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和三權歸一(圖)


2015年 3月兩會期間的天安門

【看中國2015年03月20日訊】每年三月,北京召開兩會,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這是中國政府規模和等級最高的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大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立法機構,又是產生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最高權力機構。而政協是統一戰線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下的一個機構。

兩會的熱鬧、隆重、莊嚴是全國人民熟悉的,卻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大國提供給十幾億國民的最大一件偽劣產品,是人類史上最假的國家制度設置。兩會的名不符實,人人心知肚明,人們已經懶得評論了,誰還會花時間去對照憲法查究人大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由人民選舉、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誰會相信政協是中國人民的多黨協商?

但是,就像霧霾是一種現實,治理環境污染必須從現實出發;憲法和兩會也是一種現實,未來的中國政治制度不論好壞也必須從現實出發。用這樣的態度來看兩會,就不難看出,半個多世紀前,設立兩會的時候,是參照著西方三權分立的思路走的。

人大政協是模仿西方政治的產物

記得江澤民時代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在出訪歐洲的時候,被問起全國政協是一個什麼機構。這位政協主席為了讓西方人容易理解,就說中國的政協就相當於英國的上議院、或者美國的參議院。這話當然不符合事實,因為政協沒有西方兩院制中上院的職能和權力,但是西方人把人大理解為議會是不困難的,同樣都是立法機構,那麼把政協比作和議會並立的上院,應該說是最接近的解釋。但是,這位政協主席回國後為此受到江澤民的嚴厲批評,因為這種比喻的言下之意是,中國的人大和政協相當於三權分立中的立法權,而江澤民非常明確地堅持,中國不搞西方三權分立那一套。從此,「中國不搞三權分立」成為歷屆領導都要重申一遍的禁忌。

這一禁忌,十分可疑。歷屆中國領導在堅決地說出「中國不搞三權分立」的時候,從沒有解釋過,為什麼不搞三權分立。歷來的喉舌們在宣傳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說清楚,為什麼就不能搞三權分立。他們只會說,三權分立是西方政治制度,中國不搞西方那一套。可是,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的產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中國怎麼就搞得不亦樂乎了呢?而人大和政協,其實也不是中國的本土產物。共和以前,中國只有皇帝、丞相、五部尚書之類的機構,立憲及共和以後才模仿西方有了議會,而人大和政協顯然也是模仿的產物,模仿的是西方的議會再加一點蘇聯的蘇維埃。

這種模仿其實非常自然,那就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工。只要皇權不再,立法權和行政權必然會趨向分離。可見,不搞三權分立的理由是出於不搞西方那一套的說法,是純粹的藉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人大政協、國務院、法院等功能機構的設置上,「搞西方一套」一目瞭然。西方那一套,在形式上是已經搞了,搞了幾十年。真正不搞、不願搞、堅決不肯搞的是三權分立的實質:權力的制約。

不受制約的權力必腐敗

國家權力必須分離,而且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必須互相形成制約關係,才能避免國家墮落為專制暴政,篡奪人民的自由,這一思想在人類第一個真正的共和制大國——美國憲法中敘述得最為明確。從此以後,世界各國在走向共和體制,實行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都受到美國「三權分立、制約平衡」的影響,包括中華民國的體制。

兩會、國務院、以及理論上是「獨立辦案」的法院,這樣的制度設置說明,所謂不搞西方三權分立那一套的說法是心虛的,中國人在現代政治制度方面的創新能力基本上是零,一百多年來始終是跟在西方政治後面模仿。但是,中國政治中最壞的部分,權力的壟斷卻在中共統治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於是,發明瞭「在黨的領導下」這樣一種「三權分立而歸一」的體制。當國家權力內部失去了機構性的制衡功能後,外部對權力的制約,即第四權力——新聞媒體的制約、社會團體的制約,必然被「一元化」的黨權視為危險的顛覆力量,即「敵對勢力」,變著法地予以打壓。三權歸一的體制,必然是一權獨大,絕對的權力則絕對是要腐敗的。當今中國反腐,為這一政治鐵律提供了又一個實例。將來,即使習近平打盡了所有的老虎蒼蠅,他和他自己的人,也必定會腐敗。什麼意識形態也避免不了不受制約的權力走向腐敗的結局。

三月三日,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報告中再次強調,絕不照搬外國政治模式,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裏,中國政治的開明清廉,沒戲。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從反腐中產生的新的腐敗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動向》2015年3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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