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之邦不容炎黃子孫寫《春秋》

【看中國2014年09月28日訊】《炎黃春秋》是一本「三特」雜誌:由特殊的人群、在北京這一特別之地(中國政治心臟)、挖掘講述特別之事(中共革命親歷者與內部人見聞)。它的存在,於還原中共黨史的真實面目非常重要,但對意識形態主管部門與某些大人物及家屬來說,猶如芒刺在背,非拔掉不可。

鉤沉抉微,多枝健筆寫「春秋」

《炎黃春秋》談史為主,間或有涉及時事之文。由於中共黨史被中共視為不容官學之外人士置喙的禁臠,其文屢屢犯禁,被整肅幾乎是這本雜誌的宿命。早在2012年1月,就有人統計過,該刊曾11度遭整肅。如今時過兩年,估計已不下十五、六次之多。

從本世紀以來,中共黨史從「險學」成為「顯學」,至少有兩種力量在起作用。一是一些學者長期努力耕耘,如高華、楊奎松等人的長期研究及對史料的挖掘,使黨史走向公共視野;二是一些黨內老人通過各種渠道發表的回憶錄,其中《炎黃春秋》是個重要平臺,起了扛鼎作用。

社長杜導正先生在《炎黃春秋創刊二十週年感言》中談到創刊緣起,1991年蕭克將軍點將讓他籌建該雜誌,確定的原則一是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炎黃春秋》「擔負著推動實事求是風氣形成的歷史責任」。二是從正面推動以鄧小平等老一代為主導、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著力推動的改革開放,「雜誌應該成為捍衛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陣地」。杜老還談到 2005年前後,雜誌進一步加強了對現實的關注。

外界公認,這本刊物至少在三方面做了很大貢獻。一是對文革的否定,二是對中共黨史努力還原;三是登載了好幾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即向中共高層提供了「建設性意見」。

不少當事人對文革的回憶,讓人從細節中看清了文革與毛的本生相,因此,這本雜誌成了烏有之鄉及毛左的眼中釘。還原改革史效果頗彰,《炎黃春秋副總編輯談胡耀邦「脫敏」過程》(鳳凰網)一文有詳細記述:胡耀邦從被迫離職後,從中國媒體上消失很久。1994年胡耀邦去世5週年,《炎黃春秋》刊登了第一張照片並配以小詩紀念。從那時直到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紀念座談會,該雜誌前後刊登了30多篇關於胡耀邦的文章。其間頻受中宣部干擾。紀念胡誕辰90週年那次還被中宣部下令封存雜誌,但在禁令發出10天後,即11月19日,中央紀念胡耀邦九十華誕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從此胡耀邦「重回」中共黨史與中國公共視野。
作為中共內部人的建設性意見有:2003年1月刊載《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此文被《21世紀環球報導》轉發,報紙被查封;2007年10月號《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想法》;2013年1月作為新年獻詞刊發的《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呼籲當局將虛置的憲法變成現實的制度體系,並稱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是一場「維憲行動」。外界多認為,這篇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極可能是導致《炎黃春秋》網站被封的原因。

《炎黃春秋》凝聚了「體制內健康力量」

這本雜誌自1991年創刊,存活至今,是因為有「體制內健康力量」存在。有人總結過《炎黃春秋》的生存之道:一,編者和作者都是從高層領導崗位退下來的精英,能夠把握在政治上的「度」;二、讀者大都是中共老幹部和老文化人;三,雜誌社後臺比較硬,一大批退下來的部長和部級領導是編委和作者,誰要動手整肅易惹風波。

我認為關鍵在第一、三兩點。中共官員退休前與退休後的表現完全不一樣,有人總結為「兩頭真」,即參加革命之初的動機是真誠的,退休之後的反思也是真誠的,獨獨在革命隊伍中,位置所系,不得不當「套中人」。這些「兩頭真」的老人,不少人在80年代中共黨內「改革派」中人。他們頭腦清楚,從自身的「革命經歷」中知道問題所在,希望中國能夠通過和平變革達成政治進化。到90年代中後期,他們已經退休,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也進入歷史,外界對他們的稱呼漸漸改用「體制內健康力量」。只是他們對體制的運作已經基本不起作用。我當年遭受政治高壓時,李銳先生曾給我打電話表示關心,他當時說的一句話我至今記憶深刻:「奈何不了我們這些老的,就專門欺負你們這些小的」。「老的」,是指他們畢竟是黨內自己人,有一定資歷,可以自保;「小的」,是指我們這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思想反叛者,無後臺與資歷,無自保能力。

這些「體制內健康力量的存在」,讓外界對中共走漸進改革之路抱有幻想,這只要看看每逢他們當中有人發言,海外媒體的誇大報導就可知一二。最近,黎學文在《體制內健康力量幻想症》一文中談到,朱厚澤先生逝世前曾說 「沒有希望。你們眼中的希望,是因為看到我們這些老頭子還活著,所以你們有幻想。但連我們自己都不抱幻想。」朱厚澤先生看問題通透,這點我比較清楚,因為我與他之間曾有過幾次長談,他甚至深刻理解並贊同我關於「中國近代五大政治集團的變遷展示了中國社會流氓無產者化的過程」這一闡述,並鼓勵我將其寫出來(至今我還未將這文章完全寫出來,部分論述已經使不少人很不高興)。他逝世前的臨終遺言還包括一段:「一定要告訴世人,中國模式害人不淺,害我們13億中國人已經夠了,千萬別再推廣到世界其它國家害更多的人」。不過,就算是他們,也得把握講話分寸。從我個人來說,非常理解他們的選擇:在辦一本時有春秋之筆卻能勉強生存下去的雜誌,與辦一本說話痛快卻難以長久生存的雜誌之間,選擇前者是明智的,因為這本《炎黃春秋》畢竟生存了23年,這在中共體制下,幾乎是個奇蹟。

《炎黃春秋》:今之太史簡與董狐筆

《炎黃春秋》為了生存,目前還在繼續努力,比如重新張挂習仲勛在創刊十週年即2001年2月25日的題詞:「《炎黃春秋》辦得不錯」,寄望習近平念其父親與雜誌的交情放生;在微博上發表馬克思反對新聞檢查的言論:「在馬克思看來,受檢查的報刊只不過是被人的意志強行加工的‘閹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堅定主張與對書報檢查制度的強烈抨擊,展現了毫不妥協的原則立場:‘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誰能不原諒報刊的民族的和時代的過失,卻原諒書報檢查制度的反民族的和反時代的罪過呢?’」這是他們的鬥爭策略,他們也只能這樣盡力來保護這一寶貴的思想平臺。

史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中共一向自詡傳承了中華文化血脈的「道統」。西安事變後,中共曾於1937年4月5日公祭黃帝陵,由毛澤東親寫祭文「昭告列祖」,毛澤東撰寫的《祭黃帝陵文》也早已刻成碑文,矗立在黃帝陵所在的軒轅廟內西面庭院,我當年在軒轅廟觀看碑文之時,心中浮現的疑問是,文革時要將封資修全部打倒的毛澤東,當年為何要以皇帝祭天的形式自認中華之正脈?既然如此,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將秉筆直書的中華史學傳統歸為天地正氣之一:「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何容不下一本還原歷史真相的《炎黃春秋》?這本雜誌的命運再次證明,中共統治只容得下用謊言堆砌出來的文字,如此作為,今後又如何有臉再至黃帝陵「昭告列祖」?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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