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過必改
需要言論自由的不僅是民眾,廢除了「誹謗罪」，開放言論自由，孝文帝和漢朝廷因此得到的好處更多。劉恆糾正了被錯判的將軍魏尚一案,就是一個明證。
邊境雲中郡(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的太守魏尚,是一員良將,他治軍嚴明,愛惜士兵。但是有一次,魏尚在戰報中寫的殺敵人數比實際人數多了六個,朝廷因此認為魏尚有虛報戰功之嫌,把他撤職查辦。
馮唐
有一天,劉恆和中郎署長(總統府衛隊長)馮唐聊天,得知馮隊長的祖父是趙國人,因為劉恆以前的封地代國和趙國很近,兩人便談的越來越投機,自然的就談到了趙國名將廉頗和李牧。劉恆感慨的直拍大腿:「我為什麼就得不到廉頗、李牧這樣的將軍,有了他們,我還用得著擔心匈奴嗎?」沒想到,馮唐卻說:「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給您廉頗、李牧,您也不會用。」劉恆差點嗆到,心說,你能不能好好嘮了,一生氣轉身進屋了。
過了一會,劉恆冷靜下來,把馮唐叫了進來:「當著那麼多人,您都不給我個台階下,您就不能私下跟我說嗎?」馮唐答:「我是個粗人,不知道忌諱。」劉恆因為最近匈奴騷擾邊境的事,正鬧心呢,就問他:「您為什麼說我不會用廉頗、李牧?」
馮唐接著這個問題,開始「教育」劉恆:「我聽說古時候任命將軍,君王要跪著給將軍推車,而且還告訴將軍:‘朝中的事我來管,外邊的事您說了算。’軍功和賞賜都是由外邊的將軍決定,回來的時候再上報給朝廷, 這不是空話。我爺爺說李牧當初就是這樣。現在,我聽說,魏尚當太守的時候,把軍中市場上收的稅都分給士兵,還自己掏腰包買牛肉給手下的軍官們吃,匈奴因此不敢靠近雲中要塞。將士們努力戰鬥,現在僅僅因為戰報的數字有一點不符合,就撤了魏尚的職,還要關他一年。我從這件事上看,認為現在就算有李牧、廉頗,您也不會用。」
於是，「文帝說(通‘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劉恆一聽,樂了,原來這麼回事啊。他立即讓馮唐帶著自己的符節,去向魏尚發布「元首特赦」。魏尚復職,匈奴又頭疼了,漢朝邊防卻多了保障。
「肉刑」無蹤
劉恆的法律改革並未就此結束。齊國的太倉令（糧食局長）淳於意犯了罪，要受「肉刑」——要麼被削掉鼻子，要麼被砍掉腳，最低限度也得在臉上刻上字。有關部門要押他到長安關押。
緹禜上書
淳於局長的小女兒淳於緹禜很傷心，跟著老爸一起進京了。她給「國家最高領導人」劉恆寫了一封信：「我父親在齊地做官，大家都說他公正廉潔，現在他犯了法，要受肉刑。我很悲傷，因為人死不能復生，受了肉刑之後就不能復原了。即使想改過自新也沒機會了。我願意到官府作奴婢，代替父親贖罪，讓父親能有個自新的機會。」
淳於緹禜言辭如此懇切，而且淳於小姑娘的處境引起了劉恆的共鳴，因為劉恆也是個孝子，而且被後人列入「二十四孝」之中。在劉恆還是代王的時候，有一次，薄太后得了重病，劉恆常常整夜不睡在母親床邊照顧，給母親的湯藥，他都要先親自嚐嚐有沒有什麼問題。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可是薄太后一病三年不起，劉恆從未懈怠——「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淳於緹禜此時的心情，劉恆感同身受，他以此為契機發布了廢除「肉刑」的詔書：「我聽說在舜帝的時代，因為罪犯的帽子和衣服要畫上特別的圖形，而且衣服樣式也不同於其他人，用這個方式讓他們知道恥辱，百姓們卻因此而不犯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呢？因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現在的刑罰有三種肉刑，但是犯罪行為卻不斷出現，這不是因為我德行不夠、教化不明嗎？對此，我很愧疚。所以說教化的方法不對才導致民眾犯罪。《詩經》上說：‘賢德的君主，應該像父母愛護子女一樣，愛護百姓。’ 現在人們犯了過錯，沒有教化就施加刑罰，堵死了他改過自新的路。我很可憐這些人。施用刑罰讓人肢體斷裂，在皮肉上刻字，這些終生不能復原。這是很不賢德的行為，怎麼配稱作民眾的父母呢！從此廢除肉刑。 」
這道詔書雖然是由淳於緹禜上書引發的，但絕不是劉恆的心血來潮，母親薄太后、妻子竇皇后都是「道家」學說的忠實粉絲，劉恆生活在這樣一種家庭環境中，自然形成了重教化、輕刑罰的思維方式。
德化天下
在《史記.孝文本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就是說，張武等幾個大臣接受金錢賄賂，被劉恆發現了，劉恆從御府中拿錢送給他們，讓他們內心慚愧，而沒有把他們交給官員處理。
如果對帝制社會的職能部門稍加瞭解，我們會發現劉恆處理的很巧妙。現代人因為受一些影視作品的影響，常常誤以為皇帝可以隨意支配國庫。其實不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帝制時代，國庫和皇帝的錢是分開的，說白了，皇帝就像是政府裡薪水最高的公務員，也要按時領薪水，所以有專門幫皇帝管」私房錢「的一幫人，各朝代名稱不同：清朝時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內務府」，明朝叫「內帑」,漢朝時就是「少府」。劉恆取錢的御府就是「少府」的一個下屬。
也就是說，發現張武等人受賄之後，劉恆既沒有向「反貪局」檢舉揭發，也沒有因為張武是自己的老部下，就睜一眼閉一眼。他用了更高明的辦法，自己掏腰包送給張武等人，來感化他們。在中華傳統文化很強勢的社會背景下，「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這樣的話，對人而言，不是一句俗語，更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真理。因此，即使有官員一時財迷心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但其中絕大多數畢竟良心未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絕不能和當今的「天價煙局長」「周至尊」、「戴表哥」等相提並論。在這種環境中，道德的約束往往比律法有效的多，劉恆式的以德服人才是真正的治本之法。
劉恆不僅「專務以德化民「(《史記.孝文本紀》)，而且「輕徭薄役」——他採納晁錯的意見，把田租減為三十稅一，也就是農民需要交的稅只佔自己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不到4%，在劉恆執政後期的十二年，農民甚至完全不需要交稅。可見，在漢文帝時，是不存在「三農」問題的。
很多時候，百姓其實不需要政府做什麼，恰恰是需要政府「不做什麼」。「誹謗罪」被廢除，百姓不會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失蹤」，劉恆政府卻並未被顛覆。文帝沒有以國家之名強征暴斂，不但未使國力衰弱，反而「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史記.孝文本紀》)。這正是「無為而治」之功。
到文帝劉恆去世，景帝繼位時，「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准書》)——因為太富裕，國庫裡的錢多年用不上，穿錢的繩子都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因為糧食太多，國家糧倉裡新穀子壓著陳穀子,一直堆到倉外,有的都堆爛了。(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夏裔）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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