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歷史真相 是紀念抗戰的最好方式(圖)
【看中國2015年09月04日訊】9月3日,北京以閱兵的方式紀念抗戰70週年。很多評論認為這是北京炫兵演武,我認為習近平的首要目標並不在此,主要在於他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對軍隊已達成完全控制,所謂「紀念抗戰70週年」只是為其提供了一個展示窗口罷了。
如果北京當局真要紀念抗戰70週年,那就應該做三件事情,以顯示紀念誠意。
一、還原抗戰歷史真相
一部八年抗戰史,在中共的重重謊言堆積之下,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我讀小學時,高小五年級教科書收有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節選,重點論述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老師要求學生全文背誦:「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摘桃子」成為1949年後中國語言中竊取他人果實的習用語,始於毛這篇「雄文」。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八年抗戰,挑水的人是蔣介石,摘桃子的人是毛澤東。但與我同時代的中國人,多數人離開中小學後就未讀過多少書,因此通過這篇文章與那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接受了「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一謊言,根本不知道在八年抗戰期間,在對日作戰的正面戰場上,95%以上的主力都是國民黨軍隊。那著名的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中,就有幾十萬國軍將士陣亡;他們當然更不知道八年抗戰當中,國軍陣亡的將官有200多人,包括8位上將,45位中將,其中有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郝夢齡、戴安瀾等為國捐軀的高級將領,而自稱抗戰主力的共軍只陣亡了兩個少將。黃埔軍校在大陸期間一共辦了23期,其中1945年以前(含1945年)畢業的共有19期,計37000多人。這些黃埔畢業生在抗日戰爭中總共犧牲兩萬多人,60%至70%陣亡。
當時人用「一寸山河一寸血」來形容國軍抗戰之悲壯慘烈,實非虛言。
我是湖南邵陽人,但少年時居然不知抗日名將廖耀湘是我的前輩鄉賢。1972年我去湘西修鐵路,在芷江看到其時已成斷垣殘壁的受降紀念碑遺址,好奇心起,詢問當地有文化的前輩老人,才算是推開了這段歷史的一條門縫,知道了廖耀湘的身份除「國民黨戰犯」之外,還是抗日名將,以及他與芷江受降的淵源。廖耀湘與其統率的新六軍在抗戰中功勞卓著,蔣介石親自點名廖耀湘的部隊擔任芷江和南京受降任務。待以後回邵陽後再問家鄉老人,才知道那首兒歌「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是將國民黨新六軍徵兵歌詞的「新六軍」篡改成「新四軍」而來。
有了這些「實地考察」得來的歷史知識,到復旦大學求學期間,聽我的導師朱伯康先生談他還是青年學子之時,參加過蔡廷鍇將軍率領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他所講的那些親身經歷。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共構筑的歷史謊言被一點點撕碎,隨著世界進入網際網路時代,真實的中國抗戰史一點點地被民間還原,但距離全面還原,還有很長很長的距離。比如最近的電影《開羅宣言》,製作者居然用從未出場的毛澤東巨幅影像做海報,說明中共篡改歷史之惡習實在難改。
因此,紀念抗戰的最好方式,就是還歷史本來面目,其中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從教科書開始正本清源。
二、設立一座抗日將士紀念堂,讓忠魂有所依歸
300萬川軍出川抗日的悲壯歷史,已經有川籍作家鄧賢那本《落日》記述其事。20年前,我初讀此書,看到「喋血黃沙」一節時,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因為我知道湖南是八年抗戰中戰鬥最多、最慘烈的主戰場之一,侵華日軍總兵力35%夾擊湖南,國軍正面戰場總兵力計有四分之一集中在湖南抵抗,長沙、常德、衡陽、湘西4次大會戰非常慘烈,衡陽之戰,國軍抵抗之激烈,讓日軍損失慘重,因此被日軍稱為「華南之旅順之戰」。
不管中共如何在紙面上虛構歷史,直到上世紀70年代,抗日的不少歷史遺蹟還留存了不少,最多的就是抗戰陣亡將士的埋骨之所。在湘西修鐵路時,邵陽分指揮部的民兵連曾平掉一座墳山,從遺物如水壺帽徽等來看,就是國軍抗日將士的遺塚,因為附近發生的雪峰山之戰,就是抗戰期間以湘西為戰場的最後一場大戰。岳麓山後山曾有一座國軍將士集體紀念堂,我70年代末去湖南師大讀書時,在後山上還見過遺址與破損的骨灰罈。據50年代就在湖師工作的教師說,這是抗戰時期長沙之戰時陣亡將士的一個埋骨之所,文革之前尚算完好,文革時成了紅衛兵「破四舊」的目標,被砸壞毀損。
這些陣亡的國軍抗日將士,為保衛這塊土地而捐軀,但只因他們服務的軍隊隸屬當時的國民政府,死後連一塊安息之地也被毀損、這是一個什麼國度?從此,我開始留心觀察中日戰爭後參戰者的命運,包括死後的哀榮。
1999年我曾接受日本外務省邀請訪日,瞞著同行之人,悄悄去了一趟靖國神社。在那裡,我看到了歷次日本對外戰爭中死亡將士的靈位,東條英機這位甲級戰犯的靈位當時放在第四排的靈座當中。在密密麻麻的靈位當中,我還發現一些中國名字,瞭解到那是在日治時代參加日軍作戰並戰死的臺灣人。當時因時間匆忙,看得倉促,心有不甘,其後兩次去日本,我都再去靖國神社。2003年,發現神社內已開設了一個戰爭史館。
由於靖國神社是中日關係的一個摩擦點,我曾問過日本朋友,日本人祭拜靖國神社,是基於什麼心理。這位朋友回答說,不管這些對外戰爭是否正義,但陣亡者都是為這個國家死的,發動戰爭的責任不應該由他們來負。
日本人對待陣亡將士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理解。多年來,縈繞我心頭的一個願望就是:中共政府應該擺脫意識形態桎梏,在國土上建立一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堂,將所有能夠找到的忠魂名字鐫刻在牆上——既讓忠魂有所依歸,也可以讓國人瞭解這段歷史。
三、撫慰仍然在世的國軍老兵,還他們榮譽與尊嚴
與百戰余身的將士相比,抗日陣亡將士的命運也許不算悲慘。因為那些百戰余身者,之後不是死於國共三年內戰,就是進入1949年之後的中共治下的中國,在階級鬥爭與政治運動的苦海中掙扎。隸屬「國民黨軍隊」這個政治符號,注定了他們的一生極為悲慘。
這些人先是作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被列為與「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同等待遇,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政治賤民;「反右」之後,「四類分子」多了右派這個類別,變成了「五類分子」,但他們還是「國民黨反動軍人」;到了文革,《公安六條》將他們列入要專政的「二十一種人」,「地富反壞右軍警憲特」中的「軍」指的就是他們,輕則被鬥爭羞辱,重則被褫奪生命。從記事開始,我的街坊、同學家長中就有這類人,他們飽受歧視與摧殘。我父親在醫院的同事中,有位前國民黨上校軍醫,叫何其武,醫術精湛,高大英俊,是業務骨幹,但每有運動,必將波及到他。文革中,他與他那漂亮的妻子及一雙兒女被下放至邵陽縣農村,1968年那裡發生過屠殺「二十一種人」的「黑殺風事件」,從此我再也沒有他們任何消息。
那些無一技之長,只能回到農村的國軍老兵,命運就更悲慘。《抗戰老兵只求國家發件衣服》這篇文章中記載的孫讚高老人,只是抗戰老兵當中的普通一員,他的命運就是國軍抗戰老兵命運的縮影:一生飽受歧視,大多數死於貧病交加與社會歧視之中。少數命長的人到最近幾年才被列為五保戶,有了一些微薄的生活保障。這些活著的老兵們的唯一期盼,就是他們能夠領到一枚抗戰勝利紀念章。
日本軍人及撤到臺灣的國軍士兵,其命運遠比留在中國大陸的國軍將士要好。首先,他們不必蒙受「反動軍人」這種屈辱。其次,經濟待遇不錯。日本士兵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給」(約為十幾萬日圓),再加上「定年」(退休工資),生活無憂。那些到了臺灣的國軍老兵,也有「終生俸」,可以一次領取,也可每月領取,最少的每月約為6萬台幣。
還原歷史真相,是最好的抗戰紀念方式。中國國軍抗戰將士在大陸遭逢的淒慘和不公平遭遇,是中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頁。如今,中國還有不到2000位抗戰老兵仍然在世,中共政府應該盡快還原抗戰歷史真相,將榮譽與尊嚴還給那些浴血奮戰的國軍抗戰將士。這不僅是對生者與死者在天之靈的撫慰,更是執政者展現智慧、良知和政治胸懷的機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