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房產商破產潮大舉來襲(圖)
【看中國2014年05月15日訊】青年經濟學者溫克堅撰文：曾經風光無限的各個地方龍頭企業，他們賴以驕傲的地方政商資源，已經成為他們命運的詛咒。
近日經過某個城市地鐵出口，發現一群群西裝革履的年輕售樓小夥，跟隨著來來往往的路人，向他們塞去各種樓盤資料。這讓我想起去年年底在三亞，晚上十點多在海邊散步的時候，還能碰到很多向遊客分發樓盤資料的售樓員工，這些現象也許表明瞭這些員工的敬業，當然也從另一個側面表徵了樓市銷售的嚴峻狀況。
樓市的基本走勢其實已經越來越清晰，除了成交量等市場數據反應出來的信號之外，媒體報導也把很多身處危機中的房地產企業推到公共輿論中來，我們看到很多區域性的所謂龍頭企業正在成為房地產行業畸變的樣本。
這其中有浙江紹興的浙江賜富集團，根據浙江賜富集團官網的信息，這是一家專業從事化纖原料開發，生產為主，輔以紡織麵料、房地產開發、石油、運輸等商務貿易的大型企業集團。
根據媒體的報導，賜富集團5月份有45億負債到期無法按期歸還，涉及20家銀行。通過那些語焉不詳的線索，筆者查到賜富集團也參與了房地產投資和開發，其中一個項目在昆明的貢縣經濟開發區，而這個區域正是眾所周知的鬼城之一。類似賜富集團這樣，從原來特定行業的龍頭型企業，以業務擴張的名義，參與大量房地產開發，其實並不鮮見，筆者瞭解到浙江中部某家飾品企業行業的龍頭企業，同樣因為房地產開發而走入困境。
通常來說，所謂龍頭企業，往往是行業的佼佼者。只要那個特定行業沒有消失，都可以利用其行業地位賺取商業利潤，而來自不同行業的龍頭企業，都共同栽倒在房地產領域。這個越來越典型的現象，自然和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相關。
從股權性質來看，各地有代表性的龍頭企業，基本還是以民營企業為主，他們或者是某個行業的鉅子，或者是一個綜合性的集團，他們是當地的利稅大戶，在當地經濟生態圈中享有特別重要的位置。
也因此，地方政府也會從各個角度給與這些龍頭企業額外的照顧，比如包括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政治待遇，土地和廠房的批建，地方金融機構信貸資源的傾斜，很多時候也包括財政補貼和政策傾斜。2009年以來，作為金融有限放開的一種姿態，各地紛紛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其中一個參與資格就要求是地方的所謂龍頭企業。
龍頭企業作為地方經濟的名片，也會給地方政府主要官員帶來一定回報。除了那些隱蔽的利益輸送之外，即使是從官員正常的政績來說，龍頭企業的存在也可以成為官員政績的重要支持材料，也因此地方政治生態和這些龍頭企業之間就有了各種各有的交集。
最近數年來，大部分傳統行業競爭日益激烈，地方龍頭企業的利潤空間受到壓縮，而房地產行業卻正好經歷了所謂的黃金十年。因此無論是從商業邏輯，還是上述提到的政商互動邏輯，地方政府和當地龍頭企業在房地產領域，很自然地就進入了一種密切合作的關係。
這種密切合作可以有多種形式。比如在土地招拍挂、舊城拆遷、城市改造等過程中，地方政府和龍頭企業就有很多相互串通的空間。當土地市場低迷的時候，龍頭企業可以積極入市，而地方政府也會通過特定方式回報。龍頭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這種曖昧關係就是為輿論所詬病的權貴資本主義傳統劇目，幾乎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過程。
房地產並沒有很高的技術門檻，地方龍頭企業可以利用多年積累的政商資源，以更優惠的條件拿到土地和資本，同時充分利用本土的社會資源。過去十年房地產高額的利潤空間，是對這些龍頭企業的絕對刺激。一個可以預見的軌跡是，在轉型和業務發展的修辭下，大部分地方龍頭企業的業務版圖裡，都多了房地產業務板塊。
千軍萬馬參與房地產導致的結果是，全國湧現出了數萬家開發商，整個市場的集成度非常分散。根據公開的統計數據，2013年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萬科的整個市場份額不到2%，包括萬科、綠地、恆大、中海、龍湖、碧桂園、綠城、保利等全國十大房地產開發商，其市場佔比也大約只有15%。
這種市場格局的形成，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三四線城市大量的本土開發商，利用當地的政商優勢，成為開發商陣營強大的力量。很多全國性的外來開發商，要到一個新的城市去拓展的時候，往往都需要找到當地開發商作為其合作夥伴——這裡包含了強龍不壓地頭蛇的某種意涵。
客觀地說，掌握地方民營龍頭企業的這些創業家們， 一般都具備基本的企業家才能，比如敢於冒險，善於發現機會，有良好的經營管理能力。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市場競爭中逐步成長，成為地方龍頭企業。但在和地方政府官員的種種交往過程中，這些企業家往往獲得了更多政商資源，其對市場機會和風險的識別能力反而逐漸退化了。
而房地產行業畢竟是一個需要專業能力的行業，大量的地方龍頭企業從其他領域轉換到房地產行業中來，固然可以有一定的習得能力，但對房地產行業的產品設計、品質控制、銷售技巧、售後服務、品牌聲譽等等領域的專業能力，畢竟會有一定的弱項。在房地產上升初期，市場參與者都能分享高額利潤，競爭劣勢可能會被掩蓋，而當市場行情變換，這種劣勢就可能是致命的。
更重要的是，在所謂的業務轉型和升級過程中，或者由於原來行業空間太小，或者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利潤率太低，地方龍頭企業往往逐漸丟失在原來行業的競爭優勢，因此在市道轉換之際，原有行業無法為企業提供持續的現金流和面對危機時候的掩體。
中國這一波房地產泡沫破裂浪潮，首先發端於三四線城市，其中原因當然主要是因為三四線城市供應更加過量，同時其有效需求更加不足。因此從2013年以來，大量三四線城市的開發商資金告急，但由於和地方政府的密切關係，他們又無法以市場化方式盡快逃生，因此問題越來越嚴重，有眾多地方龍頭企業被深度套牢。
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也試圖以種種方式來施以援手，具體手段可能包括緩繳土地出讓金、稅費優惠或者暗暗取消限購措施等等，不一而足。但房地產作為資金密集型行業，開發商的融資能力特別重要，而恰恰在這點上，中國金融體系對此的分配機制還是呈現某種金字塔性狀，信貸額度按層級、區域等計畫分配，很多三四線城市的銀行機構，甚至包括工農中建等大型國有銀行的分支機構，其所能掌握的信貸資源都非常有限。
因此，當貨幣趨緊，很多銀行機構開始惜貸的時候，大量的地方龍頭企業肯定會受到衝擊，他們長期依賴的地方政商資源並無力給與他們太多幫助。開發商們雖然可以通過信託，銀行理財通道來進行融資，但這意味著必須支付更大的資金成本，而在很多時候，三四線城市的開發商則必須依賴民間高利貸渠道進行融資，這往往是崩潰前最後的手段。
如上述例子提到的，經歷了半年甚至一年的市場蕭條行情，一些開發商已經無法支撐局面，破產在所難免。未來一段時間，我們可能見證更多三四線城市的開發商破產的新聞。在這種狀況下，地方政府往往也會做最後的努力，那就是以經濟維穩的名義，派出工作組接管這些搖搖欲墜的企業，這個過程所涉及的法律爭議，應該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話題。
不過從經濟後果來看，這個過程意味著破壞了市場公平，滋生更多的道德風險。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將會有更多地方龍頭企業和地方政府上演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劇目。曾經風光無限的各個地方龍頭企業，他們賴以驕傲的地方政商資源，已經成為他們命運的詛咒。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