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父輩談政治(圖)


天安門前的崔健(左)

【看中國2015年09月21日訊】我寫過一篇關於父親的文章。一位同齡朋友讀後,感慨萬端。他非常羨慕我和父親之間的和睦與腹心相照。他和他的父親,哪怕坐在一個房間,彼此卻隔了一個時代,哪怕肉身距離不足一米,精神距離則超出十萬八千里。他們的隔閡,主要源於政治觀,一者是毛時代的忠實粉絲,一者是新時代的自由青年,偏偏他們都喜歡談政治,每談必吵架,每吵必翻臉,最苦可憐的母親,前後奔走,左右勸導,終於說服丈夫和兒子各退一步。現在父子在一起,都不主動談政治,可是不談政治,二人幾乎無話可說。

我告訴他,我和父親的共同話題其實寥寥,文中不是寫了麼:"吃飯之時,兩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對,話並不多,他說家鄉的變遷,舊雨的動向,我說這一年來的際遇與未來的籌劃,一人說,一人只能傾聽……"至於政治觀,則是欲衝突而不得。父親這大半輩子,為生計所驅使,含辛茹苦,晨興夜寐,根本無暇、無心關注政治。當然,不管他關注政治與否,政治一直在關注他,作為破產地主的兒子,那些年來,政治讓他休學,就得休學,讓他下鄉,就得下鄉,讓他顛沛流離,就得顛沛流離,讓他忍辱偷生,就得忍辱偷生……政治洪流之中,他好似一塊浮木,命運從來不由自主。

我努力追憶父親和我談政治的情節,勉強找到兩例。一是2002年寒假,我從大學回家過年,忘了是哪天,父親喝了酒,有點興奮,對我說:這回俺們安徽人當上了總書記,安徽能享福了。彼時我年輕氣盛,說話毫不客氣,直接駁斥他:第一,安徽人當總書記,安徽未必能享福;第二,哪怕安徽能享福,你這樣的平頭百姓未必能享福。父親思量片刻,轉而默然。

還有一次,應是兩年前,父母居住近三十年的老屋不堪風雨,計畫重建,然而材料遞上去,數月不得批准。父親打電話抱怨,說潁上人孬,眼裡只有關係和錢,缺這兩樣,什麼事都辦不了。我本想告訴他,這不是人心與人性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制度缺口太多,黑幕太深,權力便四處尋租,腐敗便不可遏止。話到嘴邊,不由猶豫,最終還是咽到肚子裡。所以說這只是一次未遂的政治爭論。

我之想起這些往事,則因讀到黃裕生教授的一段高論:"今天,不少人都一個遭遇,就是不僅難以與父輩言政治,與同輩也多難以言政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為政見不一,政見分歧,而實質不是。難以相言的實質是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他們之間的相異是不同歷史時代的分野,一邊是已進入現代國家觀念:個人與社會先於國家,所以個人普遍的權利、尊嚴與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與尊重,否則就是國家失職乃至失去合法性;一邊是還滯留在古代國家觀念:國家先於個人與社會,無國便無家,所以國家利益、國家強大比個人幸福、權利和尊嚴更重要,若個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則是國家的莫大恩賜,理當感恩戴德。國人中只有少數真正持現代國家理念,而大多數恐怕還持後一種國家觀。開啟現代性的啟蒙運動的一個基本工作就是,通過追問與確立個人之自由與權利,最終確立現代國家理念,釐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從而把人類帶進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仍需大啟蒙。這是在國學熱的今天不可不清醒與堅守的一個方向。"

這番話,曾在朋友圈風靡一時。我見過至少十遍,簡直能背誦下來。黃教授的論斷不僅精當,而且切中了年輕一代的心思,否則何以如此流行呢。不過讀到後來,我則開始琢磨,將"政見不一"視為表象,將"歷史時代的分野"視為實質,這麼總結,是否過於簡單或粗暴?父輩所處的時代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或者說"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之間,是否斷裂到涇渭分明?這兩個時代是否鍛造了兩種截然相對的政見,一種是國家主義,一種是自由主義,一種是集體至上,一種是個人至上,一種是義務本位,一種是權利本位,一種是專政,一種是憲政?

朋友與父親的故事,以及我與父親的故事,似乎都在印證黃教授的觀點。然而,我還得說兩個親歷的故事,主題同樣是父輩與政治,味道卻大不一樣。
2008年春節,我在老家度過。年初四,我和弟弟及兩位堂兄,到鄉下給六姑姑與六姑父拜年。六姑父是老教師,他還有一個身份:老右派。一生飽經磨難,老來依然壯心不已,胸懷天下。我們進屋,他正看CCTV4,時值臺灣大選前夕,議會打架,黨派罵戰,此起彼伏,熱鬧遠勝於過年。這正中善於發掘臺灣負面新聞的央視下懷。此後我們一邊嘮家常,一邊看電視。六姑父手指混亂不堪的電視畫面,感慨道:臺灣的亂,背後是不亂,我們這裡恰恰相反。大堂兄點頭,介面道: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一黨專政!

你無法想像我當時的驚詫,以及心底奔騰的狂喜。六姑父生於1930年代,已經年過古稀;大堂兄生於1960年代,小學尚未讀完,便被迫下鄉,12歲開始做生意,至少幹過十個行當,2008年前後,他的主業是賣豬肉。這兩個人,與我相距一個時代,甚至不止;聊起政治,卻無太多隔閡,而能相談甚歡。說起來,他們還是那個舊時代的人物,譬如不會用電腦,不會用智能手機,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時代的歧異,以及文化與生活的歧異,並未導致政見的歧異。

大表姐的命運,與六姑父相彷,落難於"文革",1980年代時來運轉,成為一名小學教師。可惜她不比六姑父曠達,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苦難,於她則刻骨銘心,糾結為靈魂的陰霾。表現之一,即對偉大領袖的滔天恨意。記得她有一句名言,大意是:什麼時候把百元人民幣上的頭像換掉了,中國才能太平。有一回,她到我家作客,席間重提此言,被一位來打油的顧客聽到,問她:你說換誰?大表姐答:換鄧小平!那人嘿嘿冷笑:都是一路貨。這一幕,大概發生在我的高中時節。我早已忘記了那位顧客的形象,忘記了他是中年還是老年,卻始終銘記二人的對話及他的結論。如果說對毛的無限熱愛與對毛的無限仇恨屬於一個時代的兩面,那麼認為毛與鄧本質上是一種人,即便擱在今日,怕也沒有多少人能達到這樣的政治覺悟。

於我而言,這個故事還有一點啟發:毛時代與鄧時代之間,貌似一刀兩斷,實則藕斷絲連,甚至一脈相承。如果目光停留在前者,以此劃分兩個時代、兩代人、兩種政治觀,既脫離了現實,更不符合歷史與政治的發展邏輯。對此,生於1961年的崔健曾有良言,他對年輕人說:"說白了吧,你們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年代裡。天安門只要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都一樣。別以為你比我小20歲、30歲,我們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樣的,只是你我所說的東西、關注的點在某一個階段裡面不一樣,只是你們在變化。"

我無意與黃教授唱反調,更願意把我的觀點視作一種補充:第一,我們與父輩之間,未必相隔一個時代,父輩可能是從舊時代突圍的前鋒,正如我們可能是從新時代落伍的後衛;第二,哪怕相隔一個時代,我們與父輩,不是不能談政治,也許在"談什麼"之外,我們還得思考"怎麼談";第三,哪怕我們與父輩難以談政治,這背後的原因,卻未必在於時代,我們與父輩的隔閡,未必是時代的隔閡;第四,在時代的分野之外,我們必須注意到時代的統一,在時代的斷裂之後,我們必須注意到時代的承繼;第五,我們的思索與追問,不能止於"時代"這兩個字,時代不是標籤,更非終點,時代背後,還有個體的人、活生生的人。

切記,以時代為分界線,用代際(父輩、我們、老一代、新一代……)分析政治,極有可能滑向一種危險的言論:等他們都老了,死了,這個國家就能進步了。把轉型的希望交給時間,不僅怯懦,而且愚蠢。因為對政治而論,企圖用時間解決問題,非但解決不了問題,連時間本身都會變成問題。當我們期待老一代退位,新一代上位,使國家煥然一新,國運蒸蒸日上,最後卻發現,所謂新老交替,不過是川劇變臉,其實人還是那個人,舞臺還是那個舞臺,就連台下喝采和打呵欠的聲音,都沒有什麼兩樣。

2015年9月19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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