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列傳】「史聖」:司馬遷(圖)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網路圖片。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約前87年),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其父司馬談學問淵博,精通天文星歷和黃老之學,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司馬遷幼年在思想、人格及治學態度上,無疑均受到了父親的很大影響。

司馬遷將近十歲時,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先後師從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古文家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
 
二十歲那年,司馬遷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遊歷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蹟;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游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漫遊回來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遊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蒐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願囑託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這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此後,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於著史,並於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太初歷》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也是中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
 
在主持改歷工作後,司馬遷致力於蒐集整理史料,並開始寫作《史記》,時年四十二歲。不料,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於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他曾想到自殺,又想到著述尚未完成,不應輕於一死,他終於從許多古代聖賢的苦難中看到出路,於是「隱忍苟活」,決心完成自己寫成《史記》的宏願,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司馬遷曾撰有《報任安書》,這是一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己發憤著書、創作《史記》的決心,而為歷代傳頌。
 
兩年後,司馬遷出獄,遷為中書令,但無心仕進,積極著述,大約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終於寫成。此後,司馬遷的事不可考,大概逝世於武帝末年。《史記》也稱《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改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司馬遷的《史記》,是他以畢生的精力完成的偉大歷史巨著。這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所記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總結了中國三千年歷史的發展,共一百三十篇,共計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包括:包括「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個部分,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中經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其中《本紀》十二篇,是按帝王的世系和年代記述政治上的一些重要事跡。《表》十篇,是排比並列歷代帝王和侯國間的一些大事。《書》八篇,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專書論述。《世家》三十篇,是記敘諸侯王國和輔漢功臣的。(孔子非王侯,列入《世家》是例外)《列傳》七十篇,是一般人物傳記。
 
《史記》包羅廣泛,體大思精。它不僅寫了遠古、近古,也寫了現代、當代;不僅寫了中原、華夏,也寫了邊疆、外國;不僅寫了政治、軍事,也寫了經濟、文化;不僅寫了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也寫了下層社會各色人等。這種囊括古今各類知識、各家各派文化於一爐而加以融會貫通的氣魄,是前無古人的。
 
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記》開創了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紀傳體的歷朝「正史」的先河;從文學的角度講,《史記》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手法,給人們展現了豐富多彩而又各具個性的歷史人物。有震鑠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項羽、劉邦、漢武帝;有家喻戶曉的朝臣如管仲、晏嬰、蕭何、張良;有百戰百勝的名將如白起、韓信、衛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吳起、商鞅、趙武靈王;其他節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辯型的有張儀、蘇秦、酈食其;俠義型的有魯仲連、荊軻、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於髡、優旃等等。所涉人物形象千姿百態,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馬遷自述其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打通一切領域,自立學術章程,總結一切規律以求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宏偉目標,也是前無古人的。《史記》語言生動抒情,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史記》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長,而通篇像一首詩,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遊俠列傳》等。而《史記》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於作品的夾敘夾議,以及融濃厚的愛憎感情於敘事、描寫之中。如《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李將軍列傳》等。
 
《史記》的出現,確定了中國古代傳記的基本格局,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為鑒,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強調表現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與全,以及語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記》寫人物、寫故事的方法則又給中國後世小說、戲劇以深刻影響,《史記》中的諸多主題、人物範型,以及故事的許多情節場面,都為後世的小說、戲劇開創了先河。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佚散,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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