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彭德懷臨終前高喊：「我不用毛澤東的藥」(組圖)
【看中國2014年05月29日訊】[導讀]彭德懷因癌症轉移，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文革」彭德懷遭揪鬥（資料圖）
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裡，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週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裡露出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著，渾濁的眸子裡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干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裏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藥就用什麼藥，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裡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接班後，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盡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臥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呆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人。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裡，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裡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裡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畫、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
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裡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我負責的病人裡，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裡，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藥，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嚥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裡露出來；他面色鐵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裡，渾身瑟瑟顫抖，目光呆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士兵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裡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士兵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士兵衝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嵴背，彷彿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呆呆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桿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鐘，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週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士兵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裡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彷彿是從他胸腔裡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裡傳出。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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