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是賣國者還是戰略家(圖)


鄭孝胥(右一)等與溥儀(左五)合影 (網路圖片)

從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開始,他便以遜清遺老自居,他對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深惡痛絕,與其不共戴天;他不但不做民國的官,就連書法題詞、寫信作文,一律都不用民國的年號。但他並不滿足於只做個遺老,他所熱衷的是復辟「大業」。正是對復辟帝制的熱切期望,使他來到了末代皇帝溥儀的身邊,成為溥儀復辟的「左膀右臂」,並一度出任偽滿洲政府的「國務總理」、「國務總理大臣」。為了復辟,他不惜與日本人勾結,向侵略者「屈尊」,換來的卻是更多的恥辱。最終,這個昔日的遺老被牢牢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就是鄭孝胥,一個別樣的遺老。

■ 十二年的「放逐」

朝末年,福建屢出才子,鄭孝胥就是其中之一。為大清服務時,鄭孝胥歷任廣東安徽按察使、駐日本神戶領事、廣西邊防督辦等職。後來,由於站錯了隊,戊戌變法失敗,他受到牽連。可以說,在大清政府,鄭並不得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結束了大清王朝,鄭孝胥氣得死去活來。在別人看來,辛亥革命是一場偉大的變革,可在他看來,這是中國的災難。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辛亥之變是「猖狂暴亂,邪說橫行,不仁不義,無禮無法」的大災難。當清政府發布退位詔書後,他更是慷慨憤怒,發誓要守臣節直到死。

為了驗證自己的話,鄭孝胥跑到上海隱居起來。他不問世事,但凡是詩文信件題識,仍用宣統甲子,從來不用民國年號。這只是無聲的對抗,在有聲方面,他把做了民國之官的最好的朋友臭罵一通:「群盜如毛國若狂,佳人作賊亦尋常。」朋友被他罵了也只是一笑,因為在許多民國人士看來,與其說鄭孝胥在隱居,倒不如說他是在自我放逐,他雖然發誓不做民國的官,也留著辮子,也從來不花民國製造的錢,但他始終在用行動證實給別人看:他並沒有真正地不問世事。

鄭孝胥一直一廂情願地希望民國人士能「還政於清」,為了這個希望,他東奔西走,大聲呼號。但沒有人聽他的,這是遺老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即使聲嘶力竭,現實已經如此。在過多地哭喊之後,他們仍然不肯放棄。1913年,鄭孝胥在上海與遜清遺老名士們組織了「讀經會」,1917年又組織了麗澤文社講授經書、詩文,1920年又為「恆心學社」傳授封建復古思想。也許,在經歷了太多的政治上的失敗後,鄭孝胥轉而從文化上入手。他認為民國破壞掉的不僅是大清的政治,還有中國傳統文化。如果能復興傳統文化,未嘗不是一種曲線救清的方式。

鼓吹復古思想,讓鄭孝胥聲名遠播。可民國人士對他的看法,始終是一隻跳不高的螞蟻,他的聲名不過是在紫禁城小朝廷裡傳播而已。因為希望,所以認為,紫禁城裡的那些遜清餘孽們希望能回到從前,所以,鄭孝胥的出現無疑給了他們一絲希望。鄭孝胥的名字在小朝廷裡傳播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當時,溥儀的師傅陳寶琛和溥儀身邊的英國人莊士敦看了鄭孝胥的文章後,非常推崇。兩人都說鄭孝胥是個「血性男兒」,因為他不做民國的官,不要民國的錢。1923年,溥儀和婉容(皇后)、文繡(淑妃)結婚,大喜之時,陳寶琛和莊士敦聯名推薦鄭孝胥給溥儀。溥儀見到鄭孝胥後,激動不已,任命他為「任懋勤殿行走(皇帝老師的職稱)。鄭孝胥自然不肯就這樣僅僅當皇帝的老師,不久後,他就向溥儀提出整頓內務府的計畫,節約內務府的開支,以備「復辟」。

「復辟」二字可就是溥儀的精神鴉片,他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兩眼放光,他絲毫沒有覺得這是鄭孝胥在扯淡,因為鄭孝胥的眼裡也放著光芒。

在得到了內務府大臣一職後,鄭孝胥才知道自己是一愚蠢的笨蛋,他不但沒有聚斂起財富,反而讓溥儀的生活費用捉襟見肘。

許多人都恨他,他自己也恨,於是,這個紫禁城裡最不受歡迎的人無奈之下只好申請「開去差事」。

從1911年跑到上海玩隱居到1923年被溥儀封為內務府總管,鄭孝胥把自己放逐了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中,「放逐」一詞始終跟隨著他,雖然他自認為是在隱居。因為無論是他不想還是別的原因,民國並沒有承認他這個人的存在,而溥儀在十二年後才承認了他。鄭孝胥怎麼會有這樣大的毅力相信清朝政府能死屍復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不能參透的。

中國的知識份子堅持一種理想,或者是因為仇恨一種事物而反對強壓在他身上的現實,其所進發出來的力量有時候是驚天動地的。

事實上,辛亥革命和後來的五四運動對中國舊知識份子的打擊太大了,前者摧毀了封建制度,後者全面顛覆了傳統文化。面對這勢不可擋的歷史洪流,遜清遺老們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與悲哀,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尤其是像鄭孝胥這樣的人,在清政府時沒有做到高位,正一門心思準備向最高峰衝刺時,山突然倒塌了。他難道不會對挖倒山的人痛恨嗎?

但挖山的人太多太強大了,痛恨的人只有等待,而等待時還要蔑視,那麼,只有一種方式,就是自我放逐。

十二年的自我放逐一結束,鄭孝胥就知道,想要「復辟」在當時的情況下,非常簡單。這要從他的履歷中找到他這樣自信的原因。

1885年時,鄭孝胥投到李鴻章門下,四年後,他考取了內閣中書。第二年,進北京,在鑲紅旗官學堂教習,從此成為大清官僚隊伍中的一員。1891年,他受朝廷之命,東渡日本,任駐日使館書記官,次年升任駐東京領事。三年後,鄭孝胥在日本廣交朝野軍政要人,對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現狀以及背後的思考都有獨到之見解。1894年,中日爆發戰爭,鄭孝胥奉命回國,直到辛亥革命爆發,他沒在清廷有任何建樹。在日本的三年,他對日本的一切都存著好感,甚至是驚羨與欽佩。

日本雖然給了他們這樣大的震撼,但他眼中卻不是日本,而是諸多強國。這也正是他後來被日本人拋棄的原因。無論如何,想要實現美麗的夢,首要條件就是,必須再回到溥儀身邊。

■ 激昂的禿子

1924年9月,上天給了鄭孝胥日後成為漢奸的一個時機。當時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和奉系軍閥張作霖正在打仗,吳部馮玉祥叛變和張作霖一起打敗了吳佩孚。馮玉祥直接進入北京城,軟禁了當時的總統曹錕,解散國會,支持黃郛(fú)組織攝政內閣,紫禁城的內城守衛隊被國民軍繳械,神武門換上了國民軍的崗哨。

馮玉祥對大清和大清皇室一點好感都沒有,他架了兩門炮,威脅紫禁城中的人,如果不滾出城,就開炮。溥儀當然沒有勇氣當炮灰,所以,只能離開紫禁城。但他沒有去處。

喪家之狗是可憐的,並不是因為他被趕出門,而是因為任何地方都不肯收留它。溥儀先是請求自己的生父醇親王載灃收留他,載灃先是肯,後來就哭喪著臉。正當他要準備將兒子趕出門時,北京政局又發生了變化,張作霖與段祺瑞合作,馮玉祥的國民軍退出了北京,黃郛的攝政內閣垮臺,段祺瑞出任執政。

雖然張與段都對溥儀錶示同情,但對溥儀重回紫禁城的要求卻置之不理。溥儀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手下的羅振玉腦子靈活,跑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請求租間房子給溥儀,但得到的答覆卻是:地方小,不便招待。

溥儀要哭了,鄭孝胥來了。他跑到日本兵營找到竹本大佐,並與芳澤公使聯繫,這兩人都是他曾經結交的朋友,雙方一拍即合。於是,溥儀在鄭孝胥的陪同下,進入了日本使館。

鄭孝胥欣喜若狂,因為在他看來,溥儀這塊肉已經是自己手中的了。他雖然沒有做出驚天動地之功,但對於時下的溥儀而言,一個住所完全可以讓他終生感恩戴德。鄭孝胥為此還寫了兩首詩,錄其一首如下: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禿翁」是鄭孝胥的自稱,此人大概是過度聰明,早就絕了頂。

但這種欣喜之情並沒有維持多久,他就感覺到了危機。危機來自於同僚,同樣抱著復辟理想的羅振玉。

鄭孝胥雖有大功,那也只是他自認為的。羅振玉就不這麼認為,如果不是當初鄭孝胥慫恿段祺瑞恢復帝室優待條件一直不能實現,皇上怎麼會委屈於日本大使館?這是他對溥儀一直灌輸的思想,溥儀畢竟是個年輕人,受不了這樣三番五次的思想轟炸,漸漸地遠離了鄭孝胥。

這回,輪到鄭孝胥要哭了,他見不是個頭,就又跑回上海賣字去了。鄭孝胥走後,羅振玉利用自己的兒子,他兒子在日本關係很廣,取得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屯軍司令部的同意,羅振玉父子陪同溥儀,並在日本便衣警憲的掩護下,到達天津,住進了日租界「張園」,後來遷居陸宗輿的房子,取名「靜園」。

如果說,把溥儀送進日本使館的是鄭孝胥的主謀,那麼,把溥儀送進天津日本租界的就是羅振玉的高明策劃。從此,溥儀和日本人就結下了永遠也不能割捨的緣分。

兩個人雖然都「功不可沒」,但在溥儀心中,鄭孝胥的排名仍舊在羅振玉前。這從溥儀在「駐津辦事處」的人員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溥儀的兩道「諭旨」中,仍以鄭孝胥為首,而無羅振玉。
於是鄭孝胥又從上海來到天津,回到了溥儀的身邊。

溥儀為什麼會如此器重鄭孝胥,原因只有一個,相比於羅振玉,鄭孝胥的復辟之夢非常強烈,這當然不是最主要的;最為重要的是,他能把這種夢說成是真的,而溥儀聽時,信心陡增。確切地說,鄭孝胥是一個優秀的演講家和心理學家,他能看透溥儀的心理,並配之以激昂的言辭讓溥儀佩服得五體投地。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談到:「他(鄭孝胥)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在說這些話時,鄭孝胥有節奏地搖晃著禿頭,唾星四濺,說到激情處,就手舞足蹈,老淚橫流,儼然就是教會的教主在鼓動信徒。

說鄭孝胥是個心理學家,有一件事可以證明。

一次,溥儀想為康有為賜謚。陳寶琛和鄭孝胥都反對,而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謚為妥,而鄭孝胥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後,又添了一句話:「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
這話讓溥儀激動得手直顫,這分明是表示大家不久就可以回到紫禁城裡似的。

在寄人籬下,還不知生死存亡之時,任何人都需要這樣一個給大家鼓舞士氣的人。鄭孝胥充當了這樣一個角色,這就是他為什麼受到溥儀重用的原因。但這並非全部原因,還有其他的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原因。

 

■ 掀起漢奸的面紗

我敢說,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沒有一個人肯悶著頭去做漢奸。他們的初衷大都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但「漢奸」就如同當年在司馬光面前的那個缸一樣,一旦掉進去,沒有司馬光的石頭和智慧,是永遠也出不來的。

鄭孝胥或許就是這樣的人。

早在1928年,鄭孝胥就跟溥儀說,目前這種局勢恐怕只有先依靠日本才能復辟成功。但依靠日本,並非完全的依靠,只是希望靠日本來打開復辟大業的第一扇門,然後就有條件實行他的思想主張。
鄭孝胥的主張是什麼呢?

他曾跟溥儀提過一個「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 即使是革命戰爭以失敗告終,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跟溥儀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

而他這一理想,要與羅振玉相比,才能得出來。

二人都對日本人抱著大希望,因為二人都在日本待過很長的一段時間。鄭孝胥在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官是1891年,這一年,羅振玉還在上海賣古玩字畫、辦《農報》。因為《農報》,羅振玉在1896年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籐田劍峰。也就是說,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所以,兩人的眼界完全不同。羅振玉自從結識了日本人後,眼睛裡就只有日本人。武昌起義後,他把復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可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自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這種思想一旦經過辛亥革命的撞擊就徹底走向了絕對的方面,他認為,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

這顯然已經成了賣國,因為這一思想主張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否則,如他所言,中國永遠是亂的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裡。再危言聳聽一點,「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致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絕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

那麼,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就把希望寄託在「共管」上。

在得到了溥儀的同意後,1928年,他與兒子鄭垂去日本活動。在日本,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可同時,他也把自己的思想主張說給日本人聽,並積極拉日本加入「共管」中國的行列,以期藉助外力實現復辟的願望。

日本人當然樂不可支,鄭孝胥自然也是眉飛色舞。可他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實現,首先是中華民族就不讓,其次,日本人也絕不可能讓到手的肥肉與別人分享。
如果對當時的形勢有所瞭解,就知道,鄭孝胥的主張並非空穴來風。關於「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在當時的報紙上會經常看到。1927年6月9日,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就有這麼一篇文章,篇名叫: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據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紛亂,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如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與美國商(務)部長胡佛氏相彷彿。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會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

在鄭孝胥看來,這類的計畫如果能實現,溥儀復位的時機便到了。依這些論述可見,鄭孝胥走到後來「漢奸」一步,絕非是他的本意。由於他,我想到了中國歷史上兩個著名的人。

一個是伍子胥,另一個是申包胥。伍子胥的父親和哥哥被讒,慘遭殺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屍出氣。從今天的理解角度來講,他似乎就是「漢奸」。申包胥是伍子胥的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齒,揚言「我必覆楚」。申說「子能覆楚,我必興楚」,伍子胥滅楚後,他果然就跑到秦國那裡,許願秦哀公,說只要秦肯出兵,楚雖裂地分土或傾國相送,亦甘心所願。不答應就倚秦廷而哭,日夜不絕聲,水米不進,達七天七夜。秦哀公被感動了,出兵救楚。

鄭孝胥似乎就是這兩位的翻版,但此人博覽群書,似乎應該知道還有一個這樣的同類。他就是春秋時期越國的勾踐。越國被吳國所敗,越國國君勾踐絕對是個天才,他不惜「嘗大王之溲」、「嘗大王之糞」,臥薪嘗膽,終於滅吳。後人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可是,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一旦十年之內,他的忍辱負重被吳人識破了怎麼辦?

鄭孝胥並沒有這樣的危險,因為從一開始,他就在日本人面前打錯了算盤。「共管」的理想是根本實現不了的。

 

■ 推溥儀為賣國者
九一八事件適時地發生了,日本人的躁動使他們提前了對中國的侵略進程。不久後,整個東北淪陷。在此國難面前,溥儀和他的擁護者們歡欣雀躍,他們認為,自己復辟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鄭孝胥親自為興奮流淚的溥儀起草了給日本陸相南次郎、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信,請求他們幫助復辟。而在這之前,溥儀已經有了跟日本人合作的想法,使他產生這一想法的就是羅振玉。

羅振玉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時,東北保安軍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利用羅振玉與日本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的「師生之誼」,將吉林省全境「獻給了」日本人。羅振玉是熙洽的老相識,他聽說了這一消息後,立即跑到吉林省會,如他所願,不僅得到熙洽寫給溥儀的「勸進表」,而且約請了日本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同來天津,慫恿溥儀去東北。

想不到的是,溥儀身邊的一些遺老,如陳曾壽、陳寶琛、胡嗣瑗並不看好他。在他們眼裡,羅振玉一直就是個弄虛作假、未可輕信的人。鄭孝胥當然不會讓羅振玉把溥儀搶走,他對溥儀說:「此事萬不可行,此類躁進之人見用,必有損令名!」

溥儀正在左右為難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也不同意溥儀離開天津去東北。羅振玉的計畫破產了,但溥儀卻仍舊在這一計畫中徘徊著。

鄭孝胥是位優秀的心理學家,所以他才做出了上述舉動。事實上,從溥儀到天津後,鄭孝胥一直反對溥儀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他所追求的東西,仍舊是「列強共管」。

那封信發出不久,日本人就有了響應。在瀋陽的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立即來到天津,直接到靜園和溥儀會見,這人似乎是受過高等禮儀教育的日本人,表現得十分恭敬和藹,先是談了張學良這個混蛋「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人才不得已而出兵」。然後表態道:「我等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接著就勸溥儀不可錯過這個機會,回到祖宗的發祥之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和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儀聽了,只說了一句話:「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土肥原賢二很堅定地回答他:「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一切都已成定局,鄭孝胥與溥儀商定:偷渡白河,取水路去東北。1931年11月10日夜,溥儀被塞進一輛跑車的後箱裡,奔向渡口,坐上日船「比治山丸」號。三個日本軍官和鄭孝胥早已經等候在那裡。據說,當時船上藏了一桶汽油,如果一旦被中國軍隊截獲,就放火燒船、燒人,毀滅一切證據。當然,這是溥儀所不知道的。

還好,沒有意外發生。溥儀一行順利地到達了旅順。但是,事情並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好。土肥原賢二這癟三說了謊。溥儀住到旅順後,日本人就再也沒有談到過關於溥儀復辟的事。但1932年2月22日,關東軍司令官突然發出邀請函給溥儀,希望他能派人到瀋陽商討「建國大計」。

溥儀只能派出鄭孝胥,但在臨行前,他一再強調必須實行帝制、一定要「正統系」的十二條。鄭孝胥並沒有完全答應下來,只是跟溥儀保證,定會盡力而為。

可當見到關東軍參謀時,鄭孝胥開始流汗了。日本人認為,溥儀只能當一個「滿蒙共和國大總統」,至於恢復清政府,想都別想。並答應要讓鄭孝胥當共和國總理。鄭孝胥深思熟慮後,拍著胸脯說道:「皇上的事由我包辦,無所不可。」他的兒子為老爹加一眉批:「皇上是一張白紙,由你們軍部怎麼畫都可以。」

23日上午,鄭孝胥一行回到旅順,溥儀正等著好消息,可得到的卻是鄭孝胥下面這段話:「土肥原本來說接皇上直接到奉天組織新國家,但現在情況變了,看來時機尚未成熟,皇上只好暫住旅順,靜觀時局轉變。」

溥儀氣得生不如死,他一直認為鄭孝胥是個聰明人,想不到的是,聰明人居然在最不該犯糊塗的時候犯了糊塗。他生氣地說道:「如果我的要求達不到,我就回天津。」

鄭孝胥幾乎是笑著,不緊不慢地回道:「皇上還要三思而行,當下形勢,復辟必須要依賴日本,如果與日本反目,將來的希望也完了,將來是沒有希望的啊。」

鄭孝胥所謂的希望是什麼呢?

他曾跟溥儀說過這樣一段話:「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
溥儀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
他回答:「他們要賺錢,一定爭先恐後。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事大有便宜。」
溥儀又問道:「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的事鬧起來的嗎?」
他附和說:「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這很公平合理。」
溥儀又問他:「那些外國人肯來當差嗎?」
他說:「待如上賓,許以優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
溥儀再問:「許多外國人都來投資,如果他們爭起來怎麼辦?」
他很有把握地說:「唯因如此,他們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這段話就是鄭孝胥的理想,似乎在當時,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皇上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復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可在當時,溥儀不可能對鄭孝胥的理想感興趣,因為他恨透了這個一直以來他自認為非常優秀的人。他對另一位遺老陳曾壽說:「日本軍部要求以鄭孝胥當總理,此人心粗膽大,有進無退,如何能做總理?只想自己做官,除打電報叫兒子、孫子外無他事。他那個兒子更是荒謬之極,簡直非人類!」

但罵歸罵,在日本人的連哄帶威脅下,溥儀最終還是去了長春。1932年3月9日,在前吉長道尹衙門一間破舊的大廳裡,舉行了溥儀就任「滿洲國執政」的典禮。在這典禮上,最神氣的應該是鄭孝胥,他穿了一身嶄新的藏青色長袍,在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等日本人讚許的目光下,代溥儀宣讀了由他起草的《執政宣言》。第二天,正式走馬上任,當上了「滿洲國國務總理」。

溥儀簡直想開口罵鄭孝胥了,但無濟於事。就在溥儀滿臉怒容地在長春時,鄭孝胥已經和日本人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分別以溥儀和他本人的名義簽署了《日滿密約》。
根據這份密約,我們知道,鄭孝胥把東北的權利整個出賣了,包括「滿洲國」的國防、治安、鐵路、港灣、水路、公路、礦山、資源等。並且日本人取得充任「滿洲國」官吏的權利;日本有權用「滿洲國」移民等。

他終於把溥儀推到了賣國者的位置上,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呢?

 

■ 是賣國者,還是戰略家

先等著鄭孝胥的是一次「內閣會議」。

他以「國務總理」的名義召開了第一次「內閣會議」,討論各部的組織機構和司長級以上人事安排。各部總長對部內的人事都有打算,誰任次長,誰任司長,準備在會上提出。

當然,這是場面話,可會議開始時,時任「國務院總務廳長」的駒井德三就拿出了一份各部次長、總務司以及其他重要司長名單。名單上的人名全是日本人。

駒井德三雖然很矮,但氣焰卻高,對別人的意見一句都聽不進去,所以,名單全部通過。也就是從這之後,大家都明白了,「內閣會議」的提案並不是由國務總理提出,而是由「次長會議」先決定的。「國務院總務廳長」為次長會議的召集人,同時有關東軍第四課參加。一切決議唯關東軍的馬首是瞻。各部日行文件,只要次長簽了字,總長便跟著畫諾;「國務院」的日行文件,經駒井德三簽閱以後,交由鄭孝胥簽署。重要文件由駒井德三親自送給鄭孝胥,並且不讓他細看內容。

等於說,鄭孝胥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傀儡。

他正在鬱悶中時,溥儀又找到了他。溥儀對他簽訂的《日滿密約》非常不滿,大罵他道:「究竟誰當家?是你,是我?你他娘的賣國也應該有個先後吧。」

鄭孝胥耐心地聽溥儀罵完後,慢慢地說道:「您息怒,皇上您想要個靠山,總得給人家點好處吧。」

溥儀還能說什麼,面對這樣一個先斬後奏的賣國者,他的確已經無話可說。因為不久之後,鄭孝胥與日本新任關東軍司令官簽訂了《日滿議定書》,等於說,他把賣國密約公開化了。
在簽字儀式上,鄭孝胥失態了。他先是拿錯了筆,然後是對日本人的鞠躬茫然無措。在儀式結束後,他幾乎是帶著哭出來的表情靠在椅子上。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賣國之罪大白於天下,他漢奸賣國的鐵證已經鑄成。

這一年,他已經七十二歲。一個老頭子,為什麼一定要把晚節弄得髒臭不可聞呢?

我一直想為這位大清官僚翻案,但當他做出了那麼無恥的事來時,我實在不知道該用什麼辦法用什麼樣的詞語來為他開脫。

但接下來的事,似乎能說明一點:鄭孝胥的漢奸之名的確來之不易。

滿洲國建立後,許多人在這三個字前都加了一個偽字。各國對日本的這一做法非常不滿,因為東北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他們得不到任何利益。於是,各國都向國民黨政府施壓,國民黨政府只好應對,在1932年5月,派人到東北調查。不知是因為自己一直是個傀儡,還是因為這是一個實現自己理想的機會,鄭孝胥在會見調查團時,搖頭晃腦,大談「利益均沾」、「國際共管」。他把自己「開放全國之策」的言論扯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絕對開心不起來了。

如溥儀所言,他的這一做法如同給強盜做底線的僕人,打開了主人家的大門,放進了一幫強盜,當了一幫強盜的大管事,猶感不足,一定還要向所有各幫強盜發請帖,以廣泛招徠。這自然就惹惱了已經進了門的強盜,絕對是一腳把他踢飛。

日本人準備踢他。鄭孝胥自然也不是好踢的。他高昂著禿頭,向關東軍發出「不滿」的信號,突然提出辭職,也不等日本人答覆,他就躲在家裡不出來了。

日本人毫無準備,即使他們想踢他,但絕對不是這個時候。日本人決定向他妥協,使盡了各種手段,讓他再次歸位。但歸位後,仍舊不給他實權。他惱火!

1935年6月,他在自己的主辦的「王道書院」裡發牢騷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了,就應該它自己走了,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

這句話讓日本人直罵娘,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南次郎在一次例行會見溥儀時說出「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需要讓他養老。

溥儀也聰明起來,首先是覺得鄭孝胥玩弄了他,其次是日本人此時已對鄭孝胥極為不滿,自己若再保護鄭,顯然對日本人不厚道。他立即表示同意。

就這樣,鄭孝胥被罷了官。

他愁悶不已,但在家裡卻不閑著,把他從前的思想一一拿出來談。在「王道書院」裡專門講「國際共管」之論、「王道建國」之術,其實都是針對日本人的。

他越是這樣,日本人就越恨他。他想去外地,日本人不讓;他想吃點好的,可他的存在銀行裡的「建國功勞金」卻被日本人凍結。在日本憲兵的嚴密監視之下,他只能待在屋子裡給別人講他的思想。
1938年3月6日,他在書院演講。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情緒激動,演講完畢就生病了。當天夜裡,他想起了白天所做的演講,心情不能平靜,信步走出室外,觀星望鬥,感懷不已,還哭了幾聲。可能就在這一晚,他被寒氣擊中,夜半時分,他週身滾燙,體溫驟升。確切地說,他發高燒了,然後是胃疼,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治不好他。28日下午,鄭孝胥一命嗚呼了。

日本人準備給他在大同廣場建一墓地,鄭的家人驚恐萬分,堅決不要。因為他們知道,家人是漢奸,日後肯定不得安生。

還有一種關於鄭孝胥之死的說法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這種說法不可信,鄭雖然不被日本人喜歡,但還不至於到讓日本人浪費毒藥的地步。

在他死後,有人將康有為與鄭孝胥做了比較,其結果也頗為相似:「康有為把光緒皇帝‘送’進了瀛臺,光緒從此失去了自由;而鄭孝胥把溥儀送給了日本人,末代皇帝終成傀儡。」而「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始作俑者和積極的行動者,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又大力鼓吹復辟帝制。在這一點上,鄭孝胥倒是與他志同道合,只是溥儀並不喜歡康有為,溥儀與鄭孝胥都認為戊戌變法事機不密,至使光緒帝一蹶不振,幽死瀛臺,追源禍始,康有為實開其端。溥儀特別信賴鄭孝胥,也特別依賴鄭孝胥父子。鄭孝胥(同時還有羅振玉)與日本人相互勾結,最終將溥儀擁上了‘滿洲帝國’皇帝的寶座。」

這段話還應該加上一段:在賣國者與戰略家之間,我們實在無法區分。如果鄭孝胥真正地實現了他的理想,那麼,是不是在賣國者之上是否應該加上一戰略家的稱呼呢?
這一切都成定論,無討論的必要。

賣國者經常辯解自己的言行,尤其認為其有不得已的原因,我們可以稱其為苦衷。鄭孝胥的苦衷就是:在大清時沒有過夠官癮,並且始終認為大清是自己真正的祖國。為了祖國,他不惜先賣後買,不過可惜,他錯得太厲害了,因為日本人是永遠也靠不住的。

不可否認,鄭孝胥是民國時期的名人。他的文章在當時可謂一絕,他的畫也備受矚目。可惜的是,他晚節不保。人們所能記住的是,他是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扣在他腦袋上的已經不是文學家和愛國者,而是一頂賣國求榮的大漢奸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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