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清醒得很早 明白共產黨肯定錯了(圖)
一個長壽湖逃亡者的自述

1949年後,我擔任了南岸區團區委書記、區黨委宣傳科長等職。在任時我同部下、少先部部長裴秀娟結了婚。1956年,我調到團市委擔任宣傳部長。

1957年反右,我是團市委常委,反右領導小組成員。隨著運動對人的批判和處理,我開始感到反感。說幾句話,提一條意見,怎麼就成了壞人?這不是明顯的以言定罪嗎?這不是明顯的對起碼民主的破壞嗎?

我這個人有極強的民主、自由、人權觀點。我非常愛國,一心渴盼祖國富強。我讀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讀到《新華日報》的文章。共產黨呼喊的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很讓我激動,我覺得自己應當為這一個目標奮鬥。那時,我認為國民黨搞一黨專政,政治腐敗,中國的希望在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共產黨身上。

反右整人,扼殺民主,堵塞言路,與當年共產黨大聲疾呼的東西背道而馳,與我冒著生命危險追求的東西背道而馳,它本能地引起我強烈反感!

我不同意劃康中清(市團校教研室負責人,1959年死於長壽湖)為右派,也不同意劃黎民蘇、陳忠篤為右派,認為他們只不過給領導提了一點意見,或者說了幾句俏皮話。我說,曹貞干談到外興安嶺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100多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領土,這是歷史事實,怎麼成了反蘇罪行?如此整人,會堵塞言路,以後誰還敢講真話?

我這個人關不住話,心裏想什麼就要直說出來。1957年8月,我對南岸區委宣傳科科長陳適情(他是我的好朋友)談了我對反右的看法,對以言定罪,以言整人的反感。陳適情在對其他人擺談時,談了我的觀點。有一個姓張的人把陳適情的話整理成材料告密,陳適情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鬥。陳是一個很單純很善良的青年,他經受不住,突然失蹤了。人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獨自站在區委下面長江邊的一塊礁石上,我估計他投了河,至今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那份告密材料也轉到了團市委,成了我的罪狀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團市委的反右鬥爭,與團市委常委離心離德(後來定為與「黨」離心離德)。

團市委還有一個幹部叫曠忠熾,領導反覆動員他給黨提意見,他老兄就是不敢。最後領導冒火了,警告他:你不提意見本身就是對黨有意見,你必須交待。曠忠熾被逼得沒法,關在屋裡想了一天一夜,終於想了一條他認為最保險、最萬無一失的意見——針對伙食團的炊事員。他說:伙食團賣紅苕可以剝了皮賣,皮可以餵豬,也不算浪費。

沒有劃他右派,劃的右傾,罪名是「對糧食政策不滿,惡毒攻擊黨的糧食政策」。他被下放到北碚勞動,後來的情況我不瞭解了,因為沒過多久就輪到我頭上。

我的第二條罪狀是「反對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7年5月,全國第三次團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是四川省團員代表大會選舉出席「三大」的代表,重慶共四人,廖伯康、於克書、劉文權、我。在會上,我感到「三大」發揚民主不夠,例如,我們去時,收集了很多團員的意見,但根本沒人聽,小組會開了幾天,連記錄本都不發。我在四川省代表團的小組會上發言,認為「三大」缺乏民主,結束時,我引用魯迅的一句話:這是一個「無聲的會議」。

我被劃為「反黨分子」,開除黨籍、撤職、降級、降薪,下放長壽湖勞動改造。

我是屬於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開始,我就覺得不對勁;以言定罪整人,我更反感;到我本人當了「反黨分子」,我便徹底清醒了。

到長壽湖後,被分到捕魚隊,這是農場裡最好最實惠的勞動單位。這得感謝羅廣斌(即小說《紅岩》的作者),他是團市委統戰部部長,下放下來當副場長,在團市委時我們倆是好朋友。他有心照顧我,問我會不會游泳,我說,我從小就是水中的好手。他說,那好,你到捕魚隊去。

我在長壽湖,一開始就沒有心理負擔,我心裏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錯了,共產黨肯定錯了,我譚顯殷沒錯!我是團市委打的職務最高的右派,我告訴團市委這幫難兄難弟,如曹貞干、高志長、黎民蘇、李甫傑等,咱們一定要抱成一團,決不要互相揭發,互相鬥,誰要是去「匯報」,大家群體攻擊他,孤立他。那時我已經看清了他們的整人術:老是挑動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讓人們內部互相起鬨,他坐收漁翁之利。我說,咱們要活得輕鬆,要少挨整,一定要團結,要想辦法同他們鬥,不要咱們自己內部鬥。我們這幫人抱成一團,少吃了不少苦。

大飢荒那幾年,我對難兄難弟們說:私人的東西咱們絕對不要動,公家的東西,能吃則吃,湖裡的魚,不能吃?我們勞動者不得食?餓死?休想!

那幾年的故事就多了。

1961年的一天,我去趕場,突然有人扯我的褲腿,我回頭一看,是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她大約八九歲,臉像張白紙,一雙眼睛又大又圓,裡面全是哀求。「叔叔,求求你,帶我走吧。」她的聲音像一隻小貓。我問她,「你媽媽呢?」「餓死了。」她說話有氣無力。「爸爸呢?」「也死了。叔叔,我跟你走吧,我會洗衣服,我幫你洗衣服。」

我心裏一酸,把她抱起來,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女兒,我產生了強烈的衝動,收養她!餵她點小魚她就能活下來。旁邊一個右派說:老譚,放她走,我們哪個敢收留她呀。

我一下清醒了。

我把她放下來,掏出五角錢和二兩糧票塞到她手裡,對她說:「你到前麵食店去吃碗麵」。她一把抱住我的腿,抬起頭,睜著像貓一樣哀哀的眼睛望著我。

我轉身逃亡一樣地走了,她還在後面叫:「我會洗衣服,叔叔,不白吃飯……」我不敢回頭,眼淚奪眶而出。

這件事對我剌激很大。

1960年,餓歸餓,階級鬥爭抓得緊。那一年春節前,上面宣布,長壽湖所有右派份子不准回家探親。這對我們是一個沈重打擊,「分子」們一年到頭累死累活,眼巴巴就盼望那幾天假。我打魚時,撈到小參子魚,總是細細剖了,晒在船篷上,曬乾後春節帶回家。每剖一條小魚,都讓人想起家,想起妻子兒女。聽說不准探親,右派們一個個垂頭喪氣,我望著那一包小乾魚,發呆。

捕魚隊隊長金踐之是摘帽右派,我的好朋友,他雖然沒成家,但有個母親,他掛念得很。春節一天天臨近了,金踐之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他對其他右派說,有一些事必須要到獅子灘去,由他同我去辦,兩三天就回來。金踐之是隊長,有點權。

當天晚上,天黑之後,我同金踐之各自挑一擔年貨溜到湖邊,上了早已準備好的船。從飛龍劃到獅子灘,要整整6小時,我們倆憋足了勁,拚命劃。天,黑沉沉的,靜得很,只有橈櫓吱吱呀呀的聲音和嘩嘩的水聲。劃到獅子灘,已經是下半夜,我同金踐之棄船登岸,挑起擔子飛走。從獅子灘到長壽縣江邊,有60多里路,我們必須在上午一早乘上到重慶的船。

那一陣好走!大約凌晨5點左右,我們倆實在吃不消了,爬上一個山坡,看見一堆谷草,倒下去就睡。金踐之突然坐起來說:「不能睡,不能睡!東西遭偷了就慘了。」我顧不得了,呼呼入睡。金踐之硬挺著,堅決不閉眼,一心一意守著年貨。那年貨我記得是幾個老南瓜,十多斤紅苕干,一包小乾魚,還有些包谷……

1962年下半年,我回到重慶,在南岸區海棠溪一個油毛氈棚子裡賣菜。我回來時,身體好好的,精神也沒垮,我帶妻兒老小去照了一張全家福。那張照片上,就我一個人最神氣,完全不像是「釋放」歸來。當然,家裡遭得很慘……

1958年我去長壽湖後,幾年裡家裡死了三個人。那時,上面三個老的,下面三個小的,經濟很緊張。1958年我父親得病,無錢醫治而死,1960年小女兒餓死,1962年我媽媽上吊自殺。我最難過的是我媽媽。

飢荒年家裡不准燒火,只准吃集體食堂。食堂在江邊,我家在半山腰,我媽是小腳,身體又差,不管颳風下雨,每頓飯都要下一大坡去打飯。飯只有二兩,吃完飯爬坡回來,累不說,又餓了。

有一次我下班,正好看見她爬坡回來。她右手支一根竹竿,左手拿一個碗,目光呆滯,我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媽媽和祥林嫂一模一樣。

我媽是個非常賢惠的女人,她每天都要留一口糧食,哪怕一個小土豆給她的孫兒。她身體垮了,脫肛,直腸垂落在肛門外,每次都要用熱毛巾摀住腸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她覺得自己活著是個拖累,便萌生了死意。1962年7月28日下午,她吊死在木床挂蚊帳的橫欄上。那個橫欄很細,她吊上去竟然沒斷——只有五十多斤了,皮包骨。

我抱著她的身子大哭,她頭一天說過她想吃一片扣肉——那是她在人世的最後願望。

1967年,我又被抓回長壽湖,算是「二進宮」吧。那一天是2月22日,一幫人突然闖進家來,叫我馬上收拾東西到長壽湖辦學習班。憑多年的經驗,我知道來者不善。一個月前,羅廣斌也是突然被帶走,沒幾天就傳來消息:羅廣斌畏罪跳樓自殺。我去參加了羅廣斌的葬禮,他妻子胡蜀欽親口告訴我,她絕不相信羅廣斌是自殺,她瞭解羅。還有,羅死之前的一天還帶信叫她送牙膏等生活用品。說不清了,這事至今都沒有定論。

我預感到我很可能要步羅廣斌的後塵,文革來勢凶猛,打人、殺人、死人的事天天發生。要輪到我頭上了?!

但是,我很鎮靜,我悄悄對妻子交待了三點:一、如果我死了,不要相信我是「畏罪自殺」,我絕不自殺。二、幾個娃兒要撫養成人。三、我母親要養老送終。

我強調第一點,就是為了避免像羅廣斌那樣死了說不清楚。

在解押去長壽湖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這次為什麼抓我?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被他們整死還是找機會逃跑?當然逃跑!怎麼逃跑?

與我同時被抓的還有一個叫陳孟汀的右派,他當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員,一個老革命,很有理論水平,也很頑強。到獅子灘時,我們倆趁解押人員不注意,悄悄約定,如果我們兩人中有一個死了,另一個要負責把情況告訴對方家庭。我倆還交換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各自的家庭地址,還特別註明:我不是畏罪自殺。

當天下午到了同心島。一上島,正遇上一群右派在打撈屍體——一個叫李思強的人在前幾天的批鬥會後跳了湖。我認識李思強,1956年他從團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調到市委宣傳部,我接他的班,他是我的前任。看見他腫脹的屍體,我心裏撲通一跳:我這次來要步他的後塵?

第一次審問下來我就明白為什麼抓我了——為了羅廣斌。

羅廣斌寫了《紅岩》,算個名人,整死了有點不好說,於是想整一個「反黨集團」出來,羅廣斌屬於這個反黨集團,既然是壞人,那就死有餘辜。

他們原定抓四個人,除我和老陳外,還有作協的李南力和孫靜軒。李南力被抓後,半夜逃脫,當夜在儲奇門江邊躲了一夜,第二天過江往貴州方向逃得無影無蹤;成都的孫靜軒正同造反派打得火熱,抓捕的人沒敢下手,結果只把我和陳孟汀抓來。

他們要我寫揭發羅廣斌的材料,我寫了一份交上去。審我的人一看,氣勢洶洶地說:「你這哪裡是揭發材料,你還在為他塗脂抹粉」!我說:「審判員同志,你們是要我按照我瞭解的情況寫呢,還是按你們的特殊需要寫?如果是後者,我做不到。」

我特別強調了「特殊需要」幾個字。

這一下惹得其中一個人跳起來,他一拍桌子,厲聲說:「你口硬,譚顯殷!我聽說過你這個人,刁!但是你還不曉得我,你還沒認清此時此地,我要整得你血紅血白!你休想回去!」

這是暗指要我死在這兒!

這個人是長壽湖監管右派的主任。

鬥我的大會,聲勢很凶猛,但沒怎麼打人,我只挨了幾腳。這得托李思強的福,他的死讓那幫人收了點手。

會上宣讀揭發我的材料,是我一個右派朋友寫的。他寫道:1960年的一天,我和譚顯殷夜裡從獅子灘划船到三臺,我在船尾,譚在船頭,譚顯殷望著夜空,面色凝重,意味深長地說:「天,快要亮了吧?」我說:」不會吧,還沒聽到雞叫。」譚顯殷恨恨地說:「大躍進以來雞都死光了。」

下面一片喊打喊殺,我立馬挨了幾腳。

批鬥會有一個特點,專門要點與被斗者相好的、關係親密的朋友站起來揭發。我那幫難兄難弟一個也跑不脫。高志長被點起來揭發我,他憋了半天,揭發說:有一次我和幾個人到譚顯殷家裡去,他端出一盤黃豆招待我們,他說,對不起了弟兄們,只有點黃豆招待。譚顯殷說這種話,分明是對社會主義不滿,認為社會主義缺吃少穿……

第二天上坡勞動,高志長看見我,眨了一下眼,點了點頭,微微一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對不起了,老夥計,沒辦法。

一連鬥了我一個月,白天強迫勞動,晚上鬥爭會。那個監管幹部放言:「譚顯殷,你聽清楚,落在我手裡的人還沒有不敗下陣來的。」另一個「審判員」要溫和些,他說:「你跳出來吧,揭發,你不是主要的。」他想分化我,我暗自好笑。他又說:「我還沒見到像你這樣頑固的人,居然一個都不揭發,還不認錯。」我回答:「什麼是錯,什麼是對,我們兩個認識不一樣。」斗陳孟汀,他也是個「老頑固」,絕不認罪。

其實島上這些人鬥,我挺得住,擔心的是紅衛兵進島,這些殺紅了眼的年輕人,無理可講,我和老陳這點頑強和鬥爭經驗,是秀才遇到兵。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天天冥思苦想逃跑的方法、路線,兩個月過去了,無機可乘。

同心島上有一個叫馬鞍山的地方,我觀察到,在馬鞍山腳一個水沱裡,晚上有時停有一條小船。我打上了那條船的主意,腦子裡詳詳細細制定了一個逃跑計畫。我要往與重慶相反的方向逃,還得帶上陳孟汀。陳年齡比較大了,又不會划船游泳。還有,他是在延安平平安安長大的,我是重慶地下鬥爭的出身,比他有辦法。我如果一個人跑了,他肯定更受罪。

我悄悄把我的想法告訴他,他很擔心,說到處是水,難度大,風險也大。我讓他放心,說我自有辦法。老陳同意了。

我暗暗做準備,先托曹貞干買來一對電池,又向詹光(重慶日報右派)借了一個電筒。連續好多天,我白天觀察山勢地形,記方位,半夜起來看,進行校對,晚上看了,白天又校對。有人看管我倆,但看得不緊,看管的人也是「分子」,其中一個就是金踐之,我告訴他我要跑,金踐之不動聲色,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逃那天晚上,還鬥了一場陳孟汀,批鬥會結束後,回到工棚已是半夜十二點。一點左右,我開始哼哼,聲音由小到大:「肚子痛喲,唉喲,肚子痛喲。」我一邊哼,一邊看反應。沒人理,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開鬥爭會,累得早進入夢鄉。我輕輕下床,對著門栓沖了泡尿(免得它響),然後悄悄開門溜出去。我摸到老陳住的地方,按計畫拉動從窗裡伸出的一根細麻繩,然後伏在地上等。不一會兒,老陳夾著一個包袱,貓一樣地溜出來。我們倆彎著腰,輕手輕腳往湖邊走,沒有月亮,但路熟,不一會兒,我們就到了船邊。

上了船,才發現沒有橈片!這一驚非同小可。老陳慌了,說,趁還沒被發現,趕快溜回去。

我想了想說,不,你趴在船上別動,我去想辦法。我返身往山坡上摸,打算找一根插四季豆的竹竿。我在茅草叢中鑽,生怕遇到豺狗和蛇,為了逃命,顧不得了。

我找到一根竹竿,又拔了兩根備用,然後返回船上。我在船尾一邊劃一邊辨認方向,長壽湖到處是水灣水沱,稍不留意就要迷路。船走得太慢,我於是叫老陳趴在船頭用盅子劃。整整劃了兩個多小時,我全身都被汗水打濕了,包括褲腰帶。

我們在墊江縣的地界棄船上岸,沿著一條小路往墊江的白家糧倉走。1959年我在捕魚隊時往那個方向走過一次,記得翻上坡有一棵黃桷樹,過了八年,又是夜晚,我一路擔心,怕走錯路。

四下伸手不見五指,那把電筒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走一段我就關掉電筒,蹲下來借天空的背景看山形。還好,我找到了記憶中的黃桷樹。從黃桷樹到白家場有15里,走到白家場天還沒亮,我們不敢停留,急匆匆又往嚴家場趕。我們兩個的鞋子都走爛了,腳打起了泡,我們乾脆把鞋扔了,赤腳走。走到嚴家場是早上八點鐘,鋪子開門了,我們各花兩塊五買了一雙膠鞋,然後坐到館子吃早飯。

我要了四兩燒酒,炒了一大盤鱔魚,還有兩個蒸籠,一缽湯。嘿,那個鱔魚才叫好,四角錢滿滿一大盤,店老闆說,當地黃鱔8分錢一斤。

如此便宜的上等貨,怎能不吃!

老陳十分著急,四下張望,生怕有人追上來,他氣急敗壞地對我說:「你這個人就是貪杯!這個時候了還要品酒!快點吃,吃了走!走!」

我胸有成竹地對他說,我算好了,他們起床後發現不見人,還得找一下,八點鐘出工還不見我們,才會斷定我們逃了。匯報上去,再打電話到獅子灘,折騰下來至少半個多小時。還有,他們主要的攔截方向肯定是通往重慶的公路碼頭,不會想到我們反方向逃跑,我們有時間好好吃頓飯。

事後證明,我的判斷都是正確的。

吃完飯,上路,這一走,又走了30多里,走到高峰場。一個飯店的招待員說,下午有一輛過路班車到墊江縣城。

實在走不動了,兩個多月的連續勞動和批鬥,一夜的緊張奔命,把我們累垮了。

下午四點來了一輛客車,我們搭上車,天黑前到了墊江縣城。

縣城裡一片喊打喊殺聲,高音喇叭吼得震天響,火藥味很濃。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兩派正在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打鬥得難分難解。

我一看這陣勢,心中暗喜,對老陳說,放心放心,今晚不會有事,他們打得越熱鬧我們越安全。

我們找了一個不起眼的雞毛店住下來。我帶得有菜站的工作證,店主把我們當成重慶來的客人,熱情迎到樓上住。

當天晚上,我還溜出去看了一眼墊江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

第二天一早,乘車繼續往北,到了梁平,住一晚又乘車到大竹,從大竹又到鄰水,最後回到重慶。

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讓那些在獅子灘,在長壽碼頭,在朝天門追捕的人白忙一通。

我同老陳在市中區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隨後,老陳逃往北京,我逃往成都,我在成都呆了大半年,確信沒危險了才回到重慶。

1979年,市委組織部的人找我談話,問我這些年怎麼過來的。我說,四年魚販子,一年流浪漢,十六年菜販子。他說,算不錯嘛,活出來了嘛。我說:「是呀是呀,我還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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