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中共的一個決定給中國帶來的後果(圖)
89年六四期間王維林隻身擋在了坦克車前面。
【看中國2014年05月03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報導）美國《時代》雜誌4月29日消息，要瞭解中國的國情，就需回顧中共於1989年後做出的不同尋常的選擇，其在經濟和政治上選擇了兩種極端相反的做法。
到如今已25年了，這段時間足以反映當年事件的實際影響及後果。不幸的是，1989年天安門抗議活動，這件改變了中國發展方向的大事，在中國媒體上卻找不到任何討論或反思。中國人有很強的歷史意識，但他們的歷史記憶常常是有選擇性的。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常常在中國的幾所大學做演講和教授課程，讓我驚訝的是，中國名牌大學的學生對89事件知之甚少。而結束了近70年的中日戰爭，卻被大多數人所知道。但是，也不能指責學生們，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獲得公開的資源，從而瞭解該89事件的詳情。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變革。許多這些變化，不論正面和負面，都可以追溯到中共政權在1989年後所做出的決定。學運後，合法性受到挑戰的中共放棄了平衡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做法。對於經濟改革，他們採取了極自由和激進的方式，而對於政治改革，他們就選擇了極至保守和僵化的做法。這就是1989年中共的選擇。
作為其首要任務，中共想盡辦法來維持穩定和保持社會秩序。在社會層面，它試圖分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共採用嚴格的社會控制，並試圖採用極端的方式來抑制可能的反對活動。中共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投入的財政預算竟比國防預算還高。與25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國更沒有言論自由。雖然社交媒體提供了新的渠道來表達意見，但今天中共對媒體控制比上世紀80年代的還要嚴格。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的非政治性活動方面，中共給中國人提供了很多自由。25年來，中國從一個毛派國家轉變為一個娛樂中心。但近年來，我們看到中國道德的衰落：腐敗與醜聞，缺乏信仰，只看重金錢。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正面臨社會的危機。
今天的許多問題，如腐敗、污染和發展的不平衡，都也可以歸咎於中共1989年時做出的選擇。經濟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和權力。然而，諸如最近發生的，一個年輕人為了購買新款iPad竟將自己的腎臟賣掉的事件一樣，中國為經濟發展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搭上了它的環境、道德和社會發展的籌碼。經過25多年的發展，中共已經注意到，其面臨尋找新經濟增長點的困難局面。中國勞動力成本日益增加，中國正在失去其競爭力。房地產市場的快速增長顯著促進了中國的GDP，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條道路是不可持續的。它已經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
此外，中共試圖分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中共的內政極力鼓吹民族主義，用民族和愛國主義教育來加強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合法性，以增加社會凝聚力。在對外關係方面，在過去的25年，中國已經接受了全球化。近年來，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內外政策的分離創造了許多問題。舉例來說，民族主義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受到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的影響，年輕一代中國人變得更為民族主義，他們強烈批評中共處理中國南海和釣魚島等問題過於軟弱。中共處於既要應對外部糾紛，又要面對國內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這樣一個兩難境地，中共已經發現在有很少的靈活性。
1989年，民主運動的主要要求包括：政府進行政治改革，遏制腐敗和控制高層領導的子女享有的特權，公布政府官員的收入，並停止媒體審查。25年後的今天，很不幸的是，所有這些要求都沒有實現。事實上，與25年前相比，上述的情況變得更糟。例如，自89年以來，人們目睹官員及其家屬通過特權得到了權力的巨大擴張。最近的新聞報導透露，至關重要的經濟命脈，如電力、石油和天然氣，以及幾大電信行業，都被李鵬和周永康這樣的幾個家族所操縱。
中國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資源，中共用其購買知識精英的忠誠度。共同的利益讓學者、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凝聚在一起。現在，他們已經成為利益相關者和「新中國公司」的共同擁有者。例如，在中國頂級大學的教授現在經常收到國家資助的經費。看上來，這些在中國社會頂層的人們很滿足的分享他們的股息，所以他們一邊唱著市場經濟的讚譽，一邊贊同一黨統治的穩定。儘管1989年中共的選擇導致了極端政策，給當前中共創造了巨大的問題和困境，有一件事，中共不再擔心了：今天的多數知識份子和大學生都在想著賺錢，忙著實現自己的個人權力和財富的「中國夢」了。
本文作者汪錚是西頓霍爾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的主任，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全球研究員。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