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打敗所有政敵 最終輸給寵臣(圖)
1974年5月29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最後一次握手
有一句令最能體現毛澤東人格特點的「名言」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毛澤東的一生中有過無數政敵，而毛通過各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手段，打敗了來自中共黨內、外的幾乎所有的政敵，要麼把他們送進監獄，要麼把他們送進人間地獄。知名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學者高文謙曾深入分析毛澤東與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指出，「一生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毛澤東，最後卻栽在生前一向對他俯首帖耳的周恩來身上。
《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曾應邀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發表演講並回答了學者們的提問。高文謙指出，毛澤東的終其一生，斗倒了黨內外所有政敵，最後卻栽在生前一向對他俯首帖耳的周恩來身上。正是周恩來之死引爆了中國社會的危機，引發「四五運動」，矛頭直指黨內文革派和後臺老闆毛澤東，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高文謙在其撰寫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通過對大量的史料的研究指出，毛和周的關係，說到底是一種現代君臣關係，儘管外面披著一層馬列學說的外衣，但骨子裡卻是共產專制下黨魁獨裁和黨徒臣服的關係。也可以說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文章寫道：「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毛的專制、獨裁和周的順從、馴服就反映了這種一體兩面的東西。周在權力場中的種種表現和人格的扭曲，雖說有某種不得已之處，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在評周時，需要對周的這種臣民心態進行理性的批判，清除這種國民的劣根性，否則今後中國無法建設成一個人格健全的公民社會。」
高文謙認為，文革十年中，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而週一直是毛的合作者和追隨者。從文革的發動，到天下大亂，到林彪事件後收拾敗局，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週一直是處於核心圈中的人物，貫徹執行毛髮動文革的意圖，與中央文革的角色有分有合。具體來說，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取代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後來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九大後繼續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直到他病重。
在發動文革的格局中，毛所採取的策略是：聯林，拉周，倒劉，整鄧。週一直是毛拉攏和爭取的對象。毛對周始終是一種矛盾的心態，既需要依靠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但另一方面又不給與充分信任，始終戒備提防，懷疑周在政治上有二心，越到後來，毛對周的猜忌心越重，周的日子也越不好過。
事實上，周是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和毛的為人的。周曾有三句話，形容自己在位時的心情：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實際上，周的一生都籠罩在毛的陰影之下。在文革中，周對毛採取順守之道，從不硬頂，極力隱忍，小心週旋，一遇批評，立刻檢討，用「太極軟功」來化解毛對他的不滿和猜忌。這種方法是周成為中共官場上凶險的黨內鬥爭中的不倒翁的要訣。
高文謙表示，文革中的毛周關係，大體可以林彪事件劃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林彪事件前，包括文革發動初期和天下大亂時，毛對周雖然也常常不滿，時有批評，但總的來說，是以拉攏和依靠為主。林彪事件之後，毛雖然仍然需要依靠周來管理國家，但是更多的是戒備提防，敲打整治。像鄧小平的復出，國內外一般都認為是周在幕後推動的結果，實際上並非如此。鄧的復出是毛在林彪事件之後，看到周在黨內外的聲望越來越高，在政治上難以控制，所以重新起用鄧來箝制周。包括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隨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都是毛整治周的手段。另外在周治病問題上，毛也做了手腳，數次指示醫療組對已罹患膀胱癌的周恩來只做檢查，不做手術，一再拖延手術治療的時間。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也詳細披露來1973年底，毛澤東召開的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來龍去脈。
據披露，這次會議的導火索是基辛格第五次訪華。周被毛抓住了「辮子」。毛說周沒有請示就擅自向基辛格做了中美進行軍事合作的承諾。毛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會議中給周戴了很多帽子，危言聳聽，其中最極端的話是毛說周想當蘇聯人的兒皇帝，說他怕蘇聯人怕得要死，如果蘇聯打到中國來，就跑到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按照毛的定下的調子，政治局擴大會議開了半個多月，批周外交上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這是周晚年經受的最大災難。
據介紹，當時周已經出現了尿血，本來應該去做治療，卻因為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停止下來。會議期間，周受到極大的精神壓力，最後只好按照毛定下的調子，全部接受會上給他戴的帽子，在檢討中給自己上綱上線。會議後期周的病情明顯加重。
文章引述對毛澤東的英語教師章含之的採訪稱，當時列席了這次擴大會議的章，親眼看到周不時地上廁所，在裡面很長時間，半個小時出不來。據週身邊醫務人員講，周膀胱裡面出血，形成血塊，把尿道堵住，每次小便非常痛苦。後來，毛下令停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但一個月後又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把批周的問題捅向社會。
高文謙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發表演後回答現場學者的提問時總結說：「毛周關係的終結。毛的一生打敗天下無敵手，斗倒了黨內外所有政敵，最後卻栽在生前一向對他俯首帖耳的週身上。周恩來之死引起中國社會危機的爆發，引發四五運動，矛頭直指黨內文革派和後臺老闆毛澤東，敲響了文革的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