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之謎

近年戰國竹簡的發現,是1898年甲骨文出土以來最重要的發現之一。由於其含有與某些最重要的傳世文獻關係密切的哲學和歷史的材料,正使我們對中國思想史的理解發生巨變。《尚書》是五經之一,與孔子關係密切,所以,現今清華大學所藏竹簡因其很多顯系《書》或似於《書》而特別重要。但是,何為《書》?我們閱讀時怎麼知道它是《書》?《書》與其它古代文本的區別何在?

對於這些問題的最簡單的回答是:《書》乃指傳世《尚書》及其佚失章節。儘管這個回答看起來直截了當,但問題是,由於《書》在秦時被毀,我們幾乎沒有與其原始面貌和早期歷史相關的證據。傳世本《尚書》有28篇(或者29篇)《今文尚書》與58篇的《古文尚書》。現代學者大都認為《古文尚書》是偽作,但其也許含有某些早期資料。甚至《今文尚書》也是多層疊加而成,含有寫於不同的時期的不同的章節。它包括四部分:《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學者很少懷疑部分《周書》是出於同一時期的真作,成於西周早期。但大部分學者贊同,被歸於周以前早期歷史的大多數甚至全部《書》,系成於後世,其中一些或許屬於戰國時期。這表明戰國時人們仍以古代《書》的樣式來創作,將其歸之先王所為。

也許,我們也可以把《逸周書》加上,因為其中的章節雖然不在《尚書》中,但也被視作《書》。然而,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逸周書》似有多種來源,並創作於不同時期。

另一個問題是,先秦的很多《書》顯然曾包括在《尚書》或《逸周書》中。這一點可以從孔子從大約三千《書》中選取一百篇的的傳說中看出,也可以從《逸周書》系作為剩餘的文獻一事看出。雖然這些故事是值得懷疑的,但是《尚書》明顯包含了不同時期收集的文獻,這些文獻被按照年代順序編排。不可能只有這些文獻。西周的統治者肯定有更多的宣講,後人肯定按照古代《書》的風格創作了比收集在這些文集中更多的文本。例如,儘管《保訓》也有相似的樣式,但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保訓》曾經包括在《尚書》或《逸周書》中。這似乎可以證明清華所藏的一些竹簡也和《保訓》一樣,文章風格像《書》,但不包括在《尚書》或者《逸周書》中。

我認為,理解這些手稿的一種更有效的方法是把《書》定義為一種書面作品的樣式,而不是已知史料彙編的章節。這樣定義的話,我們無須糾結於《尚書》和《逸周書》的複雜歷史便可對《書》進行研討。我們也可以不需要其它傳世文獻就能夠開始理解《書》的起源和歷史,並且能夠以此為方法判斷出土文獻是否是《書》,儘管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它們曾經包含在傳世《尚書》之中。

《書》的重要特點是:(1)《書》是--或假稱是--即時的歷史記載。(2)《書》包括古代(西周或者更早時期)君臣的正式演講。傳世《尚書》中的一些章節不含演講,這些章節為數不多並相對較晚。(3)很多《書》包含「王若曰」這樣一種表達方式。不是所有《書》都如此,但據我所知,在傳世文獻中,我們只能在《書》中才能發現這種表達方式。這樣,這種表達方式就提供了理解《書》如何不同於其它文獻的鑰匙。

「王若曰」這種表達方式除了出現在《書》中,也出現在西周金文中。在這些金文中語境與《尚書》相似,即這種表達方式引導出國王發布的一項正式講話。出現該術語的金文屬於「冊命」,國王發表講話,委職頒獎。如陳夢家先生在《王若曰考》中所指出,這些銘文常細緻描述冊命之前的儀式。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知道,國王並不是自己親自發布令,而是由大臣,一般是史,來宣讀發布這項命令。那麼,「王若曰」意味著這項命令是出自國王,但是是由其他人宣讀發布的。

由於《尚書》中的語境也是國王發布的一項正式講話,這種表達方式也很可能具有金文中一樣的含義,即表示出自國王的命令由官員口頭頒布。這個術語的使用並不能很好地表明年代,因為以早期《書》的風格撰寫的後世仿製品也可能用此顯示其是以《書》的樣式寫就的。也可能這種表達方式在一些周代文獻的後世傳播中喪失。無論如何,這種表達方式只能在《尚書》中發現,而不能在其它形式的早期文獻中發現,原因在於《書》是--或假稱是--正式講話的即時記錄。

在少量金文中,大臣而非國王宣讀的命令由「若曰」這種話語表達引導,所以這種表達方式告訴我們這是一場禮儀錶演,在這種表演中國王和大臣的演講由他人來宣讀。這不意味著演講出自國王,在《尚書》的《多士》,周公是主角,但該演講也冠之以「王若曰」。某些學者將這視為表明周公企圖篡奪王位,但是,如陳夢家指出的那樣,更恰當的解釋是,周公發布的講話,但其是國王的意旨。所以,在《多方》中我們也見到「周公曰:王若曰」的表述。另一方面,在《立正》和《君奭》,我們讀到「周公若曰」。在這類情況中,周公是在代表自己來說話,別人讀此演講,但該術語並不意味著他宣稱為王。

《書》的這個詞語也出現在一些青銅銘文的冊命當中。這些金文也稱「冊」,寫於竹簡的文本,「書」和「冊」這兩個詞語有時一起使用。李峰對這兩個詞語的關係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我認為他的這個觀點提供了理解《書》的含義的關鍵。通過對這兩個不同的表達方式在使用中的不同形式的分析,他提出「命書」是書面作品的抽象意義的文獻記載,例如宣讀的文字。「命冊」指的是書寫誥令的物質材料,例如竹簡,宣讀者據此宣讀命令。所以,「命冊」在冊命儀式的最後作為物質載體被移交給大臣。
我們或許可以假設,《書》本來是在一種正式的儀式中由官員代表國王或者重要大臣來宣讀的文稿。「若曰」這種表達方式,表明其禮儀錶演的性質。這些講話是以國王的名義由其他人來發布的書面作品--國王似乎是作者,但卻不是宣讀者。由於這些講話的文稿是代表國王來發布的,所以非常有必要在儀式進行之前寫好。他們不僅需要提前寫好文稿,而且需要一個備份在其後備案,並且把發布的時間、地點和語境記錄在案。

西周青銅器通常是出於記錄官職或聖職任命的特殊目的而鑄造的。但是,國王也有其它的正式言論沒被記載在青銅器上。很可能的是,這些也是提前記錄在竹簡上,在正式的儀式中由官員宣讀,並且將宣讀的日期、地點和情境記錄在案。重要的是,《周書》平常只提供了關於這些宣讀的日期、地點和情境的很少的信息,然而,屬於早期的「書」卻很可能以後才寫成,並且除了講話演講,還包含有更加精確的時間、地點等相關信息。

《詩》源於口頭表演,並在日後被記錄下來。與之相反,《書》先是類似於書面作品,爾後才被口頭發佈。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它們可以被看作最早的中國書面作品。由於《書》始於演講稿,有些特別的《書》含有君臣言辭的直接引用,它們作為當代的文獻資料具有回述性歷史資料所不具有的真實性。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意味著,通過對它們的研究,人們可以直接與先王對話,無須解釋的中介。這就是為什麼只有聖王賢臣的言辭被包含在其中,為什麼《書》對「述而不作」的孔子是那麼重要。這種對言的強調迥異於古希臘對行的重視。

儘管可能的情況是,在講話發布後其文本呈現為竹簡文字,類似於金文中記錄的冊命,並且以此方式得以流傳,但這些講話文稿是如何流傳的,尚不清楚。孔子接觸過魯國文獻的傳統假定也是值得注意的,特別是由於《尚書》的核心部分是與周朝建立者周公有關。我們可以猜測這些文獻從一開始流傳就受到模仿。所以,原始的《書》實為講話稿,其它著作也以這種文稿形式撰寫。這些可以視為模仿,至少其中一部分是杜撰重構而成。

總之,如果我們將《書》定義為一種書面作品,《書》是所有宣稱為先王演講的即時記錄的文本。有些是為朝廷發布準備的真實文稿,有些是基於此類文稿而成,另些則是有關於古代君臣言辭的虛構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