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狀元郎軼事(圖)

中國科舉史上,曾經湧現了數以百萬計的舉人和十多萬名進士,而作為這個龐大知識份子群體之巔峰的「狀元」郎,則是屈指可數。據考證,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舉狀元孫伏伽開始,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止,在這1283年間,可考的榜數為745榜,共產生了592名狀元(一說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權選考的狀元以及各代的武狀元,中國歷史上總計可考的文武狀元為777人。

中國古代社會,「官本位」思想相當濃厚,從庶民百姓到達官顯貴,無一不堅定地認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學而優則仕」成了亙古不變的知識份子的奮鬥之路。那時,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科學技術極不發達,還不可能出現一大批以科學研究為終生事業的專家。因而,苦讀寒窗數十年,為的就是金榜題名,為的就是以文入仕,為的就是躋身宦臣,光宗耀祖。狀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讀書人的畢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的巨大殊榮。一旦殿試第一,馬上就由吏部考試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書郎,或掌修國史,或做天子侍講,從此也就步入了凶險難卜的仕途,開始了宦海沉浮榮辱的漫漫人生。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終於登上了顯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狀元147人,事跡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書一級的官員(含次官)。

而清代,114名狀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書層次的達20人之多。可以說,在官場努力升職,成為狀元這一群體實現人生價值的至上追求。一介書生,考取狀元實在不易。全國無數讀書人,經過鄉試、省試,最後到殿試奪魁,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蘇洵就曾發過「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別到了清代,考到白髮滿頭仍然是個「童生」的不乏其人。四五十歲中進士,人們並不覺得他年齡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就是這一歷史文化現象的生動寫照。如宋代共產生了118個狀元,據《中國狀元全傳》載,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歲—30歲中狀元者37人, 最小的18歲,50歲以上中狀元者2人。清代共有狀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歲—30歲中狀元者19人,佔35%,最小的21歲。50歲以上中狀元者5人,最大的62歲。狀元之路絕不易於巴蜀之道。

唐代,進士科考試主要是三場,其後各代基本沿用下來。一場是貼經,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填空。主考官從諸子經書中選取一行,然後把其中的三個字貼蓋住,讓考生讀出被貼的字是哪幾個,其用意不過是考考生的背功,測試一下考生對經書的熟練程度。第二場考詩賦,每個考生作詩一首、賦一首,這一場極為重要。如唐開元二年(714年)賦試的試題叫《旗賦》,且規定必須以「風日雲野,軍國清肅」八字為韻。當朝狀元李昂寫了一篇27句327個字的賦,全文洋洋灑灑,文辭雄勁,用韻準確,在錄取的27名進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場考試策,就時務出個題目,讓考生回答自己的見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對治國方略的獨到見解,以為國家選擇治國平天下的英才。這三場考試都實行淘汰制,每場皆定去留。只要一場考不好,狀元夢隨之破滅。

宋仁宗後,又對科考進行了修改,按策、賦、貼經、墨義的次序,讓參試者並試四場,綜合平衡後再定奪。考生考完後,由「讀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終由皇上根據個人評判圈定誰為「第一甲第一名」。

所以說,能中狀元者大多都是當朝才子。他們天資聰慧,勤奮好學,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圍,或有獨特的天賦異質,往往具有眾人稱頌的絕代才華。如明代狀元楊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歲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十三歲詩名滿京華,被詩壇領袖李東陽收為高足,十九歲中舉人,二十四歲中狀元,成為明代四川唯一的狀元郎。

在這七百多位狀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輩。為數不少的人高中狀元後,一事無成。他們性格怪僻,飲酒成癖,窮困潦倒,暮年淒慘。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狀元盧文煥,窮苦之極,連頓酒也喝不起,可謂夠可憐的了。還有許多狀元,為官一任,了無政績,終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軍,誣陷諂媚,被史書稱為「姦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紂為虐的北宋狀元莫儔。此等狀元,無以入史,難留清名,可稱狀元中的不肖敗類。

在狀元科考中,有時也並非全憑真才實學,有的人就是靠走關係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狀元的。唐代就有「許願狀元」牛錫庶、「自薦狀元」尹樞、「相扑狀元」王嗣宗等,從其綽號即可見其為人。狀元裴思謙則更為惡劣,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禮部侍郎高鍇知貢舉,主持科舉考試。他標榜公正,宣言杜絕請託。裴思謙憑與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的關係,要求高鍇讓他當狀元。當時,文宗皇帝是個傀儡,仇士良權傾朝野,裴思謙懷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對高鍇說:「裴秀才非狀元不放。」高鍇沉思良久,自知無力相抗,不然馬上就會大禍臨頭,只好無可奈何地把裴思謙錄為狀元。天下*,皇權旁落之時,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難脫權宦重臣的掣肘,成為宮廷政治的玩偶,這不能不說是科考狀元的悲哀。

歷代狀元中,大多出身名門望族。他們從小就處在優裕的家庭環境,既有重臣之後,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狀元、祖孫狀元、宰相子、尚書婿。父輩的榮耀和輝煌的地位為他們登上科考的頂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許多人就是靠名臣的舉薦和培養,順利圓了狀元夢。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狀元出身寒門。他們全憑自己的才智成為一國學子之冠。

特別是宋太祖,為了革除唐代權貴操縱科舉、營私舞弊的沉痾,在科舉中加強對權貴子弟的監督限制,有意選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舉及第。如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的狀元呂蒙正,幼小時就被父親趕出家門,隨母流落龍門山,棲居山間石窟中。元代雜劇名家關漢卿的《呂蒙正風雪破窯記》,便是以呂蒙正的貧寒生活為素材創作的戲劇。孤貧寒酸的呂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賦才智和刻苦學習,31歲大魁天下,42歲位居宰相。成為兩朝輔弼,萬眾景仰。各朝歷代,都有像呂蒙正這樣的狀元郎。他們成為庶民百姓通過科舉之路出人頭地的幸運驕子。科舉考試是封建統治者為國家選拔官吏的一條重要途徑。

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見新科進士從考場中魚貫而出時,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來,科舉制度選拔了一大批優秀的有真才實學的治國安邦人才,構成了統治集團從中央到地方官僚隊伍的中堅支柱。但隨之而來的則是一種歷史奇觀:狀元們以文得名,而在文學藝術上有較高成就者了無幾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們身為狀元,詩賦詞文,無所不通,往往都有詩書傳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

然而,其中的絕大多數人自高中之後,從此潛心仕途,無意文字,熱衷於官場得意,專注於富貴得失,已經無心無力對文學藝術加以執著探索。700多位狀元中,除楊慎、柳公權等幾位獲得較高的成就外,大多數人都文績平平,難傳千秋。狀元難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難高中狀元。唐宋兩代265名狀元中,蘇軾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無一人摘取狀元挂冠。這一極為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至今仍是困惑人們的古代文化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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