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對於中醫與西醫的錯誤看法(圖)
【看中國2014年11月03日訊】世界各民族的身體構造與生理性質雖略有差異，但共同點還是佔了絕大部分。從治病救人這一目的來說醫學本不該有中西之分。然而，由於各民族的文化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過程不同，在對於病理的認識與治療方法的採用上的確顯示了明顯的差異。這使得人們過分強調了中西醫的差別而忽略了這兩種流派的相同或類似起源，以及它們殊途同歸相互補充的必然趨勢。
在化學合成工業尚未誕生的古代，西方民族的醫者也是採用植物和礦物來治病，這與中醫的起源並無二致。即使在現代，西藥提煉較純做成藥片似乎與作為中藥的植物毫不相同，其實這種想法源於錯覺。拿化工合成的西藥麻黃素與中醫採用的藥用植物麻黃來說，其有效成分是一樣的。現代許多西藥的研製不少是受到中藥的啟發而採用化學萃取與微量分析並經動物實驗才確定了有效成分並制訂工業生產流程的；但取了拉丁文名稱再音譯成漢語後便使人誤以為它們與中藥是風馬牛毫不相干的。現代不少中成藥也已採用西藥生產方式製成片劑或膠囊而不再是植物的根莖葉煎湯服用。
中醫學與西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遠在漢朝，許多中東與印度的藥物便隨外來僧侶和商賈帶入中國。唐代以後許多原產於西藏的藥用植物例如藏紅花便傳入中原而進入中藥行列。清朝晚期的閉關自鎖阻礙了中西醫學的交流而使得中醫學無法揚棄其中較落後的成份。但中醫固有的優點仍顯出光輝並且歷久不衰。例如中醫治療感冒不濫用抗菌素，而是調理人的體質提高免疫力來加速痊癒。其實，西醫用的抗菌素只能控制併發症，對感冒病毒並無抑製作用。正因為中醫是從調理體質著手，所以高明的中醫師對於體質不同的感冒患者所用的藥往往完全不同，不像西醫那樣對感冒的治療幾乎千篇一律。
那麼，中英鴉片戰爭之後西醫在中國成為醫學主流的原因何在呢？隨著不平等條約導致的外國使領館區與租界的建立，西方人來華人數劇增，他們免不了有患病後就醫之需，西醫的醫院便應運而建。首批西醫院的建立有工業化國家的大財團支持，並且西方宗主國政府為顯示他們國家水平先進往往選派優秀醫學專家赴中國工作，在中國辦大學包括醫學院也是如此。因此，西醫院以其規模宏大建築精美，設施齊全，醫生護士，藥劑師，麻醉師，化驗師，財會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勤雜工等分工專任，並專設急症室與救護車隊及手術室和病房，而令人眼前一新，得到與比較簡陋的中醫小型家庭診所完全不同的印象。
另外，西醫的消毒嚴密，制服隔離衣清潔美觀，廚房配備營養師設計適合病人特定需要的菜譜等等也是以前的舊式中醫小型私人診所無法具備的。最初的西醫醫院多數是教會經辦的，神職人員的和藹可親與認真敬業也有助於西醫在中國的推廣。當然在這些方面中醫本不落後，中醫對於食療食補早有許多經驗總結，而古代名醫華佗能做開顱手術，他必定已掌握從植物提煉麻醉藥及對手術器械消毒和克服術後感染的辦法，應該不亞於西醫，但卻被封建制度扼殺而失傳。
民國初期曾有人過激地主張取消中醫，但中醫療法以其幾千年實踐積累的有效方劑與簡便價廉仍然深受民眾歡迎。舊上海南京路上有一家著名的西醫診所，其主持人余巖（號雲岫）在認真研究了中醫學後，力主不抱成見地吸取中醫學的一些經驗，尤其是中藥的使用。中醫學典籍行文優雅富含哲理而使習中醫者務必有深厚的語文修養，名醫往往是儒醫，這也易於贏得民眾的敬仰。實踐證明中醫用扎線法治療痔瘡不易復發後遺症也小。中醫骨科有獨到之處。「文革」前在西醫院林立的上海市，著名骨科中醫師石筱山的診所門庭若市應接不暇，所收診金五角只是工人不到一天的工資額卻療效甚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將領骨骼損傷，在本身醫學先進的德國治不好而被護送到中國由中醫骨科專家治好。這是中醫值得繼承發揚之處。在抗日戰爭與隨後的國共內戰之前，中國沒有大型的中醫院，大學沒有中醫科系。
中共在大陸執政後1950年代中期在休戰和平的環境中，中共仿照蘇俄共黨在思想領域嚴格控制而不全面設置文科項目的前提下，對於技術科目的教學與研究力求全面以適應大國發展之需，中醫學院便得以建立，或在以西醫為主的醫學院內增設中醫系。然而，中共出於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抗的政治目的，在技術學科的教學內容上仍有限制，例如物理學課本中只提俄羅斯的波波夫發明無線電的應用，而對於與波波夫幾乎同時不約而同地發明瞭利用無線電波傳送聲音信息則隻字不提，在作為醫學基礎課程的生物學課本中只陳述米丘林和李森科利用植物變異培育新品種，卻不提摩爾根學派與魏爾嘯學派對於細胞遺傳穩定性的研究成果。這種政治扭曲學術的做法對於與中國制度不同的日本，韓國，與南越的中醫研究成果的吸取遠不如對於已納入中國版圖的西藏的藏醫學成果之吸取。這對於中醫學突破原有框架以達到更科學化的目的成了嚴重障礙。此外，由於毛澤東推行「矯枉過正」與「外行領導內行」，在許多中醫院與大學中醫系的建立過程中，對於中醫師曾不分良莠一概延攬。以往的中醫師多半是拜師在實踐中學習而逐漸能夠獨立工作的，但以這種方式培養人才的標準和效果差異很大，其中固然有為前印尼總統蘇加諾治好腎病的高水準中醫師，也有平庸之輩，猶如胡適在談論政治問題時作為比喻而陳述的他年青時在安徽省的小縣城所見的庸醫靠搬弄一本《湯頭歌訣》便自稱幾乎能包治百病。這也惡化了人們對於中醫學的看法。
在戰爭年代加入中共而後來成為中央政府衛生部領導者的一批官員本身是西醫，有些人還曾到歐美國家留學。他們不像毛澤東那樣缺乏科學常識，絕不會像毛澤東那樣批評醫生「你們為什麼老是要戴著口罩做事和動不動就得洗手」。這批懂行者對於中醫專業的課程設置是較遵循科學規律和注重中西醫互補的。因此，中國大陸的中醫學院並不排斥西醫學，中醫學院學生入學後最初二年的基礎課程除了「醫用古文」這門課外幾乎與西醫專業的基礎課程相同。中國古代的教育以私塾導師授徒和自學為主，雖有相當於大學的太學或府學之設，但終究偏重文史而不是現代教學制度的較全面課程設置。中國的現代教育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這既有利也有弊，因為不如中國傳統教育方式那樣可以靈活變通和因材施教，以至於容易扼殺人才。中國大陸在「文革」結束後於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錄取標準規定不得有任何一門科目考試成績不及格。曾有行醫多年在中醫學上造詣不淺且已有較大建樹的中年考生因外語考分過低而不被錄取。這體現了照搬西方教育體制和用人標準的弊端。考核方法應該涉及掌握知識技能的本質能力而不必過分著重應試者的現有知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政府招收必須能熟練道地地掌握外語的情報人員卻不考外語，因為考慮到長時間學過某種外語者容易在這門外語的考試中獲得較高考分，但這未必代表應試者有很強的語言天賦。因此，考核改為由作曲家臨時作一短曲，反覆演播幾次吟唱後，令應試者復演，看他能夠達到怎樣的精確程度。事後對他進行語言訓練的效果證明了能夠準確地吟唱該樂曲也就是對於聲音的辨識能力較強者即使從零開始學一門外語也能迅速掌握而且發音準確得不亞於從小以那一語言為母語者。可見西方國家選拔人才未必總是刻板，倒是模仿西方者反而陷於僵化和畫虎不成反類犬。
重視西醫者大多數認為重視整體內在聯繫是中醫學的長處，而認為西醫學流於瑣細，忽視了活體組元的內在聯繫。這樣的誤解實在是犯了不全面統計歸納的錯誤。古希臘醫學鼻祖希波克拉底斯說過「休息是最好的治療」而不主張僅限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西方的診斷學教科書上常引用一句名言「病人的感覺是最重要的診斷依據」。巴甫洛夫發現外來信號刺激足以引發內分泌與神經傳導與記憶，這即是著名而人們在生活中早有體會的條件反射學說。西醫學的內分泌研究發現某幾種內分泌有既相互拮抗又相互依存的特點。上一世紀西方醫學界已經採用音樂療法，農場以播放優雅的音樂來促進乳牛產奶。以上這幾個例子都考慮到生命機體各組元在功能上的內在聯繫。可見西方醫學也是重視機體整體內在聯繫的，只是執業的一般醫師未必皆有深厚的學識和經驗，並且為了圖省力而較少做全面考慮，使人誤以為西醫不重視整體內在聯繫。上海市虹口區中心醫院（前身是公安醫院）一位在1980年代退休的醫師莊冰蓮，她父親是名醫，她稱得上是家學淵源。在1960年代初的全民飢餓時期，他對於體弱的年青病人即使病人未曾有結核病症也附加使用治療結核病的鏈黴素，病人住院數月出院時X光透視發現肺葉上已有結核病癒的鈣化點。莊醫生說「幾十張床的大病房內空氣污濁，而現在病人缺乏營養抵抗力差極容易感染，所以我採取預防用藥「。她作為西醫內科醫師的思路無疑是重視人身整體內在聯繫的。這是個生動的活例子。
當前中醫除了根據病人主訴症狀和脈象來診斷，也藉助於西醫學的化驗手段。這樣的中西醫結合是值得提倡的，但千萬要避免像不少西方國家的醫生那樣過分依賴儀器與化驗。西方國家的醫生並非不懂得儀器檢測與化驗的不周詳，但是他們為了防止病人找岔控告索賠而往往不得不以指標明顯的儀器測定與化驗數據來自我保護。這也許應了被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小邏輯》一書中深入闡發的一句古羅馬格言「大法大害」。從表面現象來看，西醫學確實易被人們誤以為不重視整體內在聯繫，但這方面的起因往往是社會政治問題而非醫學問題。這裡強調整體觀的重要並非貶低儀器測量的有益作用。1960年代上海市有一位中年知識婦女，有一段時間她雖然並不辛勞卻莫名其妙地覺得疲勞，她相信自己心理正常必然是身體有了病。可是她到醫院去作了多項檢查都沒查出病來，醫生便斷言她是「神經官能症」。後來一位朋友為她從工廠借來高靈敏度的熱敏電阻器，她用來測量全身體表的溫度，發現腹部有一小區域溫度與周圍顯著不同。她再到醫院去堅決要求做剖腹檢查，醫生經不住她的執著，剖腹後果然發現子宮上有一接近蠶豆大小的癌腫。割治癌腫後她的感覺逐漸恢復正常，直到老年健康狀況都良好。一位對此事知情的學者在位於上海的中科院生理研究所邀請他去做介紹學習經驗的報告時順便插一段話提到上述事。生理研究所的研究員都認為那位病人的協助醫生盡早作出正確診斷並非得力於她有多少醫學知識，而是有賴於她模糊地有整體觀。這個事例對研究員有所啟發。為此該研究所還特意致函感謝作報告者啟發了該所工作者樹立整體觀和觸類旁通地打開思路。
從上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製藥工業界加強研究中藥。法國醫學界創辦專刊研究針灸並有新發現。這種注重科學本質而不持門戶之見的客觀態度也是值得讚揚的。這裡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目前尚未充分融合的中醫學與西醫學應該相互取長補短，不宜根據不充分的一知半解或誤解就武斷地下結論否定一方。中國大陸「文革「後期毛澤東那一派的御用學閥曾批判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理論—相對論，把它與政治問題的和稀泥喪失原則混為一談。西方學術界對這一荒唐做法不肖一顧，並且加以嘲笑說，「你們根本沒弄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絲毫沒批判到愛因斯坦的理論本身，你們所批判的只是你們自己的錯誤設想或假想敵。」中國長期專制社會形成的黨同伐異和文人相輕這類不良風氣至今尚未肅清。人們對中醫學和西醫學的誤解和任意否定，除了認識能力侷限所導致外，社會政治不良因素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