。農村糧食徵購中的強制性主要表現在國家不斷加強對農村糧食的控制，農民逐漸喪失對糧食的自由處置權，農村糧食被國家最大限度的掌控。換句話說，統購統銷體制的確立，事實上確立了一種城鄉糧食分配中的不平等機制。在這種帶有偏向性的體制安排下，農村作為糧食的供應地卻缺少必要的糧食保障，城鎮在國家的糧食供應中明顯居於優勢地位。為此，才有1959年至1961年的大飢荒。說得明白一點，那場大飢荒固然有「大躍進」、「大煉鋼鉄」的客觀誘因，而根本問題是這一政策把農村存糧洗劫一空，也就是說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是毛澤東從根本上否定了原有的行之有效的存糧於民的傳統優良的制度。
翻開歷史畫卷，歷朝歷代農民所收下的糧食除自食外，均能將餘下的糧食積存起來。民間有句成語「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由於民間糧食富裕，縱是天干三年也不會出現飢饉。農民是最現實的保守主義者，從不輕易賣掉自己庫存的糧食，在遇上紅白喜事或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忍痛出售一點糧食。縱是如此，他們也要多次地權衡價格後才拿到市場去銷售，一當難關過去有了錢又去把它買回來。故糧價總是隨行就市，自由銷售交易，不受權力或政府掌控與制約。當時成都四城門都有米市，各條街有米店，價格一天一個行情，無論買米或是賣米，都是以斗、升、合計算。一斗米重量為30斤，十升為一鬥，十合為一升，把米盛在斗、升、合裡面，用一個特製的木刮一刮，天公地道皆無二言。賣米的米販子多是四鄉農民，他們每天從集市（四川叫趕場）上零星收來，然後再裝成袋用黃牛馱到米市上去賣，買主多是米店的老闆。他們談論價格均是雙方的手放在袖籠裡面捏指拇，什麼「拐、麼、叉、筒子」近似黑話。生意成交後，米販按照成交的價格、質量，又用黃牛或板車把米送到米商開設的店舖去，米商再賣給需要買米的各家各戶。千百年來市場就這樣運轉，大家都習以為常。可是共產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把這一切良好的供銷關係全部粉碎，認為這樣會造成不法奸商屯積居奇，抬高糧價，坑害百姓，破壞國家建設。他們總是說「我們做一切事情都是從老百姓利益出發」，偏巧老百姓卻不買賬，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拚死抵抗，因而產生不少悲劇。糧食「統購統銷」便發生了不少這樣的悲劇。
為了貫徹執行毛澤東這項新的創舉，區委、區政府又向各鄉派出工作組，我是站東鄉工作組的組長。統購是有任務數字的，數字由中央分配到省，省分配到市，市分配到區，區分配到鄉，一級一級壓下去，滴水不漏。
這些任務數字從何而來呢？說起來既簡單又「科學」，簡單得連小學生都能計算，「科學」得連華羅庚都信服。比如一畝田栽多少棵秧，每棵秧有多少棵谷穗，每穗有多少粒水稻，用秤一稱求出大約之數，再乘以棵、乘以畝，便是田畝產量。這種「科學的換演算法」無懈可擊，但在實際中卻遠非如此，常常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懸殊，可又無法反駁說這種計算方法是錯誤的。
工作的開展辦法仍然是學習文件，統一思想認識，召開區、鄉、村三級幹部會議。層層加碼分配任務，區包到鄉，鄉包到村，村包到組，組落實到各家各戶。
我所在站東鄉的「統購任務」是340萬斤。老天，一個人口不足兩萬，田土不滿八千，平均每畝要向國家賣出三百多斤餘糧，公糧還另計。大家聽著都咋舌，紛紛叫喊完不成任務。怎麼辦？共產黨有的是辦法，坐下來一邊學習文件，一邊算糧食的收入支出帳，這一算還余有十幾萬斤糧食，叫賣不出的嘴巴全閉口了。區長李運成在三級幹部會上說：「糧食統購統銷工作，關係到國家大政方針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也考驗每個幹部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因此必須完成，一定要保證完成！哪個鄉不完成，工作組長要負責，鄉長要負責，參與此項工作的每個幹部要負責……」
千斤重擔壓得大家喘不過氣，背上直冒冷汗，誰敢說完不成？參會人員迫於形勢只好紛紛表態：「保證完成上級佈置的任務，一定超額完成任務！」有的鄉還向黨寫了決心書，表示一定聽領導的話，帶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
回到鄉里，周龍聯鄉長私下向我訴苦，道：「黃組長，按算帳的辦法我家五畝多田也該賣一千七百多斤，咋賣得夠啊！把口糧貼進去都完不成。你叫我婆娘娃兒吃什麼？」
我想也不想回說：「那算帳的辦法不是很科學合理嗎？你怎麼當時不說呢，下來叫苦。」
他狡黠地笑笑：「那場合能說完不成嗎？除非我不要這頂鄉長的烏紗帽了。」
我也感到事情棘手，是個「炭圓活」（四川話：手裡捏著火團）便問：「你說該怎麼辦？」
他想了會兒，不動聲色地咬咬牙說：「賣！，把口糧貼進去都要完成任務。哪個狗日的敢不賣，老子開會組織人鬥爭他！」
我道：「還是要堅持說服工作啊！」
他陰不陰不陽地補一句：「說服？我說黃組長呀，沒有生過娃兒的婆娘怎麼曉得屁疼，我是農民，那個農民不存點隔夜糧啊！」
我沉默了好一陣，環顧左右壓低聲音說：「臨行前李區長向我作了個別交待，先全力組織農民賣，完成任務後再說下文。如果實在賣多了還可返銷。」
他一下眉開眼笑，立即拍手道：「有李區長這句話，我們就不怕了。」
我感到有點失言，即忙糾正說：「周鄉長，這可是秘密，你可不能對外講喲！」
他捲上葉子煙，悠悠然然地抽起來，說：「放心，黃組長，我又不是傻蛋。」
我配備好各村幹部，也採取按人頭包干的辦法，一層一層壓了下去，有的村還加了碼。我督戰建設村，用以點帶面的辦法逐步推開。建設村村長夏雨祥是個風風火火的人，此時正在爭取入黨，對工作十分配合賣力。在村幹部會上，他帶頭表態賣餘糧，數額遠遠超過他家應賣的餘糧數。會後，我心裏不踏實，惴惴不安地問：「你賣了這樣多，過年後吃什麼？」他朗朗一笑道：「黃組長，幹革命死都不怕、還愁我沒飯吃麼？」
我十分感動，緊緊握住他的手。當夜將他帶頭賣餘糧的先進事跡寫成通報發到各村，號召大家向他學習。然後用這個例子在各村推廣，組織黨團員帶頭表態，積極份子跟進，給超報餘糧數的農民戴紅花、拍巴掌等激勵手段。經過幾天幾夜的工作，成績斐然，各家所報出來賣餘糧的數字遠遠超過區裡所下達的任務指標。區長李運成來鄉檢查工作，聽完我的匯報後高興地說：「小黃，幹得不錯，你很有工作能力，對黨的事業忠誠老實，上次對你處理看來重了一點，等適當時機我建議支部恢復你的候補期。」
我很受感動，表示今後更要努力工作。
超額完成任務的數字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東西，到入倉時候卻兌不了現，怎麼辦？鄉長周龍聯把大腿一拍說：「派民兵給我挨家挨戶搜，我看哪個龜兒子敢不賣？」。我認為這做法不妥，思考了會兒提出一個新的設想，說：「這樣吧，我們以檢查衛生的名，派積極份子到那些說賣不出餘糧家先去看一看，如果真有糧食不賣，再派民兵去。」他同意我這「兩條腿走路」的方法，經過極積分子現場勘察發現，真有十多戶農民匿糧不賣，其中最典型的一戶是姓柳的富裕中農，他把糧食藏在一副壽木裡，我們立即派武裝先看住糧食，立馬召開現場批鬥會把這個柳姓富裕中農斗了好半天，然後把這事情作為活材料拿出教育全鄉農民。
在騙、逼、壓三管齊下的脅迫下，總算完成了糧食統購入倉任務數，可是不足一月全鄉各村出現缺糧現象，其它鄉村和周邊縣區也相繼出現，情況比我們鄉還嚴重。這些缺糧農民，成群集隊湧進城裡去搶購鍋魁、麵食、點心，有的還到餐館去買飯，好在那時雖有糧食定量，但買熟食品還不要糧票，人心比較穩定，可是搶購風越來越嚴重，引起上面不安。一次我去建設村瞭解情況，正聽到夏雨祥和老婆吵架。他妻子一邊哭一邊叫著罵：「你狗日的顯屁兒白，裝假積極，搞得一家人沒米下鍋，賣他媽屁餘糧，咋不把你屁股賣了，還賣不賣老婆、兒女？」
夏雨祥急得跳腳說：「你這是什麼話？什麼話？還給不給我留張臉。」
我心裏深感歉意，即忙上前勸解，他老婆拉著我衣襟哭：「黃同志呀、你不是說統購統銷只統購農民的餘糧嘛、為啥共產黨把我們的口糧都統購去了哩！嗚嗚。。。。。。」
我無言以對，只好竭力安慰：「放心，夏大嫂，只要共產黨在，就不會叫你們餓飯。」
於是我騎著單車趕回區上，向李區長作了反映，建議是否根據實際情況批准返銷一點口糧？他聽後兩眼圓睜，粗聲粗氣說：「才入倉幾天就返銷，有這政策嗎？你向市委說去。」
我回敬一句道：「未必看著農民餓死不成？」
他道：「那個鄉死了人那個鄉負責。」
我一氣之下向市委反映了全區統購統銷的真實情況，這等於是告了領導的一狀，當然那恢復候補期的許諾也就泡湯了。自此，我們的關係更加矛盾白熱化，可他奈何我不得，那時上級想整倒一個下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機關裡還沒有「階級鬥爭」。
六、初識中國民主
毛澤東統治下的二十八年，中國只有兩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會通過的，僅是寫在紙上的文字元號，從來也沒有實行過；「婚姻法」倒幫助了不少老幹部「休」去家裡黃臉老婆，使他們心滿意足地與城市姑娘結了婚。
其實毛澤東最討厭法律，認為那東西礙了手腳。，他說，他是個「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的人。幹什麼事有《人民日報》就行了。社論一發號召，全國就動了起來，法律有鳥用！
不過既然叫「國家」，就得有法，儘管那是寫在紙上的文字元號，也得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手通過。全國人民代表應由人民選舉產生，可是中國太大不能由直選，便來了個「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史稱「普選」。本人便是此次「普選」基層工作委員會的主席，故此節叫「初識中國民主」。
可別看我們中國只有「四大發明」，這「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也是個重大的發明呀！遺憾的是，這個「偉大發明」至今沒有去申請吉尼斯世界記錄或諾貝爾獎！真可惜。
什麼是「自下而上」的選舉？即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市（地）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市（地）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農、工、兵、學、商，宗（教）、科（學）、教（育）、文（藝）、民（民主黨派），方方面面應有盡有。就像計畫經済，各級人民代表的產生也有嚴格的計畫，不然何以叫「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是這樣選舉產生的；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就是這樣舉手錶決通過的。多神聖！多莊嚴！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假自由能比嗎？
為了搞好這次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普選工作，國家又抽出大批幹部，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我有幸被派往成都市龍潭區站東鄉普選工作委員會擔任主席。這主席，是成都市普選工作委員會委任的，蓋有大紅章，一點不馬虎。
毛澤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鬥爭才有發展。」我「生在舊社會，長在新中國」。1947年，一貫搞「假民主」的國民黨，為了實現民主憲政，要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除共產黨的解放區外，在國統區的數億人口裡搞了一次民選國大代表。國大代表相當於今天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律由老百姓直選，凡年滿十八歲的公民都有資格參加投票。那時我剛十三歲不夠投票年齡，但至今還記得那場選舉。
此時，我正在成都市上西順城街申伍蘇裱店當學徒，那片選區的投票點設在店舖對面不遠的一座中心小學校裡。師父白申伍三十七八，胖胖身體，一手過硬的蘇裱技術。他每天晚上收聽地下電臺，關注國共兩黨戰爭的勝敗情況。每當聽到國軍棄城失地消息時，總是自個兒地嘆氣說：老蔣又輸給朱毛了！若是國民黨有所小勝，他就高高興興地揚起眉毛，一邊喝小酒一邊啍幾句川戲：我坐在城樓觀動靜，看看司馬老兒怎麼行軍……
一言蔽之，他是個傳統小商人、小知識份子，既憂民憂囯，又想著生意和盤算賺銭。他視囯民黨蔣介石為正統，視共產黨為亂臣賊子的反叛，對那場「國大」選舉特別關注。用他的話說，老百姓選出的總統總不能去推翻嘛？
那時的成都大約有60萬人口，要直選一名「國大代表」，而竟選有四個人。一個叫孫震，又名孫德操，是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曾任國民黨多項軍、政要職；一個叫關麟征，是中央軍校（其前身為黃埔軍校）成都分校的教務長，受到一部分軍方人士的支持。一個叫徐子昌，是代表民間勢力出面參選的。此人家道殷實，是成都有名的"袍哥"大爺。「袍哥」是民間社會組織，是民眾自願自發組織成的一種團體。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為了自身維權免受人欺負。他們以三國時劉關張桃園結義為道德楷模與精神信仰，組成一個團體，互相聲援支持。把關羽供奉為神。團體的領導人稱"大哥"，卻沒有"二哥"，因為二哥是關羽聖人，誰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稱"紅旗管事"，處理對外事務，五哥稱"黑旗管事"，處理內務。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民間社團。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領，竟然敢與國民黨提名的競選人分庭抗禮，可見當時蔣氏對民間力量還是持寬容態度。再一個叫官箴宇，是律師、市議員，好打抱不平，專為受辱受凌的小戶人家打官司（現稱弱勢群體），有點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精神，在法庭上公然敢大罵檢察官與推事（審判員或審判長）不公之舉，在市議會上競能為老百姓說話抗爭，常常鬧庭質疑市長，為何不懲辦軍閥某的橫行？故大家送他一個綽號「官大炮」。這樽炮很厲害，要不要自個兒出銭印些揭露國民黨達官貴人不法行為與貪污腐敗的油印小報（現稱非法出版物，逮住要判刑），不知那時為何不管，還稱為進步東西？我們鋪子上就收到過幾張，一張揭露國民黨特務抓捕川大進步學生劉某，一張反對軍閥劉湘遺孀太太屯集居奇哄抬物價，一張國民黨某高官強佔農民土地……如果發生在此日此時，「官大炮」一定「違害社會治安」或「顛覆國家罪」，早早關進牢房吃「233」了（每日囚糧標準：早2兩、午晚各3兩），奇怪，國民黨不但不關押他，還訨其參選「國大代表」，奇怪乎？
記得投票那天是個星期日，師父、師娘穿戴整齊，准十點去到斜對面中心小學校投下了他（她）神聖的一票。聽師父、師娘講，他們投的是孫震將軍。說他為人正直公義，好善樂施，助學興教，是樹德中學（現名成都市九中）的董事長，此校至今也是名校。後來四人中孫震當選，看來師父、師娘的票沒有投錯。
「國大代表」選後三年，共產黨奪得政權，1950年11月成都開始「鎮壓反革命」，「囯大代表」屬於「鎮反對象」。所幸當選的孫震和落選的關麟征，因是軍人關係跟著蔣介石先生撤到臺灣，保住了老命。留在成都的徐子昌徐大爺，官緘宇「官大炮」就慘了。徐子昌作為大惡霸，1950年12月關進川西行署公安廳「政訓班。何謂政訓班？解放初期，中共為瓦解敵人，大搞統戰工作，川西行署開辦一個政治訓練斑（簡稱政訓班）號召囯民黨舊政權人員去自首學習改造思想，然後量材錄用分配工作。一時大家信以為真，去了二百多人報名。結果到後來絕大部分被殺，不殺的均判重刑。此政訓班後來為省公安廳梓橦卷秘密監獄。1963年初，我因「馬盟」一案關押於此，同室關押代號為338的、本名賈祥端，浙江奉化人，國民黨二廳某處長，少校軍銜，戴笠部下。1948年他隨南京政府迂廣州，再重慶、成都，1950年3月向川西軍管會報名參加學習，是政訓班老學員，曾和徐子昌同組，一直關押到1973年特赦囯民黨軍政人員才出監獄。他向我講，徐子昌還在政訓班「操大哥」的軼亊。他說徐子昌仁義，家裡很有銭，經常包席進來請大家吃，還買日用品送外地的學員。就是這個落選的徐子昌，成都1951年的「大鎮壓」中，是共產黨最早殺的「反革命惡霸分子」。我參加了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召開的公審會。那時治安還不穩安，沿途站有解放軍，怕他兄弟夥劫殺場。他五花大綁站在公審大會主席台下，氣宇軒昂沒有倒樁（成都話未低頭），大罵共產黨是騙子不會有好報，後殺於外西撫琴臺，是打的腦袋，只剩個樁樁人。「官大炮」在1951年3月27日大逮捕中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送去勞改，後死於勞改隊。在共產黨奪得天下後的58年中，我除去關押的23年外，有35年生活在「偉大的新中國」。在我記憶裡參加過兩次投票選人民代表。一次，「改正」回歸報社後的1981年選區人民代表，被選的人不認識，但服從組織安排，叫選誰就選准，畫下了圈圈。另一次就是1953年的「普選」，我不但是參與人，還是鄉一級的負責經辦人。現將它如實寫出來，留給歷史，讓大家作個比較，辯別民主與不民主。
那年本人剛滿19歲，還是個「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孩子，便是一個鄉普選工作委員會主席，統領指揮30多位工作人員。其中一半是機關幹部，一半是小學教師。幹部叫普選工作指導員，教師叫普選工作技術員；前者管大方向的政策宣講，後者管一家一戶的登記填表。全鄉以16個自然村為單一選區，每個選區要公布三次選民資格榜，還要公布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員的名單。出身富農、地主階級年滿十八歲的子女，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地主、富農及管制分子，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幸那時沒有右（派）、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托（派）、叛（徒）等分子，不然還得增加一半登記填表的技術員。
翻身農民十分看重此事，感到有選舉權十分光榮，是當家作主的表現，可以按自己意志選出代表，再由自已選出的代表去治理國家。但在內部卻有不成文的規定（共產黨做任何事都有內部文件，那外部文件只是給人看）：被提名為鄉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必須是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二，必須是大公無私，能帶領廣大農民走集體富裕社會主義光明大道的；三，必須有階級覺悟，能貫徹執行上級指示的。
代表候選人產生的辦法是：由鄉普選工作委員會邀請所在選區的青、工、婦和黨團員，以及其它有代表性的人物，醞釀提出名單，交由選民討論通過，然後再由選民投票確認。其實這些代表侯選人名單，都是我們鄉普選工作委員會事先擬定好後報區委審核，待區委同意後我們才能拿出來交選民們醞釀、提名、通過，投票選舉僅僅是走過場的形式而己。
我作為鄉普選工作委員會主席，這個鄉的代表基本上是我說了算，民意僅是供參考的東西，誰不買我賬誰就休想當代表，正如我要聽區委書記和區長的話一樣。特別是那些想當代表和村長、鄉長的人，對我更是畢恭畢敬，熱情周詳。
鄉長周龍聯是土改建政選出來的，此次生怕選不上，成天主席前主席後的拍我馬屁。一天，他笑嘻嘻走進我的辦公室，求情似地低聲下氣說：「黃主席，你一直領導我，相處時間也很久了，你看我有什麼缺點和錯誤？有沒有不尊敬你的地方？請你大膽批評教育我，今後我才能改正。」
當時，我心裏真有點看不起他，就不是為了那32元鄉長的工資嘛！32元錢雖不多，卻比一個「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年收入卻多了好幾倍到十倍。我竭力支持他當上代表，當上鄉長。
選票是一張巴掌大的紙，上面蓋有普選工作委員會紅印，凡有選民資格的一人一張，投向你要選的鄉人民代表。鄉人民代表百人中選一，都是歷次運動中的極積分子，不少人是黨團員，由他們在鄉人代會上選出鄉長和區人民代表。一個村有兩百多人，參加競選的鄉人民代表有三至四人，從他們中選出兩人，辦法是在選票上寫上他們的名字，寫不上的由工作人員代寫，然後投在紅色選票箱內。投完即開箱唱票，選上的人即披上紅綢，接受大家的掌聲，到也感人。
區代表在選之前早由上面圈定，黨團員多少？婦女多少？軍隊、學校、農村、工礦各多少？都是有不成文的比例。此套路直至市、省、中央，你要當代表，首先要取悅領導對你的好感與信任，沒有此前題休想。
無論怎樣說，這次普選出的鄉人民代表不但經選民多次討論，還有差額，比起50多年後的今天似乎還有點民主氣氛？而今天連形式也不走一下，那代表到底是誰選出的？誰也搞不清楚。
這真不知是「與時俱進」，還是「與時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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