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小說連載:我所經歷的新中國(22)(圖)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六章和平的歲月

三、加入「先鋒隊」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參加共產黨才能去領導革命。在全區工作走上正規後,機關即開始建黨建團,目的是把各種政治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極積份子,吸收到黨內團內來,以壯大發展革命有生力量。

在建黨前,區政府各科局室沒有科長、局長,通稱負責人,同志間直呼其名,沒有地位與權勢之分。建黨後一批入了黨的同志很快走上領導工作崗位,稱呼也就隨之變了,人與人的關係也變了,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告訴人們:「要當官就要入黨,不入黨就休想當官。「

愛國衛生運動使我一炮走紅,派出所張所長和我的關係越來越好。我們兩人住一個寢室,現在就更無話不談了。一天,他直白地向我說:「小黃,我真羨慕領導對你這麼相信,有次開會張區委還提到你,要我們學習你雷歷風行的工作作風,認真負責工作精神。看樣子你的進步會比我快,我一九四三年參加革命到現在才混個營級,你不出三年定是個縣團級幹部。不過,你要盡快解決入黨問題,這次機關建黨我第一個推薦你,今後你跑到我前面去了,別忘拉我一把啊!」

我謙虛地笑笑:「張所長,我參加革命不是為了做官,全是為了報答黨和毛主席的恩情,沒有他們哪有我今天?」心裏卻在說,拍馬屁是不是早了一點?

「是呀、是呀!我和你一樣,都是貧苦人出身,為報恩才來革命。但如果能憑工作能力當上官,又為什麼不當哩?」張所長是個直率人,說話做事從不遮遮掩掩。

我笑笑,無言以對。

隔不了幾天,區委通知我回機關、組織部長肖柳和我談話,於是我正式寫了入黨申請書。接著,潘清雍、袁忠智、王琴玉等十三、四個人都寫了。為了審查每個人歷史和工作中的表現,機關團支部出面邀請各科室代表人員,對每個申請入黨的人進行認真嚴格的鑑定。辦法是先由申請人在會上作自我介紹,介紹內容包括家庭出身、個人經歷、社會關係、工作表現、優點缺點,以及為什麼要入黨等。

最使我感到震驚的,是王琴玉在介紹中說:她在裕華紗廠當女工時,曾被工頭姦污過。我一下木然了,對她有過的美好印象頓時消逝淨盡、她在我腦海裡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儘管我們兩人都在會上一致得到通過,但自此再沒有以前良好的親密關係,好像友誼平添了一層隔膜,又像飄起一層薄霧,甚至工作上也有了彆扭。

她多次找我,我總是說工作忙、沒時間想其它事。其實,這是中國大男人的封建主義思想在作祟,女人的貞節是擇偶的一個重要價碼,同時我也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在入黨會上公開自己的隱私,談這些與入黨有什麼關係?於人於已又有什麼好處?

在我迷惑中,姚紅菊向我耳語道:「黃主任,她編的,你怎麼相信了?」

我不解問:「她為什麼編這些髒事?」

姚紅菊神秘兮兮一笑:「想表明自己苦大仇深嘛!叫組織相信。」

我哦了聲,再沒說什麼。人啊,難道為了入黨什麼廉恥也不要了嗎?

全區一共批准了12名黨員,都有候補期,有的一年,有的半年(大約六十年代後才改為預備期)。這批新入黨的黨員,很快提撥到領導崗位,大則局長,小則科長,不知什麼原因我原封不動?那些提了干的同志有的工資連升兩級,有的換上呢料制服,說話做事都有了架子,顯得一副當官的樣子。

我思想上有了壓力,表現得不自然。李捷區長發現了苗頭,對我進行教育說:「黃牛,你還小,目前最需要加強鍛練,再有你文化水平低,怕你佔在位子上挑不起,組織上是有考慮的」。

我口上應著,心裏卻不痛快,認為對我不公平。巧好,我要好的朋友陳智遠當上民政科長後(街道辦事處歸口在民政科),老在我面前指手劃腳,惹得我頂他一次:「你別給我擺譜,老子至少出身比你好。」

弄得他在人前下不了臺,反映給李捷區長,說我不好管。李捷區長為緩和矛盾,又把我調回生產建設科,再次與老熟人潘清雍搭擋。

四、指揮農民種莊稼

成都平原田地多是油沙土,黑黝黝的,用手一捏都會流出油似的。再加上兩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鑿開玉壘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內河,乾旱的西蜀一下成為富庶之鄉。寶瓶口的都江堰千秋萬世造福子孫,自此溝渠縱橫,沃土千里,稻花麥浪,無飢無寒。莊戶人家若需用水,只稍在堰坎上放上幾塊木板,不一會兒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竄進田疇,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有詩章的美,有管樂的聲,故川西平原自古無旱澇之災,家家戶戶無斷炊之慮。農民世代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勤勞耕種,繁衍生息,誰去管過他們?誰去領導過他們?他們是最務實的人,最講實事求是的百姓。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土地改革使千家萬戶農民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自此再沒有農戶僱請長短工,也再沒有吃栽秧酒一說。過去栽秧子一天吃五頓(兩頓湯元或麵食在工間加餐吃,中午晚上有酒有肉),薅秧子吃四頓(工間加餐吃麵皮或稀飯),打穀子也是吃五頓(工間加餐兩頓稀飯與胡豆,晚上有酒有肉)。故農村有句諺語「栽秧子是女婿,薅秧子是舅子,打穀子是老丈人(即岳父之意)「。現在這一切習俗沒有了,各家各戶守著自已分到的那幾畝田土過日子,但農業上的活路又是集中在春秋兩季的裁秧打穀,掄種掄收上。以前每到這些日子,東山一帶(指簡陽、資陽、樂至、安岳等縣)農民,便成群結隊來到成都各鄉鎮出賣勞動力,站在橋頭任僱主擇選(俗稱橋市砣砣肉)。現在沒人來了,農村便出現傳統與習慣性的「換工「。可毛澤東和共產黨總喜歡管閑事,非要學習老區的辦法,倡導農民走「組織起來「的道路,非要成立農業互助組。農民不接受,喜歡一家一戶的單干,他們說:「什麼組織起來?自已娃娃自已抱,自已兒子自已養。」

為了讓農民走「組織起來「互助合作的道路,推廣計畫性的生產和科學種田,區裡抽出大批幹部奔赴農村,指揮農民幹些」脫了褲子打屁「(即完全多此一舉之意)的事。我和生產建設科的陳崇陽、徐澤昆扛著行李去到鳳凰鄉蹲點,抓秋收冬播。區委的老朋友「夢覺」和綽號「干豇豆」的女同志劉家惠等六七個人,合編成一個工作組,因大家都是年輕人,相互瞭解,沒有小心眼,工作起來得心應手。

鳳凰鄉政府設在鳳凰山坡口賴家店街上。這是一條老街,十多家店舖三十多戶人家,鳳凰山機場距它不足兩里路。成都人所叫的山,不過是個黃泥巴土坡坡,無樹無林,滿是冬水田和埝塘。山是泛紅的酸性土質,只適宣種玉米、地瓜,且一下雨泥巴就粘腳,天晴則是坑坑窪窪的硬石頭。鄉政府有五名脫產幹部,鄉長、副鄉長、民兵隊長、民政幹事、財糧幹事和一名在編的炊事員。工作組加鄉幹部共十一二人,很是熱鬧。我是駐鄉組長,代表區委、區政府工作,有點近似「欽差大臣」,什麼亊都得向我清示匯報。

我不足19歲,是個黃毛未蛻乳臭未乾的孩子,管的事卻不少,大到全鄉播種計畫,小到農戶向銀行貸款都得過問。

工作組每天早晨起床自學,十點吃早飯,十二點後匯報工作,研究情況,佈置第二天任務。下午四點吃午晚鈑(兩餐並在一起),飯後戴上草帽,拿上電筒、雨傘和一根打狗棍,各人下到各自所分管的村子,登門串戶或找人開會瞭解情況,直到下夜兩點才回到鄉政府。我們這些吃公家飯、拿政府錢,回家可以睡到第二天八、九點,可農民雞一叫就得下田幹活。我們辛苦,農民比我們更辛苦,為了革命辛苦點又算得什麼?所以老百姓當著我們戲言:「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而實際上國民黨的稅比起我們今天的稅,恐怕連「小巫」也不夠資格。

共產黨做任何工作都是靠開會。這辦法還真靈,無論宣講政策還是貫徹什麼新措施,從上至下都是靠開會解決,這叫「走群眾路線」,又叫「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實則是假「多數」之名的一種專政手段,後來的反右、文革均是如此。凡是會上定了的事情,誰也不敢反對。其實,會上定什麼,全是工作組在作決定。

那時學蘇聯,蘇聯是老大哥,一切照搬。國家無論做什麼事,都講計畫,不僅工業生產要講計畫,農業生產也要講計畫,到後來生兒育女也要講計畫,不然何叫社會主義?計畫來計畫去,計畫得沒點個人空間。中央每年向各省上下達各項生產的任務指標,諸如播種什麼莊稼?用什麼種籽?施用什麼肥料?行距、窩距多少?都有規定。省上又將這些任務指標下達到地市,地市再下達到區縣,區縣下達到鄉和村,一層一層,一級一級,周密詳細,無懈可擊,甚至鎮反運動殺人也有計畫指標,殺千分之幾,抓右派也有指標百分之幾……這就是學習「蘇聯老大哥」計畫經濟的先進經驗。。

說實話,我們所做的這一切,對農民無絲毫幫助,如果說有幫助就是不讓他們睡覺。因為他們世世代代都與土地共生共長,懂得農活的規律和莊稼的變數,用得著去管嗎?黨和毛主席為什麼喜歡管這些不該管的亊呢?派我們這些不懂農業生產的年輕娃娃去領導吃黃牙齒(四川話:年長牙齒都變黃,經驗豐富)的農民種莊稼呢?真不可思議!而還美其名曰:獻身革命!幫助農民克服「自私、落後、保守的狹隘思想」。農民當然難以接受,我們反而常常罵他們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要把上級所制定的生產計畫貫徹下去,雖知道農民厭惡,但也得天天、夜夜召集開各種各樣的會議,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總是無休止地開下去。開得農民捶腰桿,打哈欠,閉眼晴,直開到他們同意政府計畫為止。這就叫「疲勞轟炸「,你頂得住嗎?有次,高風村生產委員陳太山私下向我說:「黃同志,我真不明白,我們世世代代種莊稼,鋤把把都磨光了,難道還不知怎樣犂地、耙田、下種、施肥麼?你們操這些閑心幹什麼?地裡沒收成,我們一家大小吃什麼?「這話再實在不過了,可我認為他思想保守,沒有科學覌點,只相信幾千年的老套路,聽後耐心地笑著解釋道:「我們共產黨不僅要領導農民起來推翻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還要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就拿種田來說,你們現在一畝田頂多產八百斤水稻,如果接照我們推廣的密植法,畝產可以翻一番。」

他睜著兩個飽經風霜的大眼睛,饒有興趣地問:「怎麼個密植法?」

我道:「你們一畝田才插五千棵秧,要是插上一萬棵秧,產量不就上去了。」

他聽後哈哈大笑道:「黃同志呀,發動群眾鬥地主,你比我內行,插秧打穀、駕牛犂田,我比你就內行。俗話說,稀插秧,穗滿漿;密栽秧,一包糠。種莊稼就像女人生娃娃,不要以為幹一次就生一個,那樣滿世界部裝不下啊!」

我沒有辦法說服他,心裏卻暗喑罵道:「老保守。」

農民不敢公開抗拒開會,便採取軟拖辦法。土改時晚鈑後一敲鐘,無論颳風下雨,他們總是打著火把、燈籠,或披蓑衣戴斗笠,成群結隊,嘻嘻哈哈,不出一袋煙工夫,就全集合到指定地點。現在鈡敲爛了也不來,如果來了就打瞌睡。你有什麼辦法?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立即改變方式,不再開村民大會,下到組裡開會,你總得來。有天晚上,我和陳崇陽去到落鳳村十組開會,等了兩個多小時人還到不齊,我便去到一家一戶叫。叫到一戶姓劉的農民家,可叫啞了嗓子也不開門。

在我記憶裡這是一家貧農,土改中很積極。一次我去訪貧,他又送茶又擰毛巾熱情極了,老伴還煮碗荷包蛋非得要我吃,現在不知是什麼原因老不來開會。我來到他家門外籬笆前,見雙門緊扣,房裡沒有燈火,便高聲喊:「劉大爸,劉大爸……」

沒人應,幾條惡狗狺狺扑來,我只好揮著竹棍亮著電筒,左右防範,疲於應付。大約十多分鐘後,他才亮著馬燈,從籬笆裡伸出一張沒有表情的臉問:「什麼事啊?半夜三更,有公事明天說吧。」

不待我表明意思,他就把籬笆門掩上了,氣得我跺腳罵「忘本變質,好了瘡疤丟了疼。」

在回歸鄉政府的路上,我向老陳談及此事,他想了半天才說:「他們白天下地,晚上又開會,真夠苦的。」

我道:「土改時,幾個通宵通宵地開會不苦麼?」

老陳的父親是教書的,他自幼讀了不少書,肚裡有墨水,聽我這麼一說,先是笑笑,然後他才揭穿謎底道:「我沒有搞過土改,不知道情況,不過土改不停地開會農民可以分到土地,現在不停地開會他們能得到什麼?」

我急了說:「科學種田呀!」

他搖搖頭說:「我父親講,農民比誰都精,也比誰更現實。」

在此天天開會的歲月,我卻得到了人生意想不到的收穫。自當了工作組長後,每週有項雷打不動的任務「向區委。、區政府寫工作總結報告」。我文化低,怕提筆,可身為組長不能不寫。當時有句流行語「幹部怕總結,女人怕坐月」。

為了對黨對革命負責,也是為了組長的尊嚴與面子,我決心學習文化。為了學好文化,起五更睡半夜,無論在辦公桌前的油燈下,還是在來去的田間小道上;也無論晨曦初露的早晨,或是寒冷徹骨的冬夜,我都不停地看書寫字,不停地抄謄詩詞,還給自已定下一個死任務:每天必須認識二十個生字。怎麼識?笨人有笨法,我把《新華字典》從第一頁依次寫在紙片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記,一路誦。記住的放在一邊,記不住的再重複。如此反反覆覆,堅持不懈,不到半年時間,我竟能認識兩千多個生字,終於摘掉文盲帽子,能寫出一手流暢的、合格的總結報告,有時還向川西日報投寄稿件,被聘為通訊員。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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