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法國左派紅潮帶來的災難
【看中國2014年05月02日訊】 1968年5月，法國左派掀起造反紅潮，其影響波及了整個洲際大陸的政治和文化。歐洲很多左派政府的產生，就和這股紅潮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有關。
對法國來說，當時簡直像是一場煉獄。在全球反越戰浪潮，尤其當時中國文革紅衛兵的傳染下，法國左翼學潮興起，被史家稱為「六八學運」。先是巴黎的大學生示威，然後演變成暴亂。接著左翼工會加入，引發全國性罷工、罷課。巴黎街頭出現了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那樣的街壘和巷戰，最高峰時，約有一千萬人加入抗議行列，整個法國簡直到了一場大革命的臨界點。
主導這場「五月風暴」的是法國左派知識份子。他們嚮往紅色蘇聯的左翼烏托邦，那個蔑視法治、崇尚暴力的羅伯斯庇爾傳統，在這個時刻也開始呼風喚雨。參與這場運動的法國知名左派「公共知識份子」格盧克曼（Andre Glucksmann）把這場運動定性為：「希望改造世界，就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一樣」。
這場「紅潮」的思想旗手，就是被稱為「存在主義大師」的薩特，還有他的革命情人、宣揚女權主義的西蒙波娃。這對革命夥伴五十年代曾訪問蘇聯，回來就說蘇共的好話，為共產主義辯護。薩特還被卡斯特羅、毛澤東等獨裁者請去做客，回來後就稱讚共產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對毛的共產中國，尤其文化大革命，更是迷戀嚮往，讚不絕口。
當法國的學潮興起時，薩特異常興奮，四處奔波演講，提出「必要的暴力」理論，煽動說「暴力是遺留在學生手中的唯一的東西， ┅┅在我們西方國家，學生代表了反對既定統治的唯一力量。」他和西蒙波娃最喜歡的學生口號是「把禁止禁止掉」，那就是要像中國的紅衛兵那樣，打破一切秩序、法律和道德，要建立一個像蘇聯和中國那樣的「新社會」。
薩特鼓勵青年人造反、革命、性解放，打破一切規矩和限制。他還把自由的法國描繪成像是「巴士底獄」，煽動年輕人說，沒有理由把明天的快樂建築在今天的不公不義、壓迫和痛苦之上，要改善狀況，就得趁現在。薩特儼然成了法國思想界的「毛澤東」，要指點江山、激揚「暴力」，顛覆法蘭西。薩特的名聲和影響力也在這個時候達到巔峰。
即使今天，當年領導這場五月風暴的狂熱毛派份子、物理學家吉斯瑪（Alain Geismar）還說，「這場運動是成gong的革命，但不是成gong的政治革命。」因為他們沒有像列寧「攻打冬宮」那樣摧毀了政府、拿到政治權力。仍然極左的格盧克曼今天雖已高齡，卻毫無反省，仍說五月風暴是「一座巨碑，應該推崇、紀念。」
當年以反越戰、反以色列出名的英國左翼領袖阿里（Tariq Ali）近年還在倫敦《衛報》上撰文「所有激情都到哪兒去了？」哀嘆今天歐洲左派反美、反資本主義的示威勁頭，缺乏六十年代那種「毅力和共鳴」，憤憤不平地追問，「激情」都到哪兒去了？
左派們的哀鳴可想而知，因為伊拉克戰爭時歐洲還有德、法、俄組成被稱為「舊歐洲」的同盟，反對美國領導的鏟除獨裁者薩達姆的伊戰。但今天，德國的左派施羅德政府早就下臺，保守派的默克爾總理出生在共產東德，深知什麼是邪惡，上臺後就實行親美、減稅、充分市場經濟的典型右派政策；並改變左派施羅德總理要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立場，堅持批評中共踐踏人權，呼籲「我們要有勇氣批評中國」。
隨後法國的變化更令世人矚目。法國二戰後從戴高樂開始，就有一種大國的衰敗感和輸不起勁頭，從而嫉妒和杯葛美國，戴高樂執政的法國還曾一度退出了「北約」。後來希拉克當總統後反對美國領銜的伊戰，就有這種背景。而希拉克當時手下的詩人外交部長（後又任總理）德維爾潘則以反美、崇拜拿破崙、對伊斯蘭主義有浪漫情著稱。而法國的國內政策，更是偏左：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國有化，推行福利社會主義經濟。結果導致法國經濟多年發展滯緩，不要說遠落後於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在（保守派）薩科齊當選總統之前的五年中，其經濟增長率才是英國的一半。
高稅收導致很多法國人不堪重負而「出逃」，像國際知名的法國搖滾樂手強尼哈萊德，則被迫移民瑞士。他說，「法國加給我的重稅，讓我感覺厭惡，我受夠了。」而在強尼之前，則有法國的汽車鉅子、香奈爾大股東、家樂福合夥人、網球天後、當紅名模等很多名人富豪，都因躲避高稅收而遷離法國。
「受夠了！」不僅是強尼等法國富人的情緒，更反映了被重稅盤剝的歐洲其他國家中產階級的感覺。所以才出現在「英國20世紀最佳首相」的評選中，強烈主張市場經濟的撒切爾夫人榮居榜首。這還是英國左翼歷史學家貝克特（Francis Beckett）主持的評選，連左翼學者們今天也承認，撒切爾首相任職期間，「扭轉了英國戰後三十年的福利國家體制和工會強權體制」。
撒切爾夫人推行私有制、減稅，並堅定反對共產主義、親美的政策，更被今天的英國選民懷念。英國「每日電訊報」幾年前做的民調，撒切爾夫人被評為「二戰後最受歡迎的首相」（丘吉爾排第二）。
美國「資商日報」（IBD）當時就此發表的分析可謂一語中的，強調市場經濟、個人權利的保守派所以獲勝，「原因基本都是一個︰成本高昂、驕傲自大、反應遲鈍的（左派）大政府干了它最擅長的事情——失敗。」
（原題︰「歐洲左派頻頻敗落」，曾刊《開放》2008年6月號；在此基礎上改寫）
201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