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苦吟詩人「苦」在何處「吟」了些啥(圖)

在晚唐社會與文學的大背景下,有相當一部分詩人,以苦吟的態度作著「清新奇僻」的詩,代表人物是賈島(779∼843)和姚合(775?∼855?)。賈、姚二人詩名起於元和後期,但賈卒於會昌,姚卒於大中年間,已入晚唐。其詩代表晚唐一種最普遍的創作風尚,追隨者很多,所以將兩家歸入晚唐詩人中較為合理。

賈島、姚合及其追隨者,詩歌內容都比較狹窄,很少反映社會問題。賈島所寫,有科考碰壁的失意和怨憤,有貧窮窘困生活的哀嘆,有對於清寂之境和佛禪境界的感受,以及與僧人、隱士的交往,大多不出個人生活範圍。姚合詩的題材與賈島接近,而對瑣細的日常生活情景寫得更多,在風格上,賈島因有過禪房生活體驗,又曾受韓愈、孟郊的影響,詩中冷僻的成分多一些,而姚合仕途較為順利,詩風相對顯得清穩閑適。同是寫小縣府署的庭院,賈島詩:

言心俱好靜,廨署落暉空。
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題長江廳》)

姚合詩:

鼓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
露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縣中秋宿》)

賈詩以空庭落暉的無我之境顯得超妙,姚詩境界幽靜。相比之下,可見賈詩比姚詩幽冷奇峭。

賈島、姚合等人在創作態度上的共同表現是苦吟。傳說賈島在長安街上醞釀吟誦「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聯時,唐突了京兆尹劉棲楚;斟酌「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一聯時,衝犯了京兆尹韓愈。具體情節雖不一定可靠,但賈島等人確實苦吟成癖。晚唐時期,有大批長期困於考場的士子,也有許多人雖然入仕,卻處於低下閑冷的地位。他們有點像大歷時代的文人,需要通過作詩獲取精神上的補償。求科名者,則更需要把五律當日常功課訓練。這樣,這些在社會上被冷落的文人,就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放在作詩上。對自己的貧窮、窘困和閑散,多方面地加以審視、發掘、體驗,「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胡仔《苕溪漁隱全話》前集),抒寫他們的無奈。於是,通過對情與景深刻的挖掘與琢磨,做到工整中見清新奇僻,就成了一種新的風尚,有別於韓、孟的奇險和元、白的流易。

晚唐苦吟詩人對社會生活關心不夠,閱歷範圍狹窄,入詩的事料相對貧乏。他們的詩思往往不是自然湧現,而是一開始就著意為之。「莫笑老人多獨出,晴山荒景覓詩題」(姚合《寄周十七起居》),「物外蒐羅歸大雅,毫端剪削有餘功」(方干《贈李郢端公》),表現出為作詩而刻意搜尋。他們撇開以情感充沛、氣勢貫注為特點的歌行之類體裁,把力量傾注在近體(尤其是五律)上。近體可以在音律、對偶、字句上見功夫,可以澄心靜氣地推敲錘煉。由於苦吟,晚唐人確實創造了不少佳句。賈島的「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通過動靜相襯,使境界更見幽迥。《送無可上人》「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上句寫人在潭邊散步,與水底的身影相映襯;下句寫走走停停,一再憩息於樹邊。境界之清幽寂寞,人之孤獨,身體之疲倦衰弱,以及對景物環境之欣賞流連,等等,均可想見。雖是「兩句三年得」,尚不負苦吟之功。姚合的詩,比賈島稍嫌貧弱,但亦能於樸中見巧。如「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一),用簡練樸實的語言,寫出山縣荒涼之景。在生活素材的提煉和景物組合上,既巧為用心,又能出之以平淡自然。除賈、姚外,其它苦吟詩人也有一些佳句。如:「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劉得仁《秋夜宿僧院》)、「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無可《秋寄賈島》)、「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周賀《長安送人》)、「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李洞《送雲卿上人游安南》)。這些詩句,雖然著意寫成,卻頗為工整、精警。不用典故,不鑲嵌奇字,以看似平常的語言,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賈、姚一派的缺點是詩境狹窄,有句無篇。生活閱歷有限,詩料不離琴、棋、僧、鶴、茶、酒、竹、石等物。內容不足而一葉苦吟,不免琢傷元氣,減損詩美,露出小家習氣。「姚、賈縛律,俱窘篇幅」(劉克莊《程垣詩序》),之所以受縛於格律,跼促不伸,關鍵還是由於缺乏博大深廣的情懷。晚唐詩人常常刻苦造就一些工整的句子,但由於才力不足,通篇看去,仍顯餒弱。方回云:「晚唐詩多先鍛練頸聯、頷聯,乃成首尾以足以。」(《瀛奎律髓》卷十三)先有句,後有篇,難免前後不夠勻稱,缺少完整的意境。

賈、姚一派詩人的心態,與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無出足的士人比較吻合。這些士人將生活情趣轉移到吟詠日常感受以及與親友唱和上,因而賈島、姚合等人便很容易成為追摹的對象。不僅五代時仍有不少詩人效法賈、姚,南宋的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亦以宗法晚唐成為一時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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