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政治與文藝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曾任蘇共中宣部部長，最後卻被視作是紅色蘇聯的掘墓人之一，他所撰寫的《霧霾：俄羅斯百年沉思錄》，近來以內部讀物的形式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在該書前言的末尾，他說：

「我所寫的關於人在斯大林時代墮落和腐化的每一頁，都是我致子孫後代的信，他們大概飽受疑慮的折磨，因為下面寫到的一切，在人的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自己也不願相信，有時是害怕相信，然而這一切都是事實。」

這段話很容易讓人想起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題記：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到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他們描述的都是斯大林時代。斯大林是列寧主義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經由斯大林發展的列寧主義，其核心是對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擴展，即所謂先鋒隊理論，經由密謀團體發動革命，通過對暴力的壟斷而建立專政。在專政的具體運轉中，既需要根據敵我邏輯隨時消滅敵人，也需要時刻保持專政體制本身的一致性。前者是鎮壓，後者是清洗。

列寧主義在文藝領域的表現，以1905年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最為充分。文藝工作者是必須為黨的事業服務的「螺絲釘」，誰要奢談「創作自由」、「藝術私有」，都是不被允許的。

曾經是個不成功的詩人的斯大林，在政治領域繼承了列寧主義，在文藝領域亦然。事實上，在斯大林眼裡，文藝與政治並無區別，文藝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斯大林本人很少直接談及文藝，他在擔任蘇共總書記的最初幾年裡也基本不過問文藝界的事情。在1920年代上半期，主要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負責文藝界。斯大林開始直接過問文藝工作大概是在1920年代末。此後，一個嚴格監視社會生活和個體活動的所有領域、對新聞媒介與文教領域進行嚴厲控制的官僚集權體制漸漸形成，管理各部門的國家委員會也陸續建立：全蘇廣播委員會(1931年)、全蘇藝術事務委員會(1936年)、全蘇高校事務委員會(1936年)。

斯大林最著名的文藝論斷產生於1932年10月在高爾基寓所內與40多位蘇聯作家的座談會上。當時，斯大林提出，「生產靈魂」的文學創作，比機器、飛機、坦克的生產更具有「頭等的重要性」。伏羅希洛夫插話說：「這要看什麼時候」。斯大林立即反駁說：「不，伏羅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靈魂是腐朽的，那麼您的坦克就一錢不值。生產靈魂要比生產坦克重要……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請你們幫助他進行靈魂的改造。生產人的靈魂是一種重要的生產。你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關於「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以賽亞·伯林的解讀頗為精當。1949年在曼荷蓮女子學院演講時，他說：「斯大林所謂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任務，即對人進行調試，使得人們只會提出很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讓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順其自然地適應所處的社會。好奇心本身、個人獨立探索精神、創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願望、尋求真理本身的願望、追求某些目的的願望(這些目的本身確能滿足人類天性中某些深層慾望)，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會擴大人們之間的差異，而不利於一個整體性社會的和諧發展」。

對待「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斯大林有慷慨的一面，例如調整稿酬，改善作家居住條件，給予作家以科研工作者的同等待遇，撥專款修建創作之家和休養所，計畫建「作家城」等。更重要的一項措施是成立文學基金會，蘇聯解體後被拋到「野蠻的市場」上後生活窘迫的作家們，都對它表示懷念(參見張捷《斯大林與文學》)。

但斯大林更多表現出來的，還是殘忍的一面。對這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除了收買之外，他更常用的手段是：審查、驅逐與清洗。

雅科夫列夫指出，在奪取政權之後，蘇共立即成立檢查和監督機構，先是1919年5月成立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出版社政治部，後是1922年6月的報刊保密檢查總局，以及1923年2月的中央劇目委員會。截止1939年，蘇聯的文化審查機關已有六千多名僱員。這些組織均是在蘇共中央和全蘇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雙重領導之下。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對出版物和劇目實施檢查、在文藝界建立諜報網與收集情報，以及驅除「反蘇知識份子」——1922年的「哲學船事件」，就是其中一個著名成績。

審查工作卓有成效。報刊保密檢查總局甫一成立，就擬定了一份禁書名單，日後又不斷增補。禁書無論本國還是外國作品，一概沒收，交與人民內務委員會封存。若禁書印數太多，就直接銷毀。僅1938年至1939年間，就有超過2400萬本「有害書籍」化為紙漿。敬業的審查官還深入各個圖書館，細心翻檢館藏，用墨水將被貶黜的作者名字塗掉。

審查不止是事後查禁，更有事先封堵。在出版之前，書稿要送檢查機關審查，出版之後，出版物還要經郵遞、海關和國家安全部門一一檢查通過。無論在哪一環節受阻，都不可能面世。

作協是審查的延伸，它主要致力於營造檢舉他人及自我審查的氛圍。雅科夫列夫聲稱，1934年成立的蘇聯作協是獨特的諜報機關分部，許多作協會員都同諜報機關進行密切合作，領取現金報酬，有不少人乾脆直接充當了諜報機關的在編工作人員。1934年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一份傳單悄然流傳，其中寫道：「我們俄國作家，讓人想起妓女，區別僅僅在於她們出賣的是自己的肉體，而我們出賣的是靈魂;她們無法走出妓院，除非餓死，我們也是一樣……不但如此，我們的家人和同我們親近的人要為我們的行為負責。我們甚至在家裡也往往避免暢所欲言，因為蘇聯有一套連環告密制度。」一年以後，13個著名蘇聯文學家寫給作協的告密信充分說明，作家和詩人是如何吞食作家和詩人的。

自1934年起，布爾什維克政權通過分級監控的方法強化了此前的文藝與思想控制，初步是通過作協，然後是相應的國家委任的委員，最終是黨的中央委員會作出決定。黨制定文學路線，起初要建設的是聲名狼藉的「無產階級文化」，要求無產階級作家團體對蘇聯的新主題進行集體創作，其後又推崇蘇聯的英雄人物。而用米沃什的話說，黨對文學的指導，不過是「讓庸才趾高氣揚，讓天才凋零枯萎。」

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對蘇聯文藝界的損害超乎人們想像。在此期間，許多作家和藝術家被驅逐和消滅，以至於1939年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蘇聯文學和思想界就像被戰爭摧毀的地區，只有少數倖存的建築，孤獨地矗立在廢墟和荒野之上。「像梅耶荷德那樣的戲劇創作天才、曼德爾施塔姆那樣的天才詩人，以及巴別爾、皮利尼亞克、亞什維裡、塔比澤等極富天賦的人物……不是被殺就是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被消滅。」伯林哀傷地小結道。

二戰結束後，從文藝界發端的意識形態戰爭，又使包括左琴科、阿赫瑪托娃等在內的許多優秀作家蒙受災難。阿夫托爾哈諾夫在《權力學》中正確地指出，1946年8月，蘇共中央通過《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其改進方法》兩項決定。以斯大林在黨務上的第一助手日丹諾夫為旗手，掀起了一場在文學、藝術、哲學和史學中揭發「卑躬屈節者」、「世界主義者」、「蛻化分子」的運動。整個運動的基本精神是打擊「西方派」，口號是復興布爾什維克的「斯拉夫主義」，其真實目的則是在全國營造心理氣氛，以便在黨、軍隊和政府上層進行又一次大清洗。那些受難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只不過是權力鬥爭的殉葬品。

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期間，究竟有多少作家被鎮壓和關押?至今沒有定論。別爾托夫，前蘇聯《民族友誼》雜誌的一位編輯，多年來一直努力進行這項統計。根據他到1988年底收集到的材料(均來自正式出版物)，在斯大林時代遇難的作家約為1200人，被流放和驅逐的暫時無法統計，但人數肯定更為眾多。

在斯大林時代，文藝及文藝工作者，幾乎都徹底淪為了政治的奴隸，從而生活在偽裝的體面和真切的恐懼中。肖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中說：「恐懼和壓抑是瀰漫我們這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左琴科說‘我從小就怕一隻突然伸過來的手。’我呢?顯然也怕向我伸過來的手。這隻手似有還無，又無處不在。突然就伸出來把你給抓住。」他又說：「這是雞的心理——雞在啄食的時候只看到眼前的穀粒，別的什麼也看不到。就這樣，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農夫扭斷它的脖子。斯大林比誰都懂得這種雞的心理，他知道怎樣對付小雞，它們都在他手上啄食。」

雅科夫列夫推測說，斯大林認為，「知識份子就是愛嘮嘮叨叨，因種種幻想而感到痛苦，可只要政府對他們愛撫一下，送上十來套房子，再塞上一百來枚勛章，那他們就老實了，露出喜悅的目光。要是過後再把兩三百號人送進勞改營，那就萬事大吉了」。

以賽亞·伯林在《蘇聯的心靈》中的論述，可以支持雅科夫列夫的猜測。伯林不無諷刺地說：「他們(蘇共當局)覺得，偉大的民族必須擁有重量級的教授、傑出的藝術家和充分的文化裝飾，因此他們給予那些行業的一流從業者很高的薪水……但他們又難以抑制威嚇或羞辱後者的衝動。當後者稍微表現出獨立精神或希望保護尊嚴的跡象時，他們就會迫使後者記住身上拴著的鎖鏈。」

不過，即使在冰封的時代，仍有偉大的心靈。

1967年9月22日，索爾仁尼琴在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會議上發言說：「我相信，文學的任務是要告訴人民他們所期望知道的真實情況。……作家的任務是選擇更普遍和具有永恆性的問題，諸如：人的內心和良知的秘密，生與死的對抗，戰勝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產生在遠古時代的人類歷史法則，這些法則只有在太陽不會放射光芒時才會消失」。兩年後，1969年11月，索爾仁尼琴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又過一年，瑞典皇家學院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

17年後，俄裔詩人布羅茨基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用簡短有力的話呼應了索爾仁尼琴，也預示了斯大林時代的徹底結束，他說：「文學有權干預國家事務，直到國家停止干預文學事務」。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