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小說連載:我所經歷的新中國(20)(圖)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五章「三反」、「五反」運動風暴

三、在市稅局抓「老虎」

到了1952年4月,「五反運動」突然降溫。後來才知道,是重慶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先生自殺的原因。59歲的盧作孚先生,是周恩來親自說服動員,才從香港率四十多條輪船回大陸的資本家,他為「解放」後新中國恢復發展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卻在毛澤東《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之後13天,亦該公司開展運動的第一天(1952年3月8日)服毒自殺,有人說這是作為中國「船王「盧作孚先生以死對毛澤東發動五反運動的「尸諫」,故在國內外以至在共產黨的高層,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再加上上海、北京等地不少資本家的自殺,運動才逐步緩衝下來。也就在此之後,茶葉業的「五反運動」落入低谷,不在死迫硬逼資本家賠退。在這個時候,我調到成都市稅務局去揪「大老虎」。行前領導向我們佈置工作時說:市稅局是和資本家打交道的機關,幹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員,有很多是被資產階級拉下水的貪污分子,因此是運動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調你們去就是揪出「大老虎「。

在我們去前,市稅局就揪了一個姓邱的「大老虎」,貪污數額高達六十多億(舊幣,相當於人民幣六十多萬元)。

成都市稅務局在提督街,下轄八個分局50多個稽徵組,此時已基本不辦公,人員集中在鼓樓街一處大院子裡學習,人員分編為12個小組,吃住一起,行動統一,大門有衛兵守護,外出得有門條。表面上是學習,實際是集訓追查問題。每天從早到晚依次逐個檢查交待,然後由大家幫助分析找問題,再根據各人的檢查交待由打虎辦確定追查對象。我這個組共有16名組員,有12人是留用人員(國民黨時代的稅工),他們精通業務,曾是各基層單位的股長或稽徵組長,直接和工商業主打交道,均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另外一人是延安來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沒有文化,幾十年不是當亊務長,便是當伙夫頭,來成都後安排在市稅務局後當總務,負責操辦伙食。俗話說「久在河邊站,哪有不濕鞋」,因此也作為懷疑對象編入這個小組。但領導卻再三向我交待,老耿的問題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兩人是「打虎手」。根據市委的估計,大小貪污犯不下六十人,應佔市稅局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大老虎」要佔一半。按此推算,我們這個十三人的學習小組,至少有六個「老虎」。任務真夠大!

經過多次研究,決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膽懷疑,找出重點,抓住老虎,窮追不舍」。作法是先學習中央和省市文件,然後對照檢查,大家幫助分析批判,人人過關提高。記得印象最深的一個姓王的小稅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稅科科長,是個老實巴焦的二桿子,有天生的表現欲。在一次自我檢查中,他說:「感謝黨和毛主席及時開展了偉大的'三反'運動,不然我會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接著,他舉了個例子,有個電器行的資本家有偷稅漏稅行為,被我發現後立即抓住不放。這個資本家很狡猾,先是認罪認錯,痛哭流涕地罵自己。後來卻非得請我吃飯,叫我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其實他在表功,想顯示自己能力強,革命立場堅定。我們卻認為他,是不經意地暴露了問題。立即抓住他空隙,窮追猛打不放。我不動聲色地,笑笑問:「你去了嗎?」

他眉毛一揚,嘿嘿一笑道:「去了,當然去了。怕什麼,吃就吃。我心裏想,吃了你的飯,該罰的照罰……」

「不對吧,「一位同我調來的打虎隊員,岔斷道:「俗話說,吃人嘴軟,拿人手軟,你怎麼還會罰人家呢?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罰啦」他得意洋洋,還用竹棍剔著牙。

「罰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兩百萬(指舊幣,一萬元折合現人民一元,即200元)。」他笑著伸出兩個指頭。

「應該罰多少呢,不只兩百萬吧?他那麼大一個電器行,一月進出業務幾十億,就是偷一個億的稅,也該罰二千萬啊!你才罰他兩百萬,這頓飯的代價未免太昂貴了吧?」另一位打虎隊員分析道。

他語塞,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似乎發現自已鑽進了個自編自織的套子,出不來了。我趁勢進逼說:「王同志,態度是真誠的,思想動機是好的,能主動檢查出自己的問題是進步的,是靠攏組織的表現,我們表示歡迎。但是,看得出你還有顧慮,想留一手。我們希望你拿出勇氣來,一定要脫光褲子割尾巴,才能輕裝上陣。」

當時就用這種公然侮辱人的話,把說清問題稱為「脫褲子,割尾巴。」完全不視人為人,大家習以為常,恬不為怪。

於是,大家跟著我的調子,你一句,他一句,分析批判起來,積極引向縱深。在猛烈炮火的圍攻下,他節節敗退,逐步走上不能自圓其說的絕境。開始承認,他不僅吃了飯,還接受資本家送的煙和酒。大家又幫他分析提高,既然收了禮,沒有不收錢的道理。我便進一步動員他坦白交待,立功受獎,相信領導,靠攏組織,不要有任何顧慮。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終於承認從資本家手裡接過八萬元的紅包(那時我們供給制幹部每月是一萬二千元人民幣,處局長是五萬元人民幣)。

獵物出現,我甚為高興,立即向領導匯報。領導研究後指示:這僅僅是開始,他決不是幾萬元的問題,是幾十萬幾百萬、上億的問題,要集中力量窮追猛打,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根據領導的佈置,我們集中力量,馬不停蹄,日夜追擊。採取以逸待勞,分成三個小班,用「車輪戰術」對付他。並一再向他交待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在「引」和「誘」的策略與強打猛攻、雙管斉下手段的重擊下,他從八萬元的紅包,節節上升八十萬、八百萬、八千萬、八個億、八十個億,成了全局全市打出的一隻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離單關,消息見報。

我所在的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隻,在整個「打虎隊」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領導的表揚。我對自己的誘騙行為,一點不感到臉紅,反認為自己工作能力強,在忠實執行黨和毛主席的政策,做著有益於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對揪出的「老虎」毫不懷疑他們的虛假性,不是變相的逼供信,是他們主動的坦白交待。當時,市稅局關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個之多,這些人全關在機關後一排的小房子裡,日亱有人監守,吃鈑解便才准外出。個個蓬頭垢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彎腰,一付慘分兮祥子。其中還有一位是我姐姐「姻親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學生,解放前就在市稅局作課長,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精神極了!現在倒楣透頂,關在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裡,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髒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認識。我心裏在想:「這個人怎麼也成了'大老虎'?」

一個晚上,老耿沒事和我閒聊,他一邊叭噠嘆噠吸著北方特有的旱煙桿,問我:「小黃,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務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時且放手,得鐃人處且鐃人。」

我迷惘地望著他,不知該怎麼回答。只聽他繼續說:「這十幾年我看得多了,從延安整風到大生產,只要政治運動一來,那次不揪十個八個,可運動一結束,大家又一鍋吃飯了。小夥子,你才跨進這個門坎,今後的路還長啊!」

我雖不同意他的觀點,可不敢回頂他,別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開這亊,問:「過去說的大生產運動,是不是開墾南泥灣?」

他一下來勁了,滿臉紅光,精神顯得異常興奮,說:「可熱鬧了,白天開荒,晚上納軍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氣,手又巧,得過全師模範。」

我又問:「糧食收得多嗎?水稻還是小麥」

他愣愣說:「什麼水稻、小麥,那是個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意即土地貧瘠),根本長不出莊稼。全種的是鴉片。」

我瞪雙大眼晴,驚得說不出話來:「那不是犯法嗎?」

他哈哈地笑起來說:「鬧革命,幹什麼都不犯法。小夥子,你知道不-——」,他環顧左右,壓低聲音說:「一畝地種糧食,收三百斤棒子頂上天,可一畝地種上鴉片,就能換回一百畝地產的糧食,那可是黃金啊!把鴉片換成錢,買布料、藥品、槍枝彈藥,鬧革命呀,管它幹什麼,只要有利。」

我啞了,心裏在問:「南泥灣竟然是種鴉片的地方嗎?這不是坑人害人麼?」不過我從不敢向任何人說起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幾十年從不間斷問自己:「南泥灣是種鴉片的地方嗎?」現在無數人和無數材料已證實,南泥灣就是種鴉片煙的地方。

「三反」最後一個階段是退贓,誰知成了大問題,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個子兒也拿不出,無論怎樣逼也逼不出。於是,自殺亊件成了運動的主軸戲。

有天,一個山東漢子、原六分局稽徵所的張姓所長,被打成「老虎」後,愛人向他提出離婚,加之來去有人跟著,沒點自由,覚得很沒面子。那天吃午飯,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進廚房,抓起一把鋒利無比的萊刀,就像吹口琴樣,對著喉嚨來去抹,頓時鮮紅的血,噴了幾公尺遠,嚇得飯堂裡的人雞飛狗跳。另一個是姓蘇的女稅工,是南京中央大學學生,打成「老虎「後退不出贓,一個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機,用根繩子吊死在樑上。還有一個姓陳的年輕姑娘,也跳在井裡淹死了。所幸運動很快結束,好些問題不了了之,不然還會屈死多少人哩!

一天,市局黨委召開中心積極份子會議,研究貪污分子的退贓問題。主持會議的郝局長是個老八路,特別喜歡我,常誇我工作積極,立場堅定,對黨忠誠。會議正開到關鍵時,傳達劉老頭推門,伸進腦袋向我說:「黃同志,有人找。」

我眼也不看,道:「沒時間,叫他等一下。」

劉老頭不肯離去,說:「我說啦,她說一定要見你。」

我嘟噥一聲:「亂彈琴。」正在思索問題,郝局長扔掉煙頭,笑嘻嘻問道:「什麼事?這麼重要。餵,劉老頭,是男還是女?」

劉老頭應道:「一個姑娘。」

「姑娘?」郝局長咧開大嘴一笑,催著我說:「快去,快去,媳婦都找上門來了。」

他一句玩笑話,逗得參加會的同志縱喉大笑,弄得我一副窘態,臉紅得像個西紅柿。

出得會場,穿廳過院,我一邊走,一邊想:是哪個姑娘不揣冒昧來找我呢?想來想去,沒個結果,步入會客室,一下愣住了,眼前這位短頭髮,身穿花嗶嘰棉襖,胸脯高聳,臉兒紅潤的姑娘好面熟,是誰呢?一時想不起來。

她笑盈盈地從木椅上站立起,很有禮貌地招呼:「當官了,連我也認不出來了。」

「哦,寶宜!」我衝口而出,但馬上覺得話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寶宜同志,幾時回來的?」

我們相視對坐,久久沒有說話,我一邊打量她,一邊心裏在嘀咕:「變了,變了,已經不是姑娘了……」

「昨天才回來,一下車就打聽你,問了好些人,才知你在這裡。」她說,聲音還是那麼圓潤,那麼好聽,但我卻不舒服。「媽媽聽人說你,您調到稅務局來了,工作很有成績。」

對她的稱讚我並不在意,覺得勉強、做作,隨即打斷話頭,問:「這次回來要住多久?「

「不走啦。」她說,低下了頭,發光的臉上浮起兩片烏云:「唉,真倒霉,他是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殺了。在重慶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來。」

我屏住呼吸聽著,無聲地玩著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聳的胸脯像壓迫人的山峰,老是在我眼前轉,使人有點喘不過氣。

「媽媽老了,爸爸沒有工作,家裡生活困難,聽說成都不少單位要招人,你能不能幫我一下忙?「她的話像低沉的琴弦,一聲聲,一字字,酸得人心痛。

我雖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絕沒有勇氣為她作犧牲。有什麼辦法,在這個講「階級鬥爭」和「政治立場」的年代,誰叫我過早的成熟,追求進步,一個人做什麼事,不能不權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種既不是推諉,也不是肯定的官場口吻說:「這樣,你留個通訊地址,我和領導研究一下,回頭告訴你,如何?」

她無可奈何地點點頭,留下通訊地址悄然走了。

我沒有去,一直沒有去,幾乎遺忘了這件事,半個月後接到她一封從重慶發來的信:

「澤榮: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歡的地方。這地方沒有親人,沒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麼辦法呢?要活下去呀?雖然我們相識偶然,可那一瓢水,卻在我無塵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跡。解放前是貧富懸殊使我們不能接近,解放後一個新的懸殊把我們隔得更遠。這不怨你,只怨我不該出生在這個家庭裡,同時也怨我缺乏勇氣,如果當初不離開,也不會演出這樣一出悲劇。所以此次返歸故里,並不抱什麼奢望,我明白,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個工作在故鄉住下來,使受傷的心能得到一絲撫慰,一點溫暖。然而,就連這一點也難辦到,我只好又走了…… 」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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