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為什麼都沒有好下場？(圖)
酷吏是法治的天敵，卻是專制的忠犬。專制者慣用兩種人，一是貪官，二是酷吏。為什麼要用貪官呢?專制政治最講究對專制者的忠誠。把貪官骯髒的辮子捏在手裡，他們則不得不聽話，不得不忠心，所謂「用貪官而結其忠」，正是此意。貪官的另一大妙用，則在扮演替罪羊和出氣筒，危急存亡之秋，專制者可殺貪官以平民憤，把社會矛盾從制度身上轉移開來，所謂「反貪官不反皇帝」，其來有自。再次，貪官搜刮的財富，貌似屬於個體，實則屬於國家，隨時可收歸國庫(當然國庫即專制者的私囊，還是屬於個體)，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為註腳。此之謂一舉三得。
任用酷吏，則事關貪官。不難想見，貪官的心思大都用在貪上，不願或不能做事，政務廢弛，民心渙散，須得有人收拾局面，這就需要酷吏出場。酷吏往往敢於任事，而且富有幹才，試看《史記•酷吏列傳》所載的郅都、王溫舒等人：「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郅)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慄。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王溫舒任廣平都尉，以毒攻毒，手段狠辣，以至「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任河內太守，抓捕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流血十餘裡，上任三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
其次，反貪官而用酷吏，甚至非用酷吏不可。貪官雖然貪瀆，卻非儘是無能之輩，有些姦猾無比，如同耗子，且喜結黨，一為營私，二為自保，是以貪污多為窩案。對付這些人，惟有起用酷吏，施以雷霆手段，才能事半功倍，一網打盡。
有人會問：假如酷吏本身也是貪官，那該如何?這其實對反貪毫無影響，反而正中專制者下懷。專制與法治的一大根本區別在於，法治以法律制衡權力，專制以權力制衡權力，其制度設計，除了專制權力至高無上，不受制約，餘者皆環環相扣，以乙制衡甲，再以丙制衡乙，再以丁制衡丙，最後用甲制衡丁，一環扣一環，扣成一個連環，這個連環，只有專制者能解。作為其中一環，酷吏概莫能外，制衡他人，同時為他人所制。專制者用酷吏反貪，賦予其強權，卻也擔心其權勢熏天，尾大不掉，因此需要備好後手。若酷吏是貪官，那就好辦多了，隨時可以剪除，甚至不必浪費行政資源，照搬反貪的名義即可。
酷吏而為清官，對專制者來講，反成難題。《史記•酷吏列傳》所載諸人，不乏清官，郅都「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張湯死時，「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這二人之死，都值得玩味。竇太后欲殺郅都，因無罪證可尋，只能「以危法中都」，「中都以漢法」，這則有些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意思。張湯被審訊，拚命辯解，不甘就範，皇帝急了，派趙禹前去開導：「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於是張湯自殺。假如這兩個人都是貪官，殺起來便輕而易舉，何必羅織、威逼。
由此可以說說酷吏的結局。老話說，酷吏都沒有好下場，反觀國史，固然能找到反例，卻也罕見，而且最知名的酷吏，幾乎都是橫死。司馬遷撰《史記》，商鞅、李斯獨立成篇，故未納入「酷吏列傳」，這二人可謂酷吏的先驅，商鞅戰敗而死，屍身遭車裂示眾;李斯被腰斬於咸陽鬧市。西漢的酷吏，郅都、義縱被殺，張湯、王溫舒被迫自殺，唯有杜周病死，得以善終。東漢的酷吏之代表，有「屠伯」之稱的嚴延年，被處棄市。唐朝的酷吏，名氣最大的莫過於周興和來俊臣，周興雖被武則天赦免死刑，改判流放嶺南，卻在路上被仇家所殺;至於請他入瓮的來俊臣，結局也是棄市，被斬之後，百姓爭割其肉。
然而酷吏的橫死，卻不當歸結於報應論的靈驗。不能說，酷吏生前有多麼嚴酷，死相必將嚴酷十倍百倍。嚴酷只是酷吏之死的表面原因，正如貪污只是貪官落馬的表面原因。專制之下，決定貪官與酷吏命運的因素，權力的盛衰，遠過於法令的寬嚴。試想，倘一個酷吏，一生大權在握，死後權柄將傳承至其子孫或黨羽，那麼他怎麼會不得善終呢?篤信並鼓吹報應論，也許是一種虛弱的表現。古往今來，報應論失效的時間，未必少於生效的時間。
酷吏與貪官一樣，都是專制者得心應手的工具。關於酷吏的譬喻，通常擬為刀槍，更形象的說法則是夜壺，用舍行藏，端看主人是否內急。譬如需要肅清貪腐，需要打擊豪強，便把酷吏從幽暗的床下取出來;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平衡左右，便把酷吏一腳踢下臺去，甚至殺之而後快。酷吏為專制而生，更當為專制而死，他的生死往往不由自主，對專制者而言，如果酷吏死亡的價值高於生存，那麼他就必須死亡，反之亦然。無論生死，作為螺絲釘的酷吏，都得為專制機器貢獻最大價值。
說到底，酷吏的命運，與專制政治的命運牢不可分。酷吏之酷，其實就是專制之酷：酷吏或者以其嚴酷博取專制者的青睞，或者以其嚴酷貫徹專制者的意志。酷吏政治正是專制政治的一個面相，它的背面，則是所謂的仁政。拋開專制而談酷吏，結論恐將流於表面，正如拋開酷吏而談專制，結論恐將失之片面。
令人詫異的是，而今竟有人推崇酷吏。揣摩其情由，不外兩點，一是酷吏能做事，這則需要細究，他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即便做好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酷吏之嚴酷，更多在過程而非結局，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二是酷吏能反貪，這不免叫人啞然失笑，酷吏對付貪官，手段的確嚴酷，然而他們對付民眾，何嘗不是如此呢，甚而更勝一籌，漢朝的酷吏，被用來針對豪強，後來則等而下之，到了周興、來俊臣的時代，酷吏手下的冤魂，到底是官多還是民多?
法治之下，酷吏無處扎根，專制之下，酷吏難得善終。作為一種政治病毒，酷吏的唯一出路，就是盡快消亡。這不僅是國家之幸、民眾之幸，於酷吏自己，也是莫大幸事。如果給酷吏一個重生的機會，他們還會選擇重蹈這條不歸路麼?刑場之上，李斯對其子感慨：「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然而權力的魔法，不是懺悔、鮮血和生命所能破解。李斯之後，酷吏不絕;他的臨終嘆息，卻成絕響，渺不可聞。
（節錄自：《酷吏為什麼都沒有好下場》 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