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無恥的洋人》《天安門》的紅色烙印
第五章
《天安門》的紅色烙印
共產黨能為禍人間至今的一個原因是善於撒謊：針對不同的人，撒不同的謊；在不同的階段，撒不同的謊。撒謊者以不同的面目出現，讓人應接不暇，難以辨別。
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死時，共產黨已通過各種名目的整人運動害死了八千萬中國人，但因為會撒謊，幾乎無人質疑共產黨的合法性。
八十年代，「文革」中生長的一代中國人進入大學。他們大多沒有恐怖記憶，勇於追求自由。一九八九年，中共的蠻橫無理再一次促使莘莘學子奮起捍衛人的尊嚴，他們的無畏和奉獻讓天安門廣場一度成為世界的焦點，促使海內外華人獲知撒謊和施暴是共產黨的生存之道，得以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六四」屠殺雖然又害死了幾千中國人，但這一次因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產黨的合法性終於蕩然無存。
以柴玲、高行健和戈揚為代表的三代中國人從此與共產黨決裂。在華人中第一次湧現唾棄共產黨的浪潮。
天安門一代喚醒了無數中國人，其中包括我。與柴玲同齡的我，「六四」前已留學德國，因此，在過去的二十三年裡，我有機會自由地探尋被共產黨扭曲和掩蓋的各種真相。 研讀史料，辨別真偽，揭露謊言，呵護善良成為我今生的事業。
以天安門一代為主導的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受到共產黨的監控和滲透。同時，共產黨也一直在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不過共黨喉舌缺乏信譽，難以欺騙世人。可是由卡瑪夫婦製作的影片《天安門》卻迷惑和誤導了海內外無數觀眾包括反抗「六四」屠殺而入獄七年的武文建。
武文建居然因影片《天安門》而讚賞卡瑪，詆毀柴玲。因此，有必要把卡瑪像她父親韓丁、母親史克、姑媽寒春、姑父陽早、表弟陽和平和曾祖姑母伏尼契一樣屬於紅色洋人的事實公諸於眾。他們一家都符合洋五毛的標準，雖然他們因所處的時代和環境表現不同。
在「六四」屠城二十一週年之際，又有網民撰文，為柴玲洗涮污名。其中一篇標題為《從魯迅談學生領袖想到柴玲》指出，「卡瑪的東西是有失公允的，不管是出於有意或者無意，其認識導向很明顯，客觀上造成的效果也很顯著。就像有的網友指出的，此人１９９５年製作發行了《天安門》（１０月首映）。其後，還能自由出入中國，並能採訪到國家領導人王光美，並在２００３年秋髮行《八九點鐘的太陽》，這種兩邊通吃，佔盡了兩個制度好處的人，是不平凡的，應該警惕。請問有幾個搞６４研究的，搞文革研究的，可以享受到她這樣的待遇？」（未完待續）
《天安門》與柴玲
共產黨從一九四九年起，霸佔了大陸的全部資源，老百姓完全被它蒙在鼓裡，受它欺騙，被它糊弄，任它宰割。
天安門一代從小就生長在中共打造的，魯迅臆造的「鐵屋子」裡，接受共產黨的赤化或曰毒化，能在大學時代群起抗爭，要求自由，堪稱壯舉，值得謳歌。 他們為民請願，為國分憂，要求與獨裁者對話，勇於挑戰強權，實在可歌可泣。他們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氣和奉獻震撼人心。
在他們的感召下，在共黨獨裁中國的四十年裡，第一次發生了百萬人的和平遊行，抗議共產黨強加給天安門一代的罪名。
二零零七年，當年和柴玲一起絕食的二百多學生之一在網上發表《關於柴玲的兩句話》，為柴玲說公道話。文中說，「當時我們從北師大出發到天安門的時候，真是淒慘呀，一個人頭上紮了一個絕食的白布條，一共就兩百人，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啊。…… 誰料到絕食得到了那麼多人的支持，到第二天白天，人就多了起來，後來天安門居然去了上百萬人。」
共產黨無視民意，發布「戒嚴令」，用謊言和武力強暴民意，促使世人認識到共產黨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霸佔了中國的匪幫。
柴玲無疑是天安門一代中的佼佼者。她參與起草的《絕食宣言》、她在五月二十八日留下的「最後的話」（五•二八講話 ）和她在逃亡途中於六月八日在武漢大學錄製的講話都真實地記錄了以她為代表的天安門一代的人性光輝。他們英勇無畏，追求自由，堅持非暴力。這三份歷史文獻至今令人感動，催人淚下。在五月二十八日柴玲就「用生命來請求和委託 Philip Cunningham 向全球的華人轉達我真實的思想和感受」，其中包括，「我想最終目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地站起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地誕生」。她用語言表達了也屬天安門一代的湖南三勇士用蛋擊毛像顯示的先見之明。
即使「六四」屠殺後，柴玲在錄音講話裡還在強調「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我們在進行的是一場愛與恨的戰爭」。 同時她還在錄音講話中問，「如果說那些拿著衝鋒槍殺無辜市民的士兵是野獸、畜牲的話，那麼這些坐在電視螢幕前、攝相機前撒謊的人，他們是什麼人？ 」
二十三歲的柴玲已經本能地意識到中共就是靠施暴的槍桿子和撒謊的筆桿子來維持政權。而這些筆桿子中就有卡瑪一家六口。
卡瑪拍《天安門》時找過柴玲，但柴玲拒絕接受她的採訪，顯然那時她也本能地意識到卡瑪是罕見的洋紅衛兵。柴玲們齊集天安門是在向共產黨抗議，而卡瑪們齊集天安門是在向毛澤東致敬。紅衛兵一代與天安門一代水火不容。
卡瑪曾發表《為什麼〈天安門〉沒有採訪到柴玲？——〈天安門〉中文稿本補記》，其中透露「當我告訴她已接受採訪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劉曉波這些觀點與她不盡相同的人時，她的言語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煩」。 卡瑪不知每個瞭解八九民運、戴晴和劉曉波的讀者都會理解柴玲的反應。八九學運時，戴晴與中共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有聯繫，並以閻明復的名義邀請李洪林等名人去勸導學生。可是她卻不顧這些名人要求政府退讓的三點呼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李洪林語），結果遭到學生反對，與學者反目。戴晴與卡瑪都屬中共專制下的特權階層 — 紅衛兵一代，與天安門一代立場不同，從一開始就格格不入，這場冷戰持續至今。
劉曉波先像侯德健一樣借絕食在天安門廣場上搶風頭，「六四」屠殺後卻又都出面為中共圓無人死亡的彌天大謊。一九九二年，劉曉波還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來自暴其醜，抹黑他人。為此劉曉波一直遭到正直之士的批駁。劉曉東（筆名三妹）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網站《自由聖火》上發表《點評和節選：〈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一章》，專門提醒世人不要上劉曉波的當。劉曉東也屬特權階層、紅衛兵一代，但她對共產專制有深刻地反省。在這篇文章中，她明確質疑劉曉波二零零九年發表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像《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樣，是劉曉波的「故伎：拿民主當招牌，把說謊當成一項高尚的事業」。劉曉東認為「我們需要重讀劉曉波的《獨白》，讀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初鄭義、王若望、劉賓雁如此憤怒。」鄭義當年對劉曉波的評價現在還不過時：「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掂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這和劉曉波推崇中共的偶像魯迅，說魯迅是中華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資源」不無關係。（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