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圖)

【看中國2014年11月16日訊】每個人的少年時代，都會有一些美好的記憶。

我的少年時代，最美好的記憶，在少年宮。

最痛苦的記憶，也在少年宮……

我進少年宮參加美術組的學習，是在1957年。那年秋天，我上小學三年級。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但這顯然不是家傳——父親出生於河南一個貧農家庭，抗戰逃難來重慶後一直從事商業、財會方面的工作；母親出生於四川一個小縣城的貧民家庭，從參加抗敵宣傳演出到進入國立重慶師範學校讀書，以後一直從事音樂教育。

我對畫畫的興趣，也說不上有什麼環境影響。從記事時起，我家（搬過兩三次）的住地周圍就沒有什麼畫家或學畫的人，畫廊、畫欄也沒有一個，親友中也沒有喜歡畫畫的。

回想起來，可能是一些偶然的因素促成了我對畫畫的興趣。那時父母都很忙，50年代初期，他們都剛走上新的工作崗位，需要好好表現，沒有時間陪我玩。最簡單也最安全的辦法，就是讓我一個人畫畫玩。有時父親帶我到他工作的稅務局裡去，他辦事情或與同事聊天去了，給我一沓紙，一支筆，我就可以一個人坐在那裡津津有味地畫上半天。在家裡，只要有一截粉筆和一塊木板（或一張木凳），我也可以默默地在那木板或木凳面板上塗抹半天，自得其樂——猶如今天的孩子們坐在電視機或電腦面前一樣。

也許，是長輩們經常的誘導，鼓勵，使我逐漸增強了對畫畫的興趣。父母發現我能坐著獨自畫畫玩以後，就常常高興地對親友們誇耀：「這孩子喜歡畫畫。」而親友們也常會說：「這孩子長大了要當畫家。」記得上托兒所時，所長老太太還曾送過一本學畫的小冊子給我，封面上就題寫著：「送給何蜀小畫家」。

於是，當畫家成了我天真的、朦朧的理想。

小學三年級那個秋天，父親給我打聽到少年宮有個美術組。他告訴我，已經在電話上同少年宮的領導約好時間，叫我到時候直接去就是。

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我拿著一卷畫——是從自己在家裡畫的許多亂七八糟的畫中挑選出來的「得意之作」，獨自去少年宮。

我的家鄉重慶的老城區，是由長江和嘉陵江兩江環繞著的半島形山城。從地圖上可以看到，這個半島像一隻瘦長的卡通狗的頭，從西南角向東北角伸長了頸項。長江從西南角下方（卡通狗的脖子下邊）往東，嘉陵江從西（卡通狗的腦後）往北再折往東，兩江在東北角相匯，那裡（卡通狗的鼻尖）就是重慶歷史悠久的門戶，有名的朝天門大碼頭。

從朝天門往西，有一條大馬路，是老城區的主幹道，但它既不寬，又不平（正如民謠所說：「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它順著山城的山勢爬上一大坡，再蜿蜒曲折向西橫貫城區，穿過城中心最繁華的解放碑地區後，沿著半島向西南角延伸的山脊，再往上爬坡，經過七星崗、觀音岩等路段——這些地名都與山勢密切相關。

重慶市少年宮，就位於觀音岩西邊，半島的最高點枇杷山腳下，主幹道靠嘉陵江一側的路坡下面。

這片地方，曾是四川老軍閥楊森的園林式公館「渝舍」。楊森曾在20世紀20年代軍閥混戰時期稱雄於川東，後來做過國民黨政府在重慶的最後一任市長。重慶人都知道，楊森以妻妾成群著稱。據說他最寵愛的一個小妾，因為被他發現另有私情而被殺，死後就埋在渝舍一口枯井裡。自然，渝舍在50年代改建為少年宮後，枯井早已沒有了。那裡成了一大片草坪操場，是少年兒童們節日集會的地方。

那天，我懷著興奮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到少年宮。在少年宮那幢灰磚三層樓房的二樓上，按照父親的交待，找到了一位叫陳錦繡的阿姨——她的名字很美，而且與我開始在少年宮學畫有著密切關係，因此我牢牢記住了這個名字。

陳錦繡阿姨那天好像正在生病，在辦公室外接過我手裡的畫，就無力地在旁邊通往三樓的樓梯口梯級上坐了下來，打開一張張畫看了一會兒，大概比較滿意，柔聲對我說：「以後你每個星期天都來吧。」

說完，她就把我帶進了旁邊一間大教室。

教室裡坐了一屋的學生，年齡都比我大，每人面前都支著一個畫架，正在靜靜地畫素描。畫的是一個石膏的腳掌模型。陳錦繡阿姨向教課的老師輕聲說了幾句話，還親自動手幫我拿來一個畫架和一塊畫板安放好，才輕輕地走了。

我就這樣開始了在少年宮的學習。

那天，因為同學們正在各自作畫，沒有人說話，教室裡只聽見一片鉛筆在紙上塗抹的沙沙聲。因此我的心情也更加跼促、緊張。

第一次學畫，就遇上畫素描，而且我進去時老師已經把該注意的要領講完了。我什麼都不知道。在家裡，沒有老師指導，自己多半只會以最簡單的「單線平塗」方式畫著玩，反正以畫得「像」，畫得好看為原則。對於畫畫，許多基本常識都沒有。比如，畫中國畫要用宣紙，我卻聞所未聞。有一次，我臨摹（「臨摹」一詞也是到少年宮後才知道的，以前只會說「照著畫」）一幅徐悲鴻的水墨畫，為了達到那種墨色的浸潤效果，自己想了個辦法：拿一張普通圖畫紙，用水塗濕了再畫……從未經過正規學習，哪裡懂得用鉛筆排列細細的線條組成塊面來表現物體的立體感！

不用說，我那天畫得真是一塌糊塗，慘不忍睹。

但是我仍然十分高興，因為總算開始了嚮往已久的正規學習。

二

大約就在我滿懷欣喜地開始在少年宮課餘學畫的時候，我家裡發生了一場災難性的重大變故。

當時小學生學習負擔不重，常常只上半天課。在不上課的時間裏，老師就把住得鄰近的同學每三五人編成一個課外學習小組，集中到一個同學家裡（或輪流到每個同學家裡）一起做作業。我家裡就有一個學習小組。我的外婆還被班主任老師聘為「課外輔導員」（其實就是要她管住孩子們不出事），還鄭重其事地發了一張聘書。老師時常要到每個學習小組來巡視檢查。

小學生在一起，沒有不調皮的。做完作業，常常會說笑打鬧一番。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一邊打鬧，一邊快活地唱著音樂老師（一個年輕姑娘）剛教會我們的新歌來互相攻擊——這歌是音樂老師自己編寫的：

右派右派，

像個妖怪！

當面他說好呀，

背後來破壞！

……

正在屋外公用過道裡做飯的外婆（我們習慣於叫她婆婆），聽到歌聲，急忙跑進屋來，壓低了嗓子，緊張地呵斥我們不要唱。

我感到不解，理直氣壯地說：「這是老師教的，又不是壞歌，啷個唱不得？就是要唱！」外婆講不出什麼道理，只是氣急敗壞地揚起手掌奔過來要實行「武力鎮壓」，我就繞著桌子跑，邊跑邊繼續唱。同學們也在一旁笑著為我助威，把歌唱得更加響亮。

外婆的干涉適得其反，她只好無奈地出去了，嘴裡低聲罵著「背時挨刀砍腦殼的……」一類習慣用語。我們則高興地繼續玩。

不記得是當天晚上，還是過了一兩天，媽媽把我叫到身邊，十分為難地告訴了我外婆那天發火的原因。

原來，父親已經被劃成了「右派份子」。外婆不讓我們唱那首辱罵右派的歌，是怕知情的鄰居（我家住的是稅務局宿舍，鄰居多是父親的同事）聽到了笑話。

爸爸成了右派！

這對於我真是一個晴天霹靂。儘管那時年紀小，還不完全懂得什麼是右派，劃了右派會有什麼災難性的後果。但是知道右派是「壞人」，當右派是恥辱。

學校裡，好幾個老師已被劃成了右派，其中有我比較喜歡的圖畫老師，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青年（我連他姓什麼都毫無印象），他教我們畫的，都是「深山古寺」、「孤帆遠影」之類山水。當然我們不是用水墨而只是用鉛筆畫。他能用粉筆在黑板上幾下子就勾畫出那些很有古典氣息的簡略畫面，使我們從中受到中國古代山水畫意境的熏陶。

我很喜歡上他的課。但是他成了右派，再也沒有來教課了。

有一段時間，在學校教學樓的門口台階旁，擺了一塊小黑板，上邊畫著《右派百醜圖》，用漫畫形式醜化幾位被打成了右派的老師，把他們畫得一個個面目猙獰，窮凶極惡，其中就有我喜歡的圖畫老師。

後來，我看到文革中紅衛兵畫的「走資派」《群醜圖》時，就總會想起小學時看到過的《右派百醜圖》。

在我上學放學都要經過的鄒容路上，有城裡最大的重慶劇場，靠路邊的櫥窗裡，有段時間陳列了一出批判右派的話劇《高等垃圾》的劇照。後來我看過根據這話劇劇照編的攝影連環畫，劇情大意是說，一群右派份子正「策劃於密室」，忽然有人來了，他們驚慌失措，怕陰謀被人發現，幾個人就鑽進一個大口袋裡躲起來。進來的人問口袋裡裝的是什麼，屋裡女主人情急之中回答說是垃圾。來人問垃圾為什麼裝進這樣的口袋裡，答曰：「這是高等垃圾。」

當時就是這樣醜化、污辱「右派份子」們的。

沒想到，我自己的父親也成了這樣的「高等垃圾」了。

好在，當時的學校裡對小學生還不怎麼講「階級路線」。就在那年底，可能就是我父親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同時，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少年先鋒隊，戴上了紅領巾。

不久，我又因為學習成績好，聽話（遵守紀律），被老師和學校少先隊總輔導員選拔出來，委以「重任」，擔任了學校少先隊的大隊委員（因分工負責畫牆報，稱為牆報委員），左臂佩戴上了代表少先隊最高「官階」的三根紅槓的標誌，——這可是足以令同學們眼熱和令自己自豪的標誌！

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曾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文革前十七年「統治學校」。如果把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看成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話，50年代的許多學校倒確實是執行了這個「路線」的。儘管政治運動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深入到千家萬戶，儘管四川省的左傾領導人已經體會領袖的意圖不失時機地率先樹立起了突出「階級鬥爭」表現的「少年英雄劉文學」這個樣板，但作為一種「社會習慣勢力」，一般學校和大多數教師仍然看重學生的學習成績。

我因為學習成績好，仍然得到學校和老師的喜歡。年年評「三好學生」，都有我的份。——其實，我並不完全合格，「三好」是「偉大領袖」提出來的：「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而我就是「身體好」這一條比較差，一向文弱，體育成績除了廣播體操做得認真標準能得滿分外，投擲常常投不到規定的距離，跳高則往往會踢飛橫桿……但是主科成績好，就一好遮百醜了。何況還佔「工作好」這一條呢——我始終不明白對學生為什麼要提出一個「工作好」的要求，不過我在少先隊裡倒確是「工作好」的。經常別人都放學回家了，老師都在吃飯了，我還一個人在搭著凳子畫黑板報。

三

那些年裡，有一首家喻戶曉的政治流行歌曲叫《社會主義好》，其中有一句唱的是：「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後來大概覺得想反人民江山的不止有「右派份子」，便將「右派份子」改成了「反動派」，到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時，這句又改唱成了「階級敵人想要翻天辦不到」。）起初唱到這一句的時候，我心裏總有些惶惑，有些彆扭。但唱的次數多了，慢慢也就麻木了，不再去多想它的具體內容了。

父親被劃為對人民江山「想反也反不了」的右派後，撤銷了副科長職務，原本即將「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前景自然也化為泡影。父親不僅社會地位陡然下降，而且被降了工資，家裡的經濟狀況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

不久，父親被送去遠郊北碚的蔡家場磚瓦廠進行「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了（據說他還算是幸運的，另外一些「罪行」更嚴重的右派份子，被送去了荒涼的川南山區勞改）。

接著，母親也作為「下放幹部」，到遠郊萬盛山區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只有外婆帶著我和三個妹妹過日子。

那時，母親承受了極大的精神壓力。以後她曾多次談起，在那段時間裏，她的女友們見面時最常問的一句話就是：「離（婚）了沒有？」反右派運動導致了許多家庭的破裂。許多夫妻為了不讓孩子受到社會的歧視而被迫離婚。但是我的母親挺過來了。不僅僅是因為感情上的原因（恩愛夫妻被迫離婚的並不少見），還因為她憑著對社會的純樸認識，堅信即使離了婚也不可能擺脫被歧視的命運，與其那樣，不如乾脆不離婚，還可以保存一個完好的家。

反右派之後，人們再不敢說真話，於是，虛假浮誇的「大躍進」應運而生。

我們小學校的操場裡，也搭起了所謂「土法煉鋼」的「雞窩爐」，老師們在那裡汗流滿面地鼓搗著，據說煉出了「鋼」，一塊黑不溜秋的鐵疙瘩，他們興高采烈地給它裹上紅綢帶，敲鑼打鼓簇擁著到區委報捷去了。

我們小學生也在課餘時間裏組織起來，提著小竹籃，拿著小掏耙，到長江邊上去挖「廢鐵」支援「煉鋼」。雖然挖出來的大多隻是一些鏽蝕的鐵釘，但我們卻樂此不疲，因為在廣闊的長江邊沙灘上是很好玩的。

領袖一聲令下，傳媒大肆炒作，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繼農村一律建立起人民公社之後，城市裡也扯旗放炮地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多半是原街道辦事處改一個名字）。

說來難以置信，在我上學必經的鄒容路上，還一度開設了一家「無人售貨商店」，據說是人們在大躍進中共產主義覺悟空前提高了，可以不需要有售貨員收款，自己想買什麼東西照價自覺付款就是。我那時身無分文，沒有什麼東西可買，因而從未進過那家商店。但是發現它開了沒幾天就關掉了。

在我家附近有個人民公園，是20年代末重慶建市後就開闢的第一個公園（原名中央公園），公園裡有一個溜冰場，它的周圍像古羅馬鬥獸場那樣有一圈環形台階式看臺。那時溜冰場裡經常有活報劇演出，我們常跑去看，看到表現中國人民大躍進，建設成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扮演英國佬和美國佬的演員做出驚慌失措屁滾尿流的樣子時，我們都會笑得前仰後合，樂不可支。

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都在虛報產量、成績「放衛星」，我們小學裡也放了一顆「衛星」：速成普通話。

這個速成方法原來非常簡單，一次上課時，我們班主任，一位很受同學們喜歡的教算術課的女老師，要求每個人上講臺去，用「普通話」說一句話，不管說得好不好，只要說了，就算普通話合格，就發給一張《普通話合格證》。在老師的熱情鼓勵下，先是一兩個膽大的同學上去，然後大家就一個接一個都上臺去了，大多是結結巴巴說一句最簡單的話，諸如「我要學普通話」之類（其實許多人說的根本就不能算普通話，而是川味十足的「椒鹽普通話」），全班同學都皆大歡喜地領到了《普通話合格證》。真是「重在參與」啊！

我至今保存著這個「大躍進」年代的產物。這是一張淺藍色卡片，印得很漂亮，淺藍底的正中，印著幾個醒目的黑色大字：普通話合格證。下面兩行小字是學校、姓名（具體名稱事先已經由老師用鋼筆填寫好了）。幾行字的下邊，是紅色的花邊框，由麥穗、田野、水電站、工廠、高壓電塔等圖案組成，花邊框正中是少先隊的五星火炬；幾行字的上方，是一個戴紅領巾的男少年騎在火箭上往東飛，一隻手裡還舉著一支熊熊燃燒的火炬。卡片背後印了四句話：

人小志氣大，學習普通話。

要學火箭飛，不做蝸牛爬。

這四句話的下面鄭重其事地加蓋了學校少先隊大隊部的公章。

「大躍進」掀起的狂熱情緒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像的。我們學校的教導主任，有一次給我們上課（臨時代替請假的老師上一堂課）時，滿懷激情地說：「像這樣幹下去，再過兩三年，有一天毛主席就會站到天安門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實現共產主義了！」

我們都為此真誠地歡欣鼓舞。

說起來，「大躍進」給我家也帶來了一點很實際的好處：外婆被動員出去參加了街道紙盒廠工作。廠裡都是些文盲半文盲的婆婆媽媽，外婆畢竟讀過一陣掃盲班，背誦過《老英雄孟泰》、《張明山製造反圍盤》一類課文，自己還能讀《三國》、《水滸》、《鐵騎銀瓶》一類舊小說，「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雖是「右派家屬」，外婆也一度當上了廠長。家裡不僅多了一點收入，作為我們全家「頂樑柱」的外婆，在心理上還減少了一些「低人一等」的壓力。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小夥伴中流行開了一首逗趣的童謠：

一九五八年，

要把白沙消滅完，

白沙聽了有意見，

急忙跑到理髮店……

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這首童謠很有些「黑色幽默」味道。所謂「白沙」，四川人口語裡指的是頭髮被剃光了的光頭。既然已經被剃成光頭了，跑到理髮店又有什麼用？

而「白沙」一詞，在那時還有另一個特定含義：代指勞改犯人，那些犯人是要被剃成光頭「白沙」的。隨著政治運動的深入，「白沙」——勞改犯人的隊伍正在迅速擴大……

這首童謠彷彿是一個讖語。不久，大災荒降臨了。在一些地方，並非「白沙」光頭的長頭髮公民，也被大批「消滅」——餓死了。

糧食定量了。肉類定量了。糖果糕點定量了。星期天，老師們被組織起來到南岸山上去挖土茯苓、蕨雞頭一類野菜充飢了……

學校裡號召大家養「小球藻」，老師說，那東西是宇宙飛行員吃的，營養十分豐富，吃一點就能管好久，每個同學都從家裡拿來瓶瓶罐罐，老師給每人倒上一點綠瑩瑩的水，叫各自拿回家去「餵養」。我也用一個罐頭玻璃瓶裝了，放在窗台上。起初，那水的顏色十分好看，但過不了幾天，水就發黃了——小球藻死了。

街道食堂裡也有「小球藻湯」供應，但人們吃了並無能管飽的感覺，更別說「能管好久」了。

反右派之後，我們就常常這樣在假話、謊話中過日子了。

當時曾有一首歌唱「總路線」的歌，最後一句是「最響亮的口號是干干干！」鄰家一位在中等專業學校住讀的大哥哥告訴我，他們同學中已把這一句改唱成了「最響亮的口號是‘罐罐飯’！」——那時公共食堂為防止分飯不公引起矛盾，時興按每人定量蒸罐罐飯，每人一罐，誰也佔不了別人的便宜（當然炊事員除外）。蒸罐罐飯之風還刮到了一些人家裡，因為那年頭親人間也常為吃飯鬧矛盾。

被迫參加重體力勞動而又吃不飽的父親，患上了營養嚴重不良的浮腫病。醫生給他開了一種叫「康復丸」的藥，後來聽說主要是麥麩和糖做成的。有一次，我偷偷嘗了一口，覺得真是「味道好極了」。

四

生活艱難的陰雲雖然越來越濃，但少年宮的天空仍然是陽光燦爛，令人神往的。

我最高興的是，在我進入美術組學習幾週之後，少年宮新來了兩位專職的好老師。一個是文老師，專門教我們畫中國畫；另一個是郭老師，專門教西畫（素描、水彩、水粉）。

文老師是少年宮的外聘老師，畢業於西南美術專科學校，本職是西來寺小學的美術老師。他30多歲，瘦高個，有一張棱角分明的長型臉，神情謙和、善良，一雙明亮的眼睛時常帶著和藹的微笑。他上課很隨便，經常叫我們圍上去（我們一般只有幾個或十來個同學）看他示範作畫。他講課如同擺家常，語調溫和，從不疾言厲色，常用啟髮式的、有時還詼諧打趣的語言，把繪畫技巧講得深入淺出，引人入勝。他幾乎不訓人，即使要批評誰，多半也只是帶著微笑，用一種戲謔、嘲諷的口氣輕輕說上一句。

郭老師是少年宮新調來的專職老師，畢業於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他顯得比文老師年輕好幾歲（後來我才知道，實際上他只小文老師一歲），方形臉，高鼻樑上架了副近視眼鏡，訓人的時候，眼鏡片後常會射出嚴厲的目光。他說話火氣很旺，那一頭藝術家的濃髮常常給人「怒髮衝冠」的感覺。他講課的風格與文老師截然不同，頗有些像法國電影《虎口脫險》中那位指揮先生，手舞足蹈，激情洋溢。記得有一次他講基本功的重要性時，站在講台上揮動著雙手，慷慨激昂地說：「比如唱歌，你總不能光是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呀好得不得了……’你必須用技巧把它好在哪裡表現出來，這就要有基本功！」他那滿頭濃髮隨著他雙手的大幅度動作一起抖動。在我們畫素描時，他只要聽到有鉛筆在紙上不耐煩地大面積塗抹的聲音，就會厲聲斥責：「又在喳喳喳、喳喳喳了！」大家就得趕緊把筆停下來，或是把筆觸變輕些。

文老師那時妻子剛剛病逝（多年以後我翻看母親的《同學錄》時才意外發現，原來文老師的妻子跟我母親是40年代國立重慶師範學校音樂科的同學）。中年喪妻的文老師，拖著三男一女四個年幼的孩子（最大的也比我小一歲），生活十分艱難。他家住在一處貧民窟似的小學教師宿舍（一個煙熏火燎的大雜院）二樓上，只有小小的一個房間，窗戶下邊就是擺了兩三排煤爐子的公用廚房（他後來哮喘病日益嚴重，這應該是一個原因）。他家吃穿都很簡單、粗陋。家裡到處是灰扑扑、黑糊糊的，只有他畫的畫才顯出美麗的亮色。但從他的言談表情上一點也看不出苦難的痕跡，他隨時都顯得樂觀、開朗、和藹可親。他常把老大和老三（時稱三娃子，現在海外發展，已是歐洲華僑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帶到少年宮來，跟我們一起學畫，我們成了好朋友。

郭老師那時還沒有結婚，獨身一人住在少年宮。他正值雄心勃勃，想要幹一番事業的年華。他不光要求我們嚴格，自己也堅持在苦練繪畫基本功，我看到過他在辦公室裡畫的一幅石膏馬的素描，他專心致志地畫了很長時間（大約好幾週吧），畫得那樣精彫細刻，其功力讓我們自嘆望塵莫及。他買了很多書，有一次我進他房間看見了，驚奇羨慕得差點邁不開腳步離開。後來我鼓起勇氣向他開口借《李杜詩選》，他起初不肯借，但我既然已經開了口就一不做二不休「鍥而不舍」了，最後他嘆息說：「你這孩子真能纏人……」答應借給我，但嚴肅地宣布「約法三章」：不污損，不卷角，不轉借。我當然嚴格遵守了。拿回家後，買了幾張白打字紙裁了訂成本子（買不起筆記本），抓緊課餘時間緊趕慢趕地抄了一本，然後毫髮無損地把書還了回去。但此後再不敢向他借第二本書（可惜他那些書在文革初期就被當作「封資修」毒草勒令全部上繳給少年宮的上級領導共青團重慶市委了）。

兩位老師除了講課，還經常告訴我們一些美術方面的信息。文老師說，畫家胡佩衡出了一本《山水畫技法研究》，很好，我就趕緊去買了一本（這是我自己買的第一本繪畫技法書），郭老師說，電影《畫家蘇裡柯夫》值得一看，我也趕緊找外婆要錢去看了一場。

有一次，我在郭老師的辦公室寫字桌玻璃板下，看到他寫的一條自勉的座右銘：

以 勤 補 拙

力戒——

  無邊際的空談，

  無目的的閑逛，

  無端的煩惱，

  無謂的爭吵。

這張字條給我印象很深，我把這幾句話記到了日記中，也銘記到了心中，當成了自己的座右銘。

生活困難的陰影漸漸也籠罩了少年宮。本來，美術組的學習條件是很好的，我剛去的時候，畫筆、顏料、紙張，全是由少年宮免費提供，此外還專門給我們訂有《美術》、《中國畫》等雜誌，教室裡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石膏模型和各色蠟制水果模型。隨著所謂的「嚴重自然災害」，免費提供的東西逐漸減少，最後沒有了。只是當時還沒有像今天的少年宮那些兒童美術班一樣要求繳學費，否則，我們好多同學都不可能繼續學習了。

每年秋季，學校開始新學年後，少年宮美術組，以及「紅少年藝術團」的其他各個課外學習小組，如民樂組、小提琴組、手風琴組、舞蹈組、還有人數最多而不叫「組」的布谷鳥合唱團等，都照例要招收新學員。美術組再也不像初創時（就像我當年進來時）那樣，由少年宮領導或老師看看畫就可以吸收為學員，而要考試了。考完繪畫後，郭老師通常還要對新生進行一番簡單的口試。我們在教室門外聽他詢問新生：

「以後是星期天上課，要佔用玩耍的時間，你能堅持不缺課嗎？」

回答自然是：「能。」

郭老師這時就會提高了聲調，從眼鏡片後嚴厲地盯著對方的眼睛逼問：「下雨來不來？」

「要來。」

「下刀子來不來？！」聲音更加嚴厲。

「要來。」這時回答通常已是怯生生的了。

我們在外邊聽著，偷偷笑。

其實，不一定非得「下刀子」，就是風和日麗，能堅持每星期天都到少年宮學習，也並非易事。到了寒暑假，還不僅是星期天了，一般還要增加學習時間。當別人都已不背書包而盡情玩耍的時候（那時的學生沒有多少課外的學習負擔），我們還得背上書包，書包裡裝著完成的少年宮的作業和自備畫具：調色盒，顏料，畫筆，盛洗筆水用的瓶瓶罐罐，沈重的硯臺等等，風雨無阻地到少年宮去上課。而在家裡，除了學校的作業外，還得完成少年宮佈置的作業，還得多花時間苦練「基本功」：畫靜物寫生，臨摹《芥子園畫譜》……

因此，進入少年宮學習，就好比自己給自己穿上了「紅舞鞋」，再也不得休息。

在少年宮學習的同學們，大多不住在少年宮附近，那時的家庭經濟狀況也普遍不夠好，很少有人能來回乘車——儘管車票只有幾分錢，但那時每一分錢都是要計畫著用的。我的車票錢就經常是節省下來買紙和筆了。

我從家裡走到少年宮，一般得花上半小時左右。夏日裡，在重慶那火辣辣的驕陽下走去走回，並不比走在「下刀子」的時候容易。我後來發現了一個使自己忘卻炎熱和疲勞的辦法：盯住一棵行道樹下的陰影，加快腳步走進去（心理上會感覺涼快至少一秒鐘），再盯住下一棵，這樣不斷往前趕；或是把前邊一個行人定為追趕目標，盯住他，趕上去，再盯住下一個……這樣不知不覺就走到了。

每年招收新學員後，美術組教室裡都會坐得滿滿的，但上過兩三次課以後，人數就會「自然減員」，到最後，又只剩下我們十來個堅持不懈的同學了。

我因為年年堅持，當年齡大的同學們隨著少年時代的結束而不再來以後，我就成了少年宮美術組的「元老」。

五

不覺間，我已小學畢業了。這時，生活的第一個打擊驟然降臨到頭上。

儘管學習成績全優，但是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我被剝奪了升入公辦中學的權利，發配到市內一所民辦中學——官井巷民辦中學。這所民辦中學那時名氣很大，是全國教育戰線大躍進中的一面「紅旗」，校長李某曾出席全國「群英會」，得到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到處作報告，宣稱要將學校辦成從幼兒園到大學的「一條龍」（在大躍進中他確已辦過幾天大學，後來因太不合格而被下令停辦了）。儘管他吹得天花亂墜，但是關於他「道德敗壞」的風言風語卻不脛而走，幾乎無人不知——在我們上初中二年級的時候，這位校長終於被逮捕判刑。在他被抓走之前，還幹了一件令我憤恨不已的事：下令停開才上了一年的英語課，胡說是我們有同學出去用英語罵人壞了學校的名聲。

這個民辦中學，以往從來都是在公辦中學招生之後，再從落榜生中招收兩三個班。而這一年，卻由市教育部門強行分配了一大批各小學裡「無權」升公辦中學的優秀學生去，於是，它破天荒地擴招到十個班。這一屆（初中六四級）學生中，有許多是品學兼優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異類」。

唯一使我們這些「異類」學生得到安慰的是，因為擴招，這個民辦中學不得不擴聘了一批教師，這些教師大多是因各種原因（其中有不少也是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考上大學或找到工作的青年，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多少，他們都正直熱情，學習刻苦，工作努力，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樣對待我們，給了我們許多溫暖。

因為「品學兼優」，我剛進校，就被班主任提議全班同學「選舉」為班主席，隨後，又被學校少先隊任命為大隊宣傳委員，仍然干老本行：負責畫牆報和黑板報。

歷史書上一般都說，國民經濟困難時期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其實，在我上初中後的1962和1963年，群眾生活仍然十分困難。許多老人說起「六二、三年」的生活，都會搖腦袋。當時人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吃不飽。有許多時候，以往農村用來餵豬的牛皮菜、紅苕籐，也成了城市居民飯桌上的主菜。有一次，父親從勞動的地方扛回來一麻袋紅苕根（大食堂從每個紅苕上削下來的根，上邊總會帶有一點紅苕），我們全家都高興得不得了。飯菜不夠吃，外婆還想出了一個克服飢餓感的辦法：在開水里加點醬油當湯喝，我和妹妹也都學著這樣，稱之為「喝醬油開水」。

有一次，我們初中班主任老師生病住院了。我們幾個班幹部準備代表全班去看望老師，也是向全班同學發起湊錢，湊糧票，還湊了《糖果證》，才得以買到必須的慰問品——那時每家的糖果糕點都是憑證限量購買的，數量極少。這一點，如今的人們恐怕很難想像了。

那年月，在重慶街頭，經常能看到一個獨特景觀：打「抓精兒」。

「抓精兒」，「精兒」兩字連讀，聽上去也像「抓雞兒」。如今任何辭典上都找不到這個詞。這是什麼？這是在那個特定年代裡才有的一種人，一些餓得什麼都不顧及了，只知道抓東西吃的人。他們一般是青少年，穿著破爛，渾身骯髒，在街頭茫然徘徊，在大小餐館門前遊蕩，只要看見有人手上拿著剛買到的食物，他們就會猛撲上去，抓過來就狼吞虎嚥地吃掉，若是別人端的是一碗熱氣騰騰的小面，他們也會搶過來直接抓起燙手的麵條往嘴裡塞。在這時候，隨著被抓走食物的人的驚叫，旁邊的路人往往會湧上去對這「抓精兒」進行圍歐，但這時「抓精兒」則不顧拳如雨下，只管彎腰埋頭護著抓到手的食物，以盡快的速度吃進肚裡去。對於他們來說，挨打已是遠比飢餓好受得多的事了。他們甚至還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個「訣竅」：一旦把食物搶到手以後，馬上用髒手將其弄髒（若是饅頭，就迅速用髒手捏上幾把），使你無法再奪回去食用……

這一獨特「景觀」，在「六二、三年」的重慶街頭持續了很長時間。當時我的同學中還流傳過這樣一個「社會新聞」：中央派人來重慶微服私訪，派來的是50年代初曾任重慶市長的曹荻秋（人們把對50年代初生活的懷念寄託到當時的領導人身上），曹荻秋在飯店裡買的食物也被「抓精兒」抓走了……

我們那所民辦中學，當時在名稱上還有「工業」二字，叫「民辦工業中學」。所謂工業，除去課程裡有簡單的工業基礎知識課以外，主要是讓全體學生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用各種勞動為學校掙錢。我們每週通常是一天上課一天勞動，或三天上課三天勞動。勞動內容多半是從河邊往城裡為某建築工地挑河沙、磚瓦，或是為某單位從城裡往河邊運送渣滓（垃圾），幹這些活時還得自帶籮筐、扁擔一類工具。有時遇上下雨也得干，大約是學校與某單位簽有合同。同學們對此常常怨氣衝天，那時政治課要講《社會發展史》，學到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手段之一是「雇佣童工和女工」時，一些同學就故意把這句話讀得特別響，引起大家會心的哄笑。老師自然只好佯作不懂。

學校安排的另一類勞動，是到一些工廠去作輔助工，如開關廠、縫紉廠、制刷廠、印刷廠等。在制刷廠分揀豬棕是頗有趣的工作，要把混在一起的黑白豬棕分揀開，很考驗人的耐心。在觀音岩坡下的印刷廠上中班也很好玩，我們是為印刷糖果包裝紙打雜，那些彩色糖果紙印得十分漂亮，印報廢的，我們還可以拿幾張回家玩。在印刷廠勞動，我印象深的有兩件事，一是廠裡為改善職工生活養了豬（這是今天的工廠裡很難看到的），有一頭大肥豬常常被敞放在廠區內的路邊，扭來扭去地走動，我們看到了，就戲稱它為「歌舞團的」，因為它那幾隻小巧的蹄子使人聯想起歌舞演員的高跟鞋。另一件事是，每當深夜下班時，廠裡會給我們每人一小碗胡豆（蠶豆）羹作免費夜餐，我們總是幾口就喝下肚裡去了，恨不得能多吃幾大碗……

更難忘的是，在深夜回家路上，我們看到了平時不可能看到的景象：

在城內中心區解放碑附近，大眾遊藝園與和平電影院一帶馬路兩邊，台階上密密麻麻坐滿了男女青少年乞丐（也許其中不少就是白天在街頭出沒的「抓精兒」），那情景猶如雨果《巴黎聖母院》裡描寫的「奇蹟王朝」。我們幾位同學走過那裡，真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忍不住要拔腿飛跑，而那些「奇蹟王朝」的子民們則故意向我們發出威脅的呼喊聲，使我們感到更加恐怖……

這些景觀，是史書上看不到的，但是卻在我少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六二、三年」的具體組成部分。

不過，在當時，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卻讓我們不去正視這類社會現象，而只將其視為不應加以注意的「陰暗面」——否則是要「犯錯誤」的。我們深信傳媒中宣傳的「躍進再躍進」、「持續大躍進」、「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王蒙在小說《狂歡的季節》裡寫了一個在文革中走紅的作家，說他走紅的原因是「他發明瞭倒過來寫作法」，「看到瘟疫流行就寫全民健身，看到乾旱洪水就寫風調雨順，看到飢饉就寫掉到蜜缸裡覺不出甜。」其實，我們那時所寫的作文，不都是用的「倒過來寫作法」嗎？那時我已經對文學有了強烈的興趣，正學著像郭小川、賀敬之那樣寫詩，像楊朔那樣寫散文。因此在我的作文中不可能出現飢餓、「抓精兒」和深夜街邊的乞丐群，而只會有紅旗紅花，歡歌笑語……

在我上初中一年級時，反修大論戰已經開始，對於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搞糟了，攻擊我們現在只能吃大鍋清水湯，三個人合穿一條褲子，我們都感到義憤填膺，認為那是「無恥讕言」……

六

與社會現實相比，少年宮裡是另一片天地。一片聖潔的綠洲。

這時，少年宮美術組為了進一步加強藝術基本功的學習，將原先的一個組分成了兩個組，一個組歸文老師指導，主要學習中國畫，叫國畫組；一個組歸郭老師指導，主要學習素描、水彩和水粉畫，叫西畫組。星期天上、下午分開上課。願意到哪個組，由同學們按照興趣自由選擇。

我雖然選擇了到文老師的國畫組學習，並且被安排作了組長，但這樣分開學習仍使我感到為難，因為我正學得如飢似渴，各種畫法都想學，想打下全面、紮實的基礎。不得已，我只好全天參加。好在當時是不收學費的，否則我也不可能這樣給自己「加負」了。

星期天全天學習，中午來回太費時間，我就從家裡帶飯去。那時帶的飯，就是一個小搪瓷杯裡蒸上一杯「罐罐飯」，有時放上一點咸菜，有時乾脆就沒有菜，中午就這樣加點開水填飽肚子——這在那年月已經算不錯的了。

文老師教課，不搞按部就班那一套，而是盡量以啟發、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主。我們什麼都學，學山水畫的各種勾、皴、點、染方法，學人物畫線描的不同勾勒法，還學畫齊白石的小雞，蘇葆楨的葡萄……他既要求我們臨摹古人的作品，又鼓勵我們臨摹全國連環畫獲獎作品中的那些精品。學人物寫生畫時，文老師讓我們輪流當「模特兒」，有時端坐著，有時做出一種姿式：或坐著看書學習，或站著手裡拄一根竹棍（通常用教室裡的拖帕桿），背上背一頂草帽，表示在田間鋤地時歇氣之類。我們無論是做模特兒的還是畫畫的，都興味盎然。我至今還保存著給幾位同學畫的寫生。

文老師常以前人「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名言來教導我們，經常帶我們出去寫生。在遼闊的長江邊，在真武山松林掩映的八角亭下，在聆聽松濤澎湃的清水溪山道上，在風景優美的鵝嶺公園……他又時時提醒我們要注意表現新生活，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面貌，因此他帶我們去畫南岸碧波蕩漾的塗山湖水庫、共青湖水庫，畫長江邊的貨運纜車道，甚至遠在江津白沙沱的長江鐵路橋——當時稱為「萬里長江第二橋」，我們都去畫過寫生。

春天裡，少年宮大草坪邊的一排桃樹開花了，文老師徵得同意，給我們每人摘回一枝桃花，讓我們照著寫生。秋天裡，他又教我們畫菊花……

每當我們一行背著裝了畫具的書包，手裡拿著捲起的畫紙或夾著畫紙的畫夾畫板，跟著身背大畫夾的文老師走在路上時，常會聽到旁邊的小孩羨慕地說：「小畫家來了！」這時，我們心裏都會樂滋滋的。

有一次在南山上的文峰塔下寫生，因昨夜剛下過雨，下山時泥濘的小路太滑，我從一個土坡滑跌到了公路上，跌傷了臉頰。但這對於我來說算不了什麼。美術的學習，在藝術長河裡遨遊的樂趣，戰勝了生活中的一切煩憂。

一個星期天，郭老師和文老師帶我們全體同學去參觀了四川美術學院。來回路費由少年宮支付（這也是今天不可想像的事）。美術學院那位戴鴨舌帽的黨委書記親自領著我們參觀，打開了據說是平時不對外開放的美術作品陳列館，讓我們樓上樓下大飽眼福。我們還參觀了美術學院的畫室、學生宿舍，看到畫室裡還有一兩個勤奮的學生放棄星期天的休息在堅持作畫，我心裏就想，今後我也會是這樣的學生。

回來後，郭老師告訴我們，等到我們初中畢業時，少年宮爭取保送我們去考美術學院附中。我們聽了真是高興極了。可是不久就傳來令人沮喪的消息：因為國家經濟困難，美院附中停止招生了……

七

初中一年級下半期，「六一」兒童節前夕，共青團重慶市委和少年宮組織了一次活動：紅少年藝術團全體學員和部分少年兒童代表與文藝界前輩見面。

那天，我們早早地在少年宮集合，然後去到與少年宮一牆之隔的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文化宮紅星亭草坪上，插滿彩旗，掛滿彩燈，我們列隊站在草坪甬道兩旁激動地等候著。不一會兒，有老師興奮地傳話過來：「來了來了！」一時間鼓號齊鳴，我們熱烈鼓掌，只見一群大人從甬道中向我們鼓掌致意含笑走來。走在最前面的，是當時已轟動全國的長篇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

隨後，我們就同文藝界前輩們分別圍坐在一張張圓桌旁交談。我們少年宮美術組是與四川美術家協會的叔叔阿姨在一起。我和幾個同學被安排與美術家傅文淑阿姨坐在一桌。老師事先已向我們介紹，她是美術家吳凡的妻子，而吳凡那幅在世界青年聯歡節和萊比錫國際書籍藝術展覽會上獲獎的套色木刻《蒲公英》，是我們都非常喜歡的。

在我們旁邊一桌，是一些學校選出來的作文「高手」與羅廣斌見面，剛坐下來，我就聽到他們中有人在急切地問：「叔叔，真的有小蘿蔔頭這個人嗎？……」

我們與美術家前輩是「以畫會友」，事先已通知我們帶上了自己最滿意的畫。我拿出了自己的一些習作給傅文淑阿姨看，她在圓桌上一張張攤開，十分耐心地給我從構圖上、繪畫技巧上進行分析、指點。在我們頭上，記者拍照的鎂光燈不停地閃爍著。一個《工人日報》的女記者在我們桌旁採訪，還把我那些畫（我挑選出來的「得意之作」）全部捲走了。當時我心裏十分欣喜，事後卻一幅也沒有看到刊出，又懊悔不該讓她都拿走。

「六一」前夕，我的一幅工筆重彩中國畫《畫出祖國的春天》（畫的是我們美術組在鵝嶺公園那幽靜秀美的蓮池邊長廊前畫寫生的情景），被少年宮選送到城中心解放碑附近頗有影響的群眾藝術館街頭畫欄裡展出了。這幅畫是我剛上初中一年級時（1961年9月）畫的。

為了參加這次展出，少年宮還特地用公款為我這幅畫進行了精美的裝裱。

據我所知，少年宮出錢為美術組學員裱畫，這是破天荒的頭一次。這對於我，自然是莫大的榮幸和極為有力的鼓勵。

「六一」節的第二天，學校裡上午課間休息的時候，有同學從教室樓下急匆匆跑上來告訴我：「《重慶日報》登了你的畫！」

我趕快跑下樓去看學校的報欄，果然，當天的《重慶日報》發表了我的一幅畫《哥哥姐姐洗衣服，我洗我的小手巾》，畫的是一個小女孩，搭著小凳，踮著腳尖，在往晾衣繩上晾手巾。遠處樹梢和一片民居屋頂上，飛著一隻風箏……這是文老師指導我們為迎接兒童節而創作，郭老師幫我挑選出來推薦給報社的。在家裡起稿的時候，我讓還未讀書的小妹來做「模特兒」，做出踮起腳尖舉手晾東西的姿勢，每根衣紋都是這樣照著描畫下來的。

這幅畫的發表，自然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因為與美術家見面時，傅文淑阿姨曾邀請我們去美術家協會玩，那年暑假裡的一天，由文老師的老大和老三兩個兒子發起，我們美術組的幾個同學相約去了遠在郊外化龍橋的四川美術家協會。

傅文淑阿姨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帶我們參觀了畫家們的工作室，他們的作品陳列室，我們看到了許多早已熟悉的作品的原作，和一些沒有看到過的作品。中午，傅文淑阿姨請我們在美協食堂吃便飯，吃的什麼記不得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看到每張飯桌旁的牆上，貼有一張字條，上邊寫著在該桌就餐的美術家的名字，一個個對我們來說都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我們驚喜得睜大了眼睛。有幸坐在這裡吃飯，那心情別提有多興奮了！

午飯後，傅文淑阿姨叫我們在一間屋裡休息，還叫一個叔叔給我們扛來一塊竹涼板。那個叔叔長得敦敦實實的。幾個同學慫恿我問他是誰。我想，會不會是畫《紅岩》封面的宋廣訓呢？便大著膽子問：「叔叔，你是宋廣訓叔叔嗎？」

他粗聲粗氣地爽快回答：「哎，徐匡！」

徐匡是我們那次在美協見到的第二個有名的畫家。

下午離開時，傅文淑阿姨硬往我們每人衣袋裡塞了六角錢。叫我們乘車回去。我們都捨不得花掉那筆「巨款」，決定走路回去。走到化龍橋新華書店，我看到有一本降價處理的舊書：賀友直畫的《山鄉巨變》連環畫第二冊，是那種供美術界人士欣賞的，用宣紙印製的32開線裝本，比通常的那種64開本「小人書」更能再現繪畫原作的魅力。原價7角錢，降價為5角錢。我一見之下，即愛不釋手，馬上掏錢買了——要不是傅文淑阿姨給的路費，我是不可能有足夠的錢買到這本堪稱藝術精品的連環畫的。

初中二年級下期，1963年「六一」兒童節前，少年宮舉辦了第一屆全市少年兒童美術作品展覽。自我進入美術組學習以來，從未舉辦過這樣的全市性少兒美展。這次展覽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困難時期正在走向結束，隨著經濟的復甦，文化藝術的新的繁榮局面正在興起（那時誰也想不到，新的一輪「窮折騰」已經又悄悄開始）。

在這次美術作品展覽中，我的一幅中國畫《桃花盛開》獲得了一等獎。

我畫的是在一片桃花盛開的桃樹林前，兩個小姑娘在快樂地跳橡筋繩。橡筋繩一頭繫在樹身上，一頭由一個小姑娘拿著繃到肩部，另一個小姑娘正側身抬腿用腳勾住橡筋繩在邊唱邊跳……

兩個小姑娘的形象，都是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小妹擺出姿式給我作的模特兒，跳橡筋繩的姿式無法久做，我們想出個辦法：搬來一把椅子，小妹把腿抬起來，把腳放到椅背上，做出正勾著橡筋繩的樣子。我抓緊時間畫好速寫，然後再慢慢加工整理。把改定的鉛筆稿拷貝到宣紙上，是文老師教給我們的土辦法：蒙在玻璃窗上，透著窗外的陽光，玻璃窗就成了很好的拷貝箱了。

這時我正要迎來象徵少年時代結束的15週歲生日。這次獲獎，成了給我生日的最好禮物。

八

「六一」過後不久，一天我正在上自習課，學校的共青團總支書記把我從教室裡叫出去，在走廊上靠著臨街的欄杆，熱情地對我說，團總支已決定在我剛滿15歲那天批准我加入共青團，他說，在15歲生日那天入團，是很有意義的。他要我趕快寫一份入團申請書。

這事使我又喜又憂。能在剛滿15歲那天加入共青團，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但是，寫入團申請書，就又涉及到對父親「問題」的認識。有了小學升初中的教訓，我有些擔心。

為了表示與父親「劃清界限」，表示對革命的忠誠，讓共青團組織看看一個少先隊員的政治覺悟，我專門跑到市中區圖書館去，借了幾本1957年的《人民日報社論選輯》——圖書館那位阿姨早已熟悉我這個奇怪的小讀者了，因為我經常去借一些別人不借的革命政治類圖書。

我按照那些社論中的提法，加深對「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動派」這一論斷的理解，在申請書上，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地寫上了自己的「深刻認識」。

我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入團申請書交上去後，入團問題就成了「泥牛入海無消息」。當初主動熱情來找我的團總支書記，從此就盡量避免與我見面了。

後來我想，這位熱心的共青團幹部，起初一定是沒想到我會有這樣一個「家庭出身」，就冒冒失失地向我做出了美好的許諾。

這是「家庭出身」問題給我帶來的第二次打擊。

共青團的大門向我關上了。

然而，學校少先隊的總輔導員仍將我推選為出席市中區的優秀少先隊員。在表彰大會上，儘管有同樣的震人心弦的鼓號聲，有同樣的星星火炬隊旗，同樣的「時刻準備著」的豪邁口號，我的胸前仍然飄著紅領巾，左臂上仍然佩戴著「三根槓」，但我這個「超齡隊員」感受到的，更多的已不是激動與歡樂，而是苦澀與難堪。

這時，少年宮，只有少年宮，還是我生活中充滿光明與歡樂的淨土。

走進少年宮的大門，是一段往左邊傾斜的下坡林蔭道，兩旁栽種著美麗的法國梧桐。走到下面向右拐彎，走上十來米，就能看到在左邊山坡下的那幢辦公、教學合用的灰磚樓房。下幾步台階，有一座短短的天橋直通這樓房的二層。在台階和天橋兩旁的石砌欄杆上，擺滿了美麗的盆花。

每當我走進少年宮的大門，踏上那條林蔭道時，就會聽到從那幢灰磚樓房裡飛來民樂組、小提琴組或手風琴組學員們練習演奏的樂聲，或是布谷鳥合唱團練唱的歌聲，我就頓時會感到進入了一片遠離世俗塵囂的美好天地，我的心情就會為之一振，一切煩惱不快都會被拋到九霄雲外。，

我們美術組常常是在歌聲和樂曲聲中上課的。我至今還能回憶起教室窗外飛來的民樂組那歡快的《金蛇狂舞》，舞蹈組排練少數民族舞蹈時在樓板上跺出的腳步的鼓點和喊出的快樂的吆喝聲，還有布谷鳥合唱團那朝氣蓬勃的合唱，唱「酸棗刺，甜又甜……」，唱「小海燕，迎著風雨飛翔……」，唱「我是一個黑孩子，我的祖國在非洲……」，還有：

星光閃耀，

火把燃燒，

……

在少年宮學習，就像置身於藝術的海洋。那種美好的感覺，使我終生難忘。

在少年宮，你感受不到已經深深滲入學校裡的那種社會氣氛。在這裡仍然是「智育第一」，以學習成績看人（儘管在少年宮內一塊小草坪上已豎立起了「階級鬥爭英雄」劉文學的塑像）。在這裡沒有誰問你「家庭出身」。在這裡，只要你學習成績好，你的畫就能被老師挑選出來，釘到教學樓外路邊的陳列窗裡，供來往的少年兒童們欣賞，你就能參加比賽，參加展覽，甚至獲獎，你就能挺起胸膛做人。

九

正當我沉浸在美術學習的喜悅中不斷進取的時候，初中二年級臨近暑假的一個星期天，郭老師忽然向美術組全體學員宣布了一個令人大出意外的消息：因為學員們年齡普遍偏大，學習時間較長，為了能讓更多年齡小的新同學進來學習，少年宮決定將紅少年藝術團全體學員結業，給新同學讓出位置。

本來我也知道，少年宮應該是少年兒童活動和學習的地方，滿了15歲，按說就已進入青年時期了，不好再留在少年宮裡學習。但我仍然希望能盡量推遲離開少年宮的時間，學習到初中畢業為止。沒想到這一天會這麼快就來了。

不過，郭老師宣布的另一個消息又使我有了留在少年宮繼續學習的希望。他說，為了對新學員起到輔導和帶動作用，少年宮決定要從老學員中留下少數骨幹。

我暗想，我還不算美術組的骨幹嗎？

那個星期天（從年曆表上查到應是1963年7月14日）上午，在少年宮那幢灰磚樓房的大會議室裡，舉行了紅少年藝術團全體學員的結業典禮。學員們穿著白襯衫，繫著紅領巾，臉上洋溢著天真的笑容，濟濟一堂。在一番講話後，少年宮領導向各學習組的學員頒發了《結業證書》。我也心情複雜地領到了一份。

《結業證書》是通行的獎狀紙：由麥穗、齒輪、五角星、綢帶等圖案圍成花邊框，花邊框上方正中是一個金色圓圈圖案圍著的毛澤東標準像，像兩旁各有一面斜垂著的五星紅旗。證書中間空白處是油印的幾行文字，並用墨筆填上了學員的姓名、學習組名和成績：

結業證

何蜀同學在重慶市少年宮國畫隊（組）學習期滿，成績：優秀

發給此證

                             重慶市少年宮（公章）

落款是頭一天的日期：1963年7月13日。

比起我在學校領到的那些優秀學生、優秀少先隊員、好幹部、學雷鋒積極份子獎狀，這張《結業證書》無論是紙質還是印刷質量，都要好得多。

整個暑假裡，我都焦急地等待著少年宮通知我這個「骨幹」回去繼續學習的消息。

那是一個漫長的暑假。

我當時不可能想到，它還是我學生生活中的最後一個暑假。

暑假過去了，少年宮沒有任何消息。

學校開學後不久，有同學告訴我，美術組的新學員已經開始上課，有另外的同學已被通知作為骨幹留在美術組學習了。我感到意外，也感到不服，不滿。想來想去，我終於決定去找郭老師。

於是，趁一天下午不上課，我匆匆去到少年宮。少年宮的老師們正在開會。我請坐在會議室門口處的老師轉告郭老師，說我有事找他。

郭老師出來了。我隨他去到他的辦公室。

這間辦公室很小，靠窗擺下一張辦公桌後，就沒有多少地方了。就是在這裡，我看到過郭老師畫的石膏馬的素描，看到過他玻璃板下寫的座右銘……

我激動得幾乎是語無倫次地向他說起了渴望回少年宮學習的心情。

郭老師陰沉著臉，低頭站在那裡，聽完我的訴說，他嚴肅地說出了令我意想不到的話：

「你還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通知你留下來嗎？就是你的家庭出身問題，你父親的問題！少年宮現在是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不能再培養你……」

我完全沒有料到聽到的會是這樣一個回答。我驚呆了，像被一陣突然的痛擊打懵了。

我不知道眼淚何時奪眶而出……

郭老師見我哭了，語氣軟下來，撫著我的肩頭，無奈地說：「這件事我也是作不了主的。這是少年宮領導研究決定的。你也不要難過了，要學畫，在家裡一樣可以自學，你不要灰心，以後還可以來找我……」

我茫然地離開了少年宮，離開了曾經使我那麼迷戀，那麼深愛著的少年宮。

我不知道是怎麼往回走的，也不知道怎麼會下意識地走到了文老師上課的西來寺小學。

正是上課時間。我一間間教室找過去，一下子聽到了文老師那親切的講課聲音。我在那間教室門口一伸頭，他就看到了我。他一定從我臉上看出了不同尋常的表情，趕緊停止講課走出來，問我有什麼事。

我站在他面前，就像見到了最親的親人，一個字沒說出來，就忍不住鳴的一聲哭了，然後一邊哭，一邊斷斷續續地向他訴說了剛才遇到的意外，和我一心想回少年宮繼續學習的願望。

這時，下課鈴響了，小學生們紛紛湧出教室，看到我這個大哥哥站在文老師面前哭，都詫異地圍過來觀看。文老師把他們喝斥開，然後安慰我說，他一定向少年宮領導反映，並建議我再去少年宮找郭老師談談。

我又重新走回少年宮（那天急匆匆走來走去，既沒有疲倦的感覺，又沒有時間的概念），我再把郭老師從會議室請出來，向他訴說我的願望。大概這是在我向他借《李杜詩選》之後第二次讓他領教了我的固執。

郭老師這次態度變得緩和了。他沒有再說一句嚴厲的話，答應找少年宮領導反映我的願望，叫我回去等候通知。

過了大約一兩個星期，少年宮的通知寄來了。我又回到了美術組重新學習。

但那一番周折，對一個求學如渴的中學生，對一個滿心希望學好美術「畫出祖國的春天」的15歲美術愛好者，其打擊之重，其傷害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那是「家庭出身」問題給我的第三次打擊。一次最沈重的打擊。

而這打擊正值我從少年走向青年的轉折時期。在年齡上，我那時剛好結束了少年時代。在心理上，我更是永遠告別了美好的少年時代。

這以後，我又在少年宮繼續學習了一年。

直到初中畢業，因為同樣的「家庭出身」問題，我被剝奪了升高中的權利，成為失學無業的「社會青年」，到那以後，我才沒有再去少年宮——當我的初三班主任表情尷尬地到我家裡送來高中「不予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正走得滿身大汗地從少年宮學習回來……

十

1973年，正是文革中林彪事件引起的震盪趨於平緩，各方面進行批左糾錯，局勢相對穩定的時候，我們一些當年少年宮美術組的老同學，相約回了一次魂牽夢繞的少年宮。

那次我們請來了滿頭銀霜的文老師，但郭老師正在五七干校「變相勞改」，未能與我們相聚。

同學們故地重遊，不勝感慨。談起各自的經歷，知道大多已改變了「階級成份」——我們這批同學，「根紅苗正」的極少。當年愛好並有條件學習美術的少年，大多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而隨著政治運動的頻繁展開，知識份子家庭難免都有了這樣那樣的「問題」，許多同學跟我一樣，在文革前就沒有能升高中。論年齡，我們屬於「老三屆」這一代人，但我們卻又不屬於「老三屆」，而是這一代中的棄兒。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過早地走上了工作崗位，大都變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揚眉吐氣了。實際上，我們這樣的人，在「工人階級」中仍然屬於「異類」。

我當時在市郊一家鋼廠從事高溫、有毒、重體力的有色金屬冶煉工作，自認為是光榮的「產業工人」了，然而，正如一位朋友說我有「晒不黑的皮膚，摘不掉的眼鏡」一樣，「家庭出身」也仍然是我掙不脫的陰影。進廠後我又被發現了特長，常被車間和廠黨委宣傳科抽調出來，「重操舊業」編繪牆報和「大批判專欄」。我跟宣傳科的一位幹事混熟以後，一次他悄悄向我透露，那位水運工人出身，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廠黨委書記，曾明確向宣傳科交待：對我這樣的人，要控制使用……

就在那次少年宮美術組老同學聚會中，我們聽說了一個令人震驚也令人痛心的消息。我們美術組一個同齡同學，曾先後在國畫組和西畫組跳來跳去地學習過（當時兩位老師認為他用心不專，對他頗有看法），他人很聰明，文革前就發表了不少自己編繪的連環畫作品。後來在文革中解放軍部隊為「突出政治」而廣招文藝兵時，他有幸參了軍，成了「偉大長城」的一名「革命文藝戰士」。然而，他在那裡仍然屬於「異類」。文革中期一次舉辦全軍美術作品展覽，他精心創作了作品，卻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而被上級取消了參展權利，用今天的說法，就是遭到了「封殺」。他一怒之下，抄起了一挺衝鋒槍，打死了長官，自己走上了絕路……

「家庭出身」，猶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帽，在「革命年代」裡，我們是注定甩不掉，躲不開的。

以後我才逐漸瞭解到，原來，少年宮美術組的兩位老師，也都因自身的「政治」問題而對當年留我在少年宮學習一事沒有發言權。

文老師在反右派時差點被劃成了右派，此後就一直謹小慎微，努力「改造思想」。

而郭老師，則因為在抗日戰爭後期出於愛國熱情參加了青年軍（僅僅受訓一年即因抗戰勝利而復員回到杭州藝專繼續完成學業），大陸解放前夕，他又因追求初戀女友去過一次臺灣（那時只不過是從中國的一個省到另一個省走了一趟），後來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無休止的清查，無論怎樣反覆交待也不能解脫，在文革中自然因「國民黨殘渣餘孽」和「特嫌」等罪名而成為少年宮最大的「牛鬼蛇神」，受盡批判、折磨。當他從五七干校回來後，已經與以前判若兩人，華髮稀疏，腰背佝僂，說話時也再沒有往日的激情了……

當我得知了這些情況後，我才明白，當年為了讓我能留在少年宮美術組學習，他們是多麼為難。

那次重返少年宮，當我們一行在少年宮大門口集中後慢慢走進去，走到那幢灰磚樓房前的時候，正好碰上原少年宮的老主任站在通往二樓的天橋前，與一位也是重返少年宮的原布谷鳥合唱團的學員在談話。老主任居然從我們這十來個同學中一眼就認出了我，並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當年為了研究讓我留在美術組學習的事而使她對我有了深深的印象。

以後學習歷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才知道，在那次少年宮要求「老學員」集體「結業」的1963年夏，全國已經因為領袖發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最高指示而開始大抓「階級鬥爭」，作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在農村全面展開，而培養「革命接班人」，自然已成為各類學校以及少年宮這類場所的重大政治任務。

本來，如果少年宮不採取任何措施，我們那批學員中有好多人都已臨近初中畢業，只要再過一年或兩年，許多學員就會自然離開（就像以往初中畢業後自動離開的學員們一樣），大可不必搞什麼「結業」儀式——以往也從來沒有搞過這種「結業」儀式，少年宮不是一樣不斷有老學員離開，新學員進來嗎？

然而，「階級鬥爭」無情。「階級鬥爭」要求「只爭朝夕」。

可以想像，當時少年宮的領導和老師們頭上的壓力是不小的。

他們最終能同意讓我留下來繼續學習，是很不容易的。

如今回想起來，那一次所謂「結業」，實際上是為了既適應政治形勢要求又不給少年們帶來心理傷害而採取的不得已的變通作法。而對我們那批滿腔學習熱情的少年學員來說，則是一個善意的騙局。不過，據我所知，那次結業的大多數學員並不知道此事的真相，許多人沒有保存那份《結業證書》，有的人甚至連「結業」一事都記不起來了。

假如當年不是遇到我這個執意要求回去繼續學習的學員，假如不是又遇到了對此作法本來就大為不滿牢騷滿腹的郭老師，事情的真相恐怕永遠無人會知道……

如今經過全面改建的重慶市少年宮，已經面目全非了。我們當年熟悉的林蔭道沒有了，那兩旁擺滿盆花的天橋沒有了，那幢曾響徹樂聲和歌聲的灰磚樓房沒有了，那曾經展示過我們繪畫習作的陳列窗沒有了……

但願那過去的一頁也跟這些被推倒的陳蹟一樣，不再重現。

啊，少年宮……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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