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無恥的洋人》中了美人計的沙博理（Sidney Shapiro）
第十二章
中了美人計的沙博理（Sidney Shapiro）
瞭解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計是中共的一貫伎倆。熱愛中華文化的美國人沙博理中了共產黨的美人計後至今渾然不覺，他居然覺得生活在共產黨的監控中比在美國好得多。
美人計
有位六四屠城後名列中共發布的全國通緝令的民運志士，在經受住了中共的種種迫害包括六年紅牢後，於1996年逃到美國，終於過上正常人的生活。2007年通過交友網站結識一位美人，半年後英雄求婚成功。感人的婚禮舉辦不到一年半，英雄就在被美人稱為「哥哥」的上海來客走後，「陷入連續不斷的災難，從此家無寧日」。六四屠城二十一週年不久，英雄勇敢地在網上自報家醜尋求解脫。對此流亡作家遇羅錦評論說，「對海外屈指可數的男性民運精英們， 老共又有新招兒了： 若給你們一槍子兒， 讓你們死得太爽快太英雄了， 豈不是太便宜了你們？ 你們夢想的年輕小美人兒， 讓你們生不如死。」
無論這位英雄是否中了中共設的美人計，瞭解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計是中共的一貫伎倆，不是什麼新招兒。這位沒過美人關的同胞讓我想起兩個中了美人計的洋人。
1994年上映的電影《蝴蝶君》（ M.Butterfly）就是一位在北京中共產美人計的法國外交人員的夢魘。1964年，敬仰中華文化的法國青年伯納德•博斯考特（Bernard Boursicot）被派往法國駐華使館工作。像梅蘭芳一樣擅長花旦的時佩璞在中共的操控下，讓20歲的博斯考特迷上了他。常人難以想像時佩璞居然能讓博斯考特痴迷到相信他是女兒身，相信他們有了「愛情結晶」。法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就這樣源源不斷地經時佩璞抵達中共手中。1982年，博斯考特還把時佩璞和他們的「兒子」辦到了巴黎，好在法國警方不迷。當法庭向博斯考特宣布時佩璞是男人時，他拒絕相信。最後警方把他倆關在一間囚室，讓博斯考特自己去證實時佩璞是男是女。博斯考特面對真相，絕望地割喉自盡，被搶救過來。可惜這卻改變不了他中了美人計而淪為中共犧牲品的事實。1986年5月，博斯考特和時佩璞因向中共政府提供約500多份情報而被判處6年監禁。時佩璞已於2009年6月30日在法國去世，但博斯考特仍生活在中共的美人計給他造成的傷害中。不過與他相比，另一個敬仰中華文化的美國人沙博理更可悲可嘆，因為他大半輩子都生活在中共的操控中，至今不知自己中了 美人計，淪為中共的寵物。自己坐在中共的牢籠中卻宣稱，「尤其是跟美國的生活比，我覺得還是我們好得多」。
1915年，沙博理出生在美國紐約。大學畢業後成為律師，二戰時應徵入伍，服役期間被派去學中文，結識潛伏美國的共產國際勢力。1947年沙博理帶著中共秘密黨員楊度的女兒楊雲慧的介紹信到了上海。用沙博理自己在2008年《南方人物週刊》採訪中的話說就是，「 一張三百元的小貨輪船票帶著我，從紐約經巴拿馬運河，抵達了中國。在一幢破敗的五層公寓樓‘萬歲樓’的頂層，一個三十來歲非常漂亮的女人為我開了門，她穿著一身簡單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鳳子」。
鳳子（1912-1996）原名封季壬，書香門第出身，可惜三十年代在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求學時，被共產國際間諜赤化，投身中共「文委」領導的紅色文藝。在當時的中國，有教養的女生是不當戲子、不上舞臺的。封季壬改名鳳子的一個原因就是怕她家人知道她公然在洋劇（話劇）中表演令人不齒的角色。鳳子在生活上也像江青、韋君宜等深受五四「新文化」影響的新青年、新女性一樣，實踐共夫共妻的杯水主義。中日戰爭在共產國際間諜地挑動下爆發後，江青尾隨昔日情夫黃敬（俞啟威）投奔延安，鳳子則到了昆明，進入西南聯大。其時鳳子的伴侶是在西南聯大執教的孫毓棠（1911-1985）。但這並不影響她與有婦之夫曹禺發生關係。王先金在《曹禺的婚戀始末》中甚至寫道，鳳子「好像犯‘花痴’」。
在國民黨主導的抗日戰爭勝利後，鳳子在中共的安排下，以《新民報》特派記者的身份，與國民黨接收大員湯恩伯一起乘飛機首批抵達上海，投入中共滲透國統區的紅色宣傳工作。當沙博理找到她時，鳳子剛在上海中共組織領導下開始主編紅色刊物《人世間》。其時共產國際間諜路易•艾黎也在上海從事非法活動，也成為沙博理的朋友。
從中共媒體對沙博理的採訪，比如《我的中國：翻譯家沙博理》（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26日） 中不難瞭解沙博理如何在鳳子的影響下借美國人和律師的身份協助共產國際滲透和顛覆中華民國。沙博理自己承認，「原來就看她外形很好看，後來也慢慢地知道，她幹的是什麼了。一個年輕女孩子，搞那麼危險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就首先是佩服她這個人」。鳳子當時已經三十五歲，比沙博理至少大三歲，可是這個情場老手居然會讓沙博理視她為「年輕女孩子」。以馮亦代為首的紅色臥底則於1948年在上海《文匯報》上製造鳳子將和美國律師沙博理結婚的輿論，促使語言不通的兩個人結婚。沙博理後來回憶說，「只是說話並不太方便，她的英文水平跟我的中文水平差不多，她是破英文，我是破中文」。
沙博理在1997年鳳子死後寫作的《金婚別》中表示，鳳子介紹他「認識了幾個地下黨的領導同志，他們在上海做文化工作。我開始明白革命的大道理，也參加一些革命工作。比如，把國民黨當局要抓的同志藏在我們家裡；讓地下黨的同志在我們家用短波偷聽延安的廣播；與《密勒氏評論報》的舒子章一起，幫助學生出一個進步的英文雜誌，在我的辦公室秘密安排，把孫夫人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的一些藥品送到解放區，等等。」
中共中央電視臺則在上述採訪節目中宣稱， 「1948年5月16日兩人在上海文藝界朋友的幫助下結婚了。在親密愛人鳳子的影響下，沙博理不僅理解了革命，還以他律師的身份做掩護，使地下黨避開了當時國民黨特務監視的目光」。沙博理自己在採訪中說：「國民黨不能夠隨便來，查我們的房子什麼的。此外呢，我自己那個辦公室，一個律師辦公室，在高樓大廈裡，相當講究了，好像很紳士的樣子。下班了以後，從解放區出來一些人，跟我們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在那開過會」。在中華民國的天下，居民享有人權，警方不能隨意闖入民宅，所以，共產國際得以濫用中國的自由從事支持用暴力顛覆民國政府的共產恐怖主義活動。1948年的11月，沙博理夫婦在共產黨的安排下搬去北平。
中共在各國共產黨徒地支持下打敗中華民國後，沙博理和鳳子應邀參加了中共的開國大典。沙博理從此定居北京，成為中共享高薪奉養的幾名「外國專家」。這位支持中共的律師變成聽從中共領導的翻譯，專門搞對外宣傳，1956年就在美國出版第一部謳歌共產黨的譯著《新兒女英雄傳》。沙博理遵照中共的意志翻譯了大量的紅色宣傳品，其中包括鄧小平的女兒給他這位六四屠夫立的偽傳。（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