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8月24日訊】人和動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記憶，動物沒有記憶。人吃了辣椒知道那是辣的，吃了苦瓜知道那是苦的，喝了醋知道那是酸的。可而今一些人卻沒有記憶了，至少是失去記憶，過去的亊情記不得了，諸如「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六四」。究其原因，一是官方用盡一切解數封殺歷史，強迫你遺忘，教科書，報刊、電視等媒體都絕口不提；二是三番五次發紅頭文件和通知，不準提及這些事；再就是經歷者的我們，出於自身安全的原因，總是自覺和不自覺地迴避，在客觀上為毛澤東掩蓋了諸多罪惡。《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先生在前言中，一針見血地寫道：「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為此，我們決不能面對歷史說假話，不能把經歷過的各種災難帶進墳墓，幫助「偉光正」撒謊騙人，而去玷污靈魂。
我已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在我有生之年，不會放棄對歷史的責任，一定為歷史留下證詞，如果為此而遭不測，一定無悔無怨。不但要說真話，還要追問和思考：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它的經驗和教訓在哪裡？藉此證明，我們沒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最終維護了一個具有精神力量與智慧的人的尊嚴，得活得像個人！所以我總是把親歷、親見、親聞的亊情記下來。但凡與「五七難友」接觸，總要談及往亊：你是怎麼打成右派的？打成右派後吃了些什麼苦？看到了些什麼悲慘的事情？不厭其煩地追問，不厭其煩地記錄。
新近，難友戴傳熹從杭州來京看望女兒，距我家十站車程，直達不轉車，去來較為方便。我們整整有三個半天在一起交談往亊。他長我近兩歲，乍看比我還年輕，來去背個旅行包，罩頂Polo白色的旅行帽，用時下流行語叫「酷」。開始他覺得自已沒有什麼可寫的，對於過去的亊情記不清楚了，經過幾次交談，他終於找回了那段失落的記憶，他親歷親見的亊情，竟如此驚心動魄！
他是哈爾濱外語學院的本科生，李鵬夫人朱琳同級的同學。遠在學生時代，他就對日寇侵華心懷深仇大恨，追求民主，渴望社會公平正義。遠在1949年，在地下黨組織同學的引導下，加入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3年國家大規模基本建設開始急需各類人才，他被提前結業分配到北京中央政府政務院設計總局（現釣魚臺國賓館）外事室工作，後又任蘇聯專家日爾柯夫斯基日常翻譯，長駐瀋陽第一機械工業部第四設計分局，奔走於東北各地。想不到這麼一個風華正茂，年輕有為，前途似錦的有用之材，為了響應毛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治「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誘惑下，心想「我是一名青年團員，又是團幹部，聽黨的話，起模範帶頭作用，這是我應盡之義」，就在一次會議上，來了個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和實話實說，同時還向組織反映了一些來自群眾的社情民意，其核心諸如「共產黨一黨天下；共產黨以救世主自居，自詡一貫正確；向蘇聯一邊倒不科學；共產黨說得好聽，做得並不好看，如今人民當家作主、民主、自由等與日俱減等等」。沒有想到不到二十天時間，竟成為全院的「右派明星」。
黨和組織對他本著「寬大為懷」，處分是保留公職送勞動教養，月工資從過去的72元降為36元，送到錦州市錦西勞改化工廠去「勞動改造」，這一去就是整整20年。
「保留公職勞教」我還是第一次得知人間還有此「罪名」，在我們四川近十萬右派「勞教大軍」，全是開除公職的，而且是強迫勞教。我想也許此種富有中國特色「保留公職」的「勞教」，一定比我們「寬鬆」、「人道」。唉，哪知更霸道。他說，整整關了20年，這20年全在錦江勞改化工廠的高牆裡，前11年（1958至1970）在高牆這邊是「勞動改造」，拿錢買飯菜票，在所謂「職工食堂」吃飯；後9年（1971至1980）在高牆那邊也是「勞動改造」，是國家統一供應吃穿。四川話叫「穿公家吃公家，背上背個紅疤疤」。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是怎樣地在違反法律，漠視人權，五十年後的今天此種惡法仍然大行其道。難怪毛澤東還虎視眈眈地站天安門城樓上，國家如能有民主憲政？這叫「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他「升級」沒有一點原因，「既未偷又未搶，更未參加國民黨」，僅是出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轟轟烈烈的「一打三反」運動要打擊「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是裝在倉庫裡的「現成貨」，抓出來買就是，也是「偉大領袖」「英明決策」的「偉大體現」。回憶到這些往亊，難友戴傳熹無可奈何地地說，我可是「接受改造」的，突然一天把我送進「集訓隊」學習，再後抓進錦州市看守所，一未過堂，二未審問，一宣布就是15年。「罪名」是「一貫堅持右派反動立場，對現實不滿，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並用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攻擊偉大領袖，為工賊叛徒內奸劉少奇鳴寃叫屈，企圖復辟資本主義……」聖女林昭是這樣殺的，川大女生馮元春是這樣殺的、「紅岩志士」周居正是這樣殺的，共產黨員楊應森是這樣殺的，王申酉、李九蓮、張志新都是這樣殺的。殺殺殺，不然何以叫「無產階級專政」？他萬幸，才十五年。此後妻子離婚，女兒改姓，一個本來就是破碎的家，散架了，肢解了，「黨啊，你真偉大！」
不過，更使他揪心驚心的，是「升級」宣判的那一天夜裡，大概是1970年7月的一個晚上，獄吏突然將看守所30多個「未決犯」集中關在一個大監舍裡，就像一群將送到屠宰場去宰殺的牲口。個個驚魂落魄，懸心吊膽，蜷縮在土炕上，不停地顫抖。晚上十點，一個身負腳鐐手銬的重犯，在一群武裝的押解下關了進來，就睡在他的旁邊。出於人性的良知，他主動關照呵護，諸如解手幫他拉褲子，吃飯幫他餵進嘴。他悄悄打聽，才知這是個南方人，原是一家國營廠礦的技術員，好讀書，好學習，好古詩詞，只因在書寫日記的首頁上，有岳飛《滿江紅》一詞而引出橫禍，那個南方人在「壯士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字裡行間加有著重號。
在那個瘋狂血腥年代，特別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只要運動一來就得過濾。南方人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官，自然有天生的「反動思想」，為什麼上千萬首詞不寫，偏在日記上寫這首詞？「胡虜」、「匈奴」又指誰？查階級追五代，硬說是針對共產黨。加之在批判鬥爭時，他態度不好，出手打了「積極份子」，被戴上一頂不大不小的帽子「階級報復」，抓進看守所。就在兩個月前的一個晚上，他拉肚子，不慎誤撕了一頁「紅寶書」做便紙，為一個叫驢的犯人檢舉。那時，這破玩意兒遍地都是，就像今日牆邊地角的白色垃圾袋，但卻褻瀆不得，有如修道院的聖女，如果誰不注意褻瀆了一下，就像褻瀆了書的「偉大」作者，稱之為「惡攻罪」，是要砍頭的。這個南方人卻遇上了。晚上南方人要小解，他為他拉褲子，南方人死活不讓，說：大哥，我是要死的人了，怎能折騰你。第二天早晨早餐，他去餵他麵湯，南方人說，大哥，你吃吧，要走的人了還有什麼餓不餓？他含淚相勸：別這樣想，還沒判呢！就撕了一頁紙唄！
筆者所在的四川省笫四監獄，好幾個犯人寃死在此事上。有什麼辦法，時代就是如此荒唐。今天活著的人真難以相信，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會有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光輝，這就是歷史！
更使人驚嚇的是，他們被押到錦西市火車站去公判，三四十個人清一色的「反革命」，人人胸口掛著打了紅叉的紙牌。武裝人員強扭「犯人」雙臂，讓他們全部跪在地上。其中一個胸牌上寫有「現行反革命馬相冀」的人，正好跪在戴傳熹旁邊。不會兒馬相冀被兩個武裝人員拖到後邊去，大約10分鐘後又拖回來跪在原處，滿口鮮血說不出話，原來馬的舌頭已被割去。馬相冀也是犯的「惡攻罪」，當法官一字一板宣讀判處他死刑時，馬似有不服，嘴不停蠕動，只有「嗚…嗚…嗚…」的聲音。那天共計殺了五六個像馬相冀這樣的「現行反革命」，戴傳熹還算運氣好，暫時保住了小命。
在那個年代，殺人就像殺隻雞，念完判決書就拉出去，家屬還得付子彈費。姓驢的人，原是個判了死刑的強姦犯，他作案是在一輛大貨車上。一個晚上，他扒車盜竊，車上篷布下有兩個搭「黃牛」的婦女，他竟然當著一個婦女面強姦另一個婦女，案情轟動錦西市，加上前科被判處死刑。這次因「檢舉有功」，改為了無期。一次「驢」當著他的面，恬不知恥地說：哈！十年後出去，我是現成老太爺了！氣得他揮手一拳，重重打了「驢」，為此被記大過一次。
共產黨的監獄把人渣和精英關在一起，而且還用人渣來監督精英，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應載入世界吉尼斯記錄。馬相冀被殺沒有叫出聲來，今天我們為他大叫一聲：馬相冀，活著的人永遠記著你的名字，你是無辜的，是暴政吞噬了你的生命，縱在陰間也要向毛澤東索命！
這是一個險些被忘卻的記憶，要不追索查找，就失掉了。只有找回失去的記憶，才有記憶的文字。拒絕遺忘，是我們一代倖存者的歷史責任！
戴傳熹，1993年在國企杭州電子儀錶組件廠以高級工程師退休，但失去的二十多年春歲月再難以找回。他說：這個共和國政府為何會如此狠毒？明明把無辜者錯劃了，欠發他的工資至今不認賬，豈不忒霸道了？！我將保留討還公道的權利。
討還公道，不是他一個人的聲音，是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的聲音，也是我們55萬右派的聲音。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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