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23日訊】題記：為了釐清「詩案」的歷史事實，我不得不寫下這篇文草。我是當事人，而這些當事人七人中活著的還有三，石天河、流沙河和我（曉楓），且都七老八十，再走一個就無對證了。
一，《草木篇》出臺的前前後後
為貫徹中共中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繁榮文學藝術創作，四川省文聯早在五六年文代會期間，就著手創辦一個純詩歌性的刊物。四川是個有七千萬人口（指五七 年）的大省，自古以來就是文人薈萃，名人云集的地方。成都西外五里之地的草堂寺，曾是詩聖杜甫的住地，歷來寫詩的人特別多。幾經研究籌組，後經中共省委宣 傳部批准，一個面目全新的《星星》詩刊，於１９５７年１月正式創刊問世。詩刋有四位工作人員，主編白航，一位老區來的文藝工作者，而且是個原則性很強的黨 員，負責撐握詩刋的發展方向；第二位呌白峽，南下的文藝工作者，也是黨字號人物，和靄大度，人際關係不錯，負責詩刊組稿等日常事務；第三位是石天河，本名 周天哲，聽說他原是中共川南行署文藝處長，後不知犯了什麼錯誤，黨藉、職務全抹。他專事文藝理論研究，對現代詩歌有獨道見解，為執行編輯；第四位就是流沙 河，年少氣盛，很有才華。四人中僅和流沙河有交往，與白航、白峽僅僅認識，和石天河素無往來，他傲氣，眼睛長在額頭上，十次相遇九次昂頭直腰，給人印象是 驕橫狂放，故不太理搭。
流沙河結識較早，1953年就有過交道，僅是作者和編者的關係。1956年我調入《成都日報》文藝組作編輯，大概是八月或九月，成都各影院重放「新政」前 的舊片《一江春水向東流》，我負責組稿，請他一起去智育電影院看審片，之後他寫了首長詩《抗兒，你在哪裡？》發在副刊上，很受讀者歡迎。同年12月四川省 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我倆都是代表，許多文藝創作觀點相近，漸成「摯友」。當時我們倆人處境都很順，大好「春風得意馬蹄急」的人生光彩前景。
沒有想到《星星》詩刊剛一問世，就在全省引起了軒然大波。陝西作者曰白寫的情詩《吻》，立即遭到署名春生先生題為《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一文的嚴歷批評， 認為它是「香艷絕倫」的詩句；是和二十年前在蔣介石統治區流行的《桃花江是美人窩》、《妹妹我愛你》之類貨色差不多，認為是在宣揚資產階級腐朽的人生觀和 戀愛觀，這樣的詩和題材早就應該凍結了。這篇文章發表在《四川日報》的副刊「百草園」，所謂「春生」，其真實身份是主管全省文藝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 副部長李亞群。
李亞群先前很左，是根「棍子」，在反右鬥爭中把不少年輕人送進了「勞改隊」，為毛澤東肅整有獨立見解的知識份子立下汗馬功勞，可後來照樣挨整。「文革」中 成了臭名昭著的「修正主義分子」，被批被斗搞得很慘。1975年作為勞改刑滿「就業員」的我，曾去看望過他一次。當時，他貧病交加躺在病床上，近似懺悔地 說：「過去我把很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搞進勞改隊，以為教訓他們幾年，誰知再也要不回來了。唉，報應啊報應！」報應的何止他一人，是千千萬萬為這個政權打拼的 人，上至中共國家主席、中共開國將帥，下到一般幹部，我不也是一個？
這篇批評文章雖引起《星星》編輯們的不滿，但因其作者來頭大，不滿又有什麼用呢？寫反批評文章不發，想上控找不到衙門，一黨專制的權力社會壓根兒沒有說理 的地方。這樁公案還未了結，一樁更大的公案來了，這就是流沙河的《草木篇》。從１９５７年１月到３月末，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僅《四川日報》《成都日報》 《草地》文藝月刊，就發表了２４篇評文章，說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作者有政治問題。作為責編的石天河因此而停職檢查，最後趕上峨眉山苦苦 「修煉」，後墮入十八層地獄。
開始我並不注意此事，原因是自已不寫詩，對文藝理論自來不感興趣，認為那是文人吃飽肚子沒事幹，閑不住的「筆墨官司」，故成日埋頭寫自已的小說。後來，由於命運與自已有了關聯，自然和流沙河的關係就更近了，才有茜子家的那夜聚會。
一位哲人曾說：一個人一生的命運，不僅和時代、社會相關，更重要的是「決定於他的性格」。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東西，比如「毛老人家」一生喜歡搞運動整人，整 人越多就越高興；周恩來喜歡為毛服務，服務得越好就越舒服。我們和胡風先生一樣，生性骨鯁，直言立世，所以就得當「反革命」了。
一晚我去茜子家打探，他告訴我說，這組散文詩根本不是批評者所說的那回事，完全是人與人之間矛盾引起。他說，1956年流沙河被文聯派往北京參加中國作協 舉辦的「青年文學創作講習班」輪訓，10月學成歸來。在回成都火車上寫成的。當時他心情特好，怎麼會對社會主義不滿？這只是一首以物寓情，以情言志，直抒 胸意的詩。寫好後一直棄置未用。1957年1月《星星》創刊，恰好有一空白，白航叫他選一稿作補白，便將《草木篇》填上。我道：「既如此，為何鬧成現在這 個狀態？」茜子望瞭望一旁默默無語的邱原，說：「流沙河比我還不會處理人際關係，什麼事都是陰溝裡撐船直來直去（四川土語，陰溝即下水道），別人不整他才 怪。」
邱原淡淡一笑，講了這麼一件往事。他說，文聯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詩人、作家、評論家像蚊子一樣多，粗劣同室，薰蕕一器，加之歷來文人相輕，難免沒有嫉妒， 沒有爭寵。共產黨老搞政治運動，不斷地對知識份子進行所謂的「思想改造」。這思想改造不只是學文件讀馬列，還得對照檢查，人人過關，相互提意見。為了表現 進步，靠攏組織，難免不傷筋動骨，結下怨恨。流沙河年輕氣盛，又有點恃才傲物，加之性格坦誠直率，不知不覺地傷害了一些人。比如1955年「機關肅反」， 他曾作為「打虎隊員」看管過我和茜子，結下宿怨，後來他發覺做得過火，主動公開向我們兩人道歉，才言歸於好。去年省文聯團支部改選支委，他在會上公然這樣 說：「今天選出的五個支委我不同意，首先要反對四個人。第一個是我，因我不夠條件作支委；第二個是傅仇（詩人），因為他是國民黨的警犬（傅解放前為生活所 迫，當過國民黨水上警察）；第三個我反對席向，因為他是國民黨打手（席解放前參加過三青團，並出任區分隊長）。還有楊樹青（曾充當過地主還鄉團的隊員）， 他殺過人……」
一時搞得會場僵持，你看我，我看你，而他說的又是事實，無法反駁，被指責的人當然只好將不滿深埋心裏，尋求報復機會。怎樣報復？經過歷次政治運動「鍛練過 的中國人」，變得十分聰明，越來越懂得共產黨的脾氣：「上綱上線，政治入手。」毛澤東一再強調：革命是立場，打仗是勇氣。只要在政治運動中立場堅定，不管 對手有沒有問題，只要你按照黨的指示窮追猛打，一定穩操勝卷。他如果坦白交待承認，是你的功勞；他如果抗拒或者自殺，是他自絕於人民。無數事例告我們， 凡是思想改造的標兵，運動中衝鋒的勇士，哪一個沒有陞官？哪一個沒有提拔？「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所以林彪當「副統帥」，彭德懷餓死牢房。
當《草木篇》在《星星》創刊號上發表後，讀者並不怎麼看重，卻引起仇人們的眼紅與注意。認為流沙河用詩罵人，用詩泄憤，當然怒火中燒。罵張三罵李四或罵王 二麻子，大不了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如果是罵領導、罵黨，性質就不一樣了。在那個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歲月，縱是傻瓜都知道，打倒對手和報復對手的 最好辦法，就是說他「誣蔑攻擊社會主義」、「謾罵黨和組織」，沒有不擊中要害的。《草木篇》一下就拔高到立場和政治問題，縱有百張嘴說不清，千張口辯不 過。於是，那些被他罵過的、嘲弄過的、不滿與忌恨他的人，紛紛向文聯領導反映情況，向省委宣傳部寫信揭發檢舉。共產黨的官兒吃飽了喝足了，想幹想管的事兒 當然是「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對於雞毛蒜皮小事，諸如老媽偷人，婆娘勾引上司，是從來不過問的。
什麼是「大是大非」？什麼是「原則問題」？「誣蔑攻擊社會主義」是「大是大非」，「謾罵黨和組織」是「原則問題」，何況「詩無達詁」，各人均可憑想發揮。 經過層層組織動員，領導授意，不幾天省內報刊雜誌紛紛發表批判《草木篇》的文章，說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動作 品」。說到這裡，邱原憤怒得叫了起來：四川沒有丁點創作自由，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已經結成神聖同盟，看來只能和他們拚死一戰了！邱原話雖然過激 也只針對四川而言，認為是四川不執行中央指示，與毛唱反調。
2006年7月，我去江津看望石天河，他是此事的當事人，又是官定的四川省文藝界兩個「反黨小集團」的「主帥」。他說，流沙河把《草木篇》交給他的時候， 發稿前他曾給李累看過（李累是中共省文聯黨組委員、機關黨支部書記、創作輔導部部長），私下向我說：「這篇東西，有點像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是不是不 發？」我當時並不認為《草木篇》是多麼好的作品，只是覺得在當時的詩壇上，學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句式」以豪言壯語作宣傳的朗誦詩、學伊薩可夫斯基寫「愛 情＋獎章」的抒情詩、以及順口溜式的歌謠體詩、長期充斥於詩壇的情況下，「散文詩」已很少見到，要「百花齊放」，散文詩的形式，也是不可少的。而且，王實 味的《野百合花》是雜文，《草木篇》是散文詩，並無相似之處。加上，我自己對《草木篇》那種「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的內涵，即提倡獨立人格的精神，是 有同感的。感到它對在官僚主義領導長期壓抑下、人格尊嚴被壓扁了的知識份子，有激勵的作用。所以我對李累的話，不以為然，沒有去作仔細的思索，更沒有多作 利害的考慮。便硬性地決定，發了。直到報紙上的批評文章，把《草木篇》說成是針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我才想到，這種以意象作隱喻的詩，是很容易 被曲解後再加以批判的。特別是由於流沙河在四川文聯某些人的心目中，被看作是對共產黨懷有「殺父之仇」的仇恨心理的人，一旦他的作品被曲解為「反黨、反社 會主義」，就會弄得眾怒沸騰而百口難辯。我沒有事先接受別人的提示或警告（特別是李累那樣的人、說得那樣明白的警告），去作冷靜的思考與利害的權衡，作為 一個刊物的執行編輯，這確實是我的一次冒險。所以，後來，當常蘇民在談話中，批評我「沒有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問題」時，我雖然仍舊極力地辯解，說《草木 篇》只是反官僚主義對個性的壓抑，不能把反官僚主義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辯解是無力的。——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你如何能把「官僚主義」作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截然劃分得一清二楚呢？
據中共省委宣傳部另外一個叫明朗的副部長，在他所寫的回憶錄「整風反右」中卻這樣說：「第二件事是《草木篇》，我偶然翻﹝星星﹞詩刊見到這組詩，因我長期 在部隊工作，強調的是集中統一，步調一致，於是冒叫了一聲：這個詩味道不對啊！引起李亞群同志的注意，他是分管文藝的內行，經他品評，也認為有問題，於是 寫了批評文章。這本來是文藝批評的常事，沒想到中央召開宣傳會議，李亞群率四川代表出席。毛主席接見部分省市代表，四川也參加了。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被毛 主席知道了，他老人家當場表態說《草木篇》是毒草，並且問什麼人寫了批判文章。李亞群回答：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承認第一篇文章是他寫的。」（見四川 《當代文史資料》2006，2）
其實第一篇批評文章並不是李亞群寫的，是省文聯另一黨委委員、《草地》雜誌主編李友欣化名曦波，題目叫《白楊的抗辯》大概是想暫時不讓別人知道，以避開 「文聯領導幹部受宣傳部指示寫批評文章」之嫌。這篇文章雖然還沒有給《草木篇》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但它認定《草木篇》所流露的「孤傲」情 緒，是宣揚「無原則的硬骨頭」，帶有「敵視人民」的傾向，從而大加撻伐，說「假若你仇視這個世界，最好離開地球。」文章顯然是對《草木篇》作者有偏見的。
流沙河本人又是怎麼說的呢？他說： 這一組小詩內，我就考慮到，革命者的人格問題，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光是聽話，革命者只要是正確的東西還要堅 持。毛主席就那樣說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堅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諛逢迎就爬上去了，覺得這個黨不應該去溺愛這樣的人嘛。小人攀附到黨， 把這個黨像籐纏樹一樣要把你纏死，你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嘛。因此在詩中間就牽扯到了這些。回頭看自己，這樣的一些思想，實際上這都不是詩，我的這些思想遠離 了詩的形象思維，都是一些宣傳熱情，宣傳熱情干預了我的詩。就這樣寫了《草木篇》。見（曾經滄海身猶在--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不論何種說文與傳文，一言以蔽之，《草木篇》一問世，就被中共四川省委各級領導一致視為「大毒草」，我認為原因有三：
一，它不是歌功頌德作品，是種異樣聲音，是和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唱反調；
二，是當時大環境條件下正要找的箭靶，被毛視為「波匈事件」中「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的先兆；
三，與流沙河本人孤傲不合群的性格和特定的家庭出身有關。必然要作為四川「反右鬥爭」前奏曲的「精品」，有點非它莫屬。
二，我為什麼捲了進去？
我不寫詩，更不喜歡文藝理論，但由於這個批評討論的架勢越來越大，報刋上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多，我才開始注意。接著，有人告訴我說，我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 封信》的兩個續篇《向黨反映》、《上北京》，省文聯創作輔導部已鉛印出來偷偷地發到全省宣傳文化部門，在內部進行討論，可能是《草木篇》第二。由於命運與 自已有了關連，自然和流沙河的關係就近了，才有與邱原、茜子多次研究反擊的對策，四處組織反批評的文章。
流沙河在文藝創作上有才華，是個作家胚、詩人料，但在個人性格上卻有許多天生的缺陷，孤芳自賞，容易衝動，感情用事，性格怯弱，不過更大的人生缺陷是為了 自保，不惜把他人「賠」進去。對於這個問題至今諱莫如深不敢面對。其實歷史就是歷史，正如我年輕為求「上進」，也做過許多錯事，對任何一個傷害者都願意真 誠道歉。
在《草木篇》遭到批判的高潮時候，省文聯創作輔導部也對的我兩個續篇召開了一次座談討論會，參會者扣了許多大帽子，但批不起來。詩可以聯想，小說卻不行， 作品寫的是具體的人和事，加之我出身又是工人，無法上綱上線，隨即作罷，仍集中火力批《草木篇》。雖然我知道這個批判是自上而下，有組織有領導的行為，卻 認為它是反對毛主席「雙百方針」的宗派主義行為，正因為如此我才敢理直氣壯地站出來支持流沙河。一次我在編輯部內公然說：我覺得對《草木篇》的批評，不是 自下而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有點宗派主義的霸氣。」楊蓓負責處理文藝理論稿件，當即補一句：「春生就是省委宣傳部李亞群副部長，曦波就是李有 欣……」肖青自來原則性很強，怕將內幕通出去，立即提醒大家道：「我們是黨報，要注意組織原則和保密問題，切不能把作者身份告訴別人。」胡克由馬上附和： 「肖青說得對，肖青說得對。」號稱「多寶道人」的陳澤昆，似調笑似譏刺地補一句：「黨怎樣說我們就怎麼做，黨報嘛就得堅持這個原則。」我橫掃大家一眼，沖 著肖青故意反話正說：「昨天我在文匯報看見思裳寫的一篇通訊，題目叫《解凍》，他說‘詩歌的春天來到了，整個文學正在解凍’，我們四川卻在結冰。」肖青極 不滿意地瞪我一眼，近似制止地道：「小黃，你太偏激。」
這個小挿曲說明我多麼天真，簡直是唐詰柯德大戰風車的表演。一次我把流沙河請到家裡吃飯公然說：「沙河再大的壓力都要頂住，
切不可低頭認錯作檢查，如這樣做就對不起朋友，我會和你絕交。」大概是1957年3月的一個晚上，我去省文聯宿舍去看望流沙河（他當時和方赫同住一個宿 舍），見他一人在流淚哭泣，我詫異問：「沙河，怎麼了？」他說：「曉楓，我申請退團了。」說著，將早寫好的退團書給我看：「親愛的團組織，當我舉手向你宣 誓時，我沒有想過要離開你，但我現在不能不離開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麼錯？那樣的批我整我……」
「沙河，在這個時候你不能退團啊，天大的事也會說得清楚，何況一首詩嘛。沒有攻擊誣蔑黨就沒有攻擊誣蔑黨，怕什麼？何況對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 靜地勸導他。他從悲憤中回思過來說：「曉楓，報上天天批判，文聯大小會批判，團內還要開會鬥爭我，叫我交待這樣那樣，要我不是團員至少能少一層批判鬥爭。 我想拒絕但拒絕不了，我退團主要想求點安靜。」
「你這想法就是錯誤的，不能為了逃避鬥爭就採取退團的辦法，這是多麼愚蠢的辦法。」我進一步幫他分析利害得失：「這樣別人更會找你岔子，說你存心對抗黨，對抗組織。」
他對我的分析幫助不置可否。在離開他的宿舍後，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聯黨組書記常蘇民。他是文聯的主要負責人，一位黨內的老知識份子。心地善良，對人和藹，愛 才惜才有同情心，對我印象不錯。此時夜已很深，他見我跑來找他，大睜著一雙眼睛問：「曉楓，有什麼急事？」我坐到辦公室的沙發上，把流沙河退團事向他作了 匯報。他聽後半響沉默不語，低低嘟噥著：「這些人也搞得太過份了，不過就是一首詩嘛，」然後向我說：「你去勸勸沙河叫他不要退團，又不是天大的事。過去延 安整風比這還厲害，不僅開會批判鬥爭，還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們年輕人氣盛，受不了一點委曲，幹革命不受委曲不行啊！運動運動，都是一陣風，風吹過 了就春暖花開了。」他說到這裡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頭繼續說「你告訴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團，到時候我會說話。」
不知是常蘇民主任說了話還是毛澤東講話的傳達發生了作用，1957年4月下旬，對流沙河的批判漸次緩和了下來。原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最高國務會議，聽說毛 主席在講話中說到了《草木篇》。其實是「引蛇出洞」的緩兵之計，因四川批《草木篇》批得太歷害太粗暴，「偉人」惟恐打亂他下步「抓右派」的龐大計畫，才出 面說了幾句安撫的話。
據石天河回憶說：「1957年4月間，四川文聯黨組書記常蘇民從北京開會回來，在機關裡召開了幹部大會，傳達了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時， 還講了些毛澤東接見與會人員的情況。這次傳達的講話內容，和後來正式發表的講話文本，有很多差異。總的來說，在我的印象裡，當時傳達的毛澤東的講話內容， 語氣比較寬容，著重地講了對知識份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問題，整風「要和風細雨」的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放」與「收」的問題。毛澤東很 明確的說，黨中央的方針是「只能放，不能收。」在傳達毛澤東接見少數與會人員情況時，常蘇民還特別鄭重地講到了毛澤東對《星星》和《草木篇》問題的態度。 我現在記得的，大致有這樣幾點：一、毛澤東帶著點幽默的笑，問大家：「《草木篇》你們都看了沒有？好文章嘛，沒有看的，應該找來看一下。」（那語氣中， 「好文章」是帶著訕笑的反話。）二、「關關雎鳩」的問題嘛，我看就算了。三、刊物不要停，要繼續辦下去。四、有「殺父之仇」的人，還是可以教育改造的。對 流沙河，還是要團結教育。對犯錯誤的人，都應該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對我們自己的（犯錯誤的）同志，更應該團結。五、「百花齊放」的方針是要 「放」，放了「毒草」也不要怕，「毒草」鋤了可以肥田，完全沒有「毒草」是不可能的。六、批評，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許人家反批評；不要壓，蘇聯現在 還在壓，我看不好。」
也許叫「利令智昏」吧？由於我們錯誤理解了「偉人」的講話，或是他就是如此設下的「陷阱」，我們一個個全栽了下去。沉默許久的流沙河，認為反擊教條主義、 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時候到了，一時炮火全開。在一次有《文匯報》記者範琰參加的座談會上他作了為時兩個多小時的發言，矛頭直指李友欣、李累、李亞群。發 言內容可以歸納為五點：
一，認為《草木篇》不是好詩，但不是「仇視人民，仇視現實」的詩，不應當受到棍子式的粗暴批評；
二，認為這一批評不僅是教條主義，而且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所以有力，是宗派主義在撐腰；教條主義是理論派，宗派主義是實力派；教條主義在前面，宗派主義作後盾；教條主義衝鋒，宗派主義供給子彈；
三，認為中央是在放，四川是在收，全國文壇在「解凍」，四川文壇在「結冰」，對待批與反批評不公允，《四川日報》只發批評者的文章不發被批評者的文章，是行政手段在干預文學創作；
四，認為「在文藝作品中並非只有鮮花毒草，有些有錯誤的作品不算毒草。反社會主義的、反人民的、反祖國的才算毒草。」承認「草木篇」中有孤傲萬群情緒。但 認為對《草木篇》的批評不夠善意，好些文章夾著個人情緒，甚而人身攻擊，企圖一棍子把人打死，都是李累干的。﹝李累說過，「草木篇」有王實味的「野百合 花」氣味，過了不久，成都果然出現了一個作者寫的這樣的文章，把「草木篇」與王實味、胡風相提並論。李累不但這樣對待我，而且在內部搞我。團內開會批評 我，而且外加反蘇、反共、反人民，會上有黨員，有常蘇民同志在，不加制止，為何如此顛倒黑白，叫人痛心。發到別地的信被追回，李累叫我把讀者寫給的信交 出，這是剝奪我的通信自由。李累在團內開的會議上，大喊大叫斗說，你退團，退吧，退了在群眾中搞，而且把你的言行公諸報端。﹞
五，同意張默生教授說「詩無達詁」的說法。他認為﹝一首詩不可能有一種固定的解釋，最好讓作者自己去加註解，任何時代的詩也是如此。如詩經「關關睢鳩」那 一首詩，有人把它當成是讚美貴族愛情的詩，有人又把它當成是讚美平民愛情的詩。詩人寫詩的時候，是不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意具體地表現出來的，不然就不能成為 詩了。他是用「比」興「的手法去表達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別人看了可以這樣講，也可以那樣講。﹞
六，認為對《草木篇》的批評是剿殺新生事物，是「無情的摧殘」，除「草木篇」的作者受到鬥爭外，「星星」的編輯之一石天河也受到嚴重處分，從這些地方看， 是在讓百花齊放呢？還是使寸草不生？無論怎樣解釋，是不符合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因為批評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上而下，而且超過了 文藝批評的界限。
待他的發言一結束，我們這些支持他的人一個一個掄著輪翻發言。我首先開炮說：「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後，全省確實有新興氣象，但教條主義 者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爭奪陣地。例如，老作家段可情同志寫了一篇文章談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感觸，立即受到履冰同志的的狠狠批評。 到陳其通等四同志文章發表後，教條主義更氣勢洶洶舉刀亂殺亂砍，使人毛骨悚然，寒氣森森。文匯報上載的一條新聞，說四川藝界談心裏話與事實不符，四川文藝 界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憤慨尚未談出，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同的意見以及對「草木篇」的不同意見也未談出，這與李亞群同志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在四 川地區機會主義較為突出這一點有關係。四川日報上發表「放」和「鳴」的文章，拍巴掌的多，感嘆的多；談遠不談近，只談今後，不談過去，好像「抬起城皇老爺 出駕，大家敲鑼鼓」。四川地區沒有很好的「鳴」起來，「放」起來，其原因是領導上不放手，四川日報對「草木篇」的批評用運動式，但到現在沒有客觀地承認缺 點，四川日報缺乏自我批評。前次文聯開座談會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許多同志對批評「草木篇」的方式提了意 見，四川日報寫的消息隻字不提。這些都給文藝界帶來了顧慮，害怕挨整。，據我看，四川仍是教條主義佔居著統治地位。文藝部門的領導應亮出底牌來，到底是 「放」還是「收」。「草木篇」不是一篇作品不好，但我不同意一些人所作的結論：對現實不滿。分析這篇作品應從具體情況出發，不能籠而統之。據我知作者是從 文聯幾個人出發寫的，不能把小圈子劃成大圈子，說它對人民不滿，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的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之間發生了矛盾。在對待這個問題上，省委如遇大 敵，調兵遣將，進行圍剿，意圖就是一棍子打死。我認為批評「草木篇」從開始就進行了黨內動員的，可以說是有目的、有計畫、有步驟搞的。那些寫文章的人不是 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而是為了保護幾個教條主者。」
會後，上海《文匯報》記者範琰先生將流沙河的發言作為特稿在《文匯報》上登了出來，全國其它大報相繼作了轉載，於是《草木篇》變成了全國一樁大的事件，也 使四川省文藝界分成兩大陣營：支持者與反對者。支持者多為無權無勢的文藝工作者和愛好文學的年青人，反對者多為文藝文化界的領導，勝負優劣也就鐵定了，悲 劇也就注定了。
三，爭論轉向政治問題
流沙河的發言使我們悶在心裏的惡氣渲泄一空，一個星期天，茜子、邱原、遙攀、流沙河和我聚在人民公園茶館裡閒聊，茜子得意洋洋道：「沙河這回的發言擊中了 要害，打得他們昏頭轉向。李亞群像亂了陣腳，到散會時也沒說一個字，李累也一付垂頭喪氣的樣子，聽說李友欣準備找你交換意見。」邱原不樂觀，有點憂憂忡忡 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教條主義在黨內存在多年，決不可能退卻，我認為更大的鳳暴還在後面。」遙攀總是陰沉沉的，對前景顯得信心不足地說：「李亞群我不 清楚，對李累我知道。別見他平時嘻哈哈，可他的報復心超過勾踐，我看得提高警惕啊！」流沙河沒有發言，一直像在想著心氣。我咕嚕嚕吞下一口茶，說：「下一 個挨批的可能是我了，不知他們會說些什麼？」流沙河淡淡一笑說：「總不敢說你仇恨革命嘛！」邱原似乎有點未卜先知：「很難說，思想劃線才不管你出身成分， 縱是三代赤貧也可能打成反黨分子哩！」
乍暖還寒，最難將息。似乎左派們退卻了，我們勝利了，沒想到二十天後《四川日報》突然在一版上以題為「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寫信寫稿給本報對流沙河的發言 進行駁斥」發表文章說：「遂寧小東街43號店員工人稅梅5月21日來信：人們都知道，批評我批評是推動工作，增強團結的工具，但是，有些人卻不這麼看。最 近我在報上看到流沙河等一些人把批評說成侵犯了人身自由，把批評者說得來似乎是犯法似的，我有點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對批評這樣特殊反感？我是一個讀書很少 的店員工人，我看到大小知識份子中，很多是愛國者，但也有些毛病很嚴重的人物，他們消極，牢騷，看不慣新社會，如流沙河就是一個，對他們進行一點批評有何 不可？他們把批評者態度方式的一些缺點抓到後加以擴大，說別人不講道理，究竟誰不講道理？中國究竟誰領導？是否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牆拆了，把溝填 起來搞成一家人？按照資產階級的人生觀來「改造」中國人民。有的人一定說我是共產黨，我是一個不願意把舊的枷鎖套在身上的中國人，也許「草木篇」的流沙河 會把我比喻成「籐」，我要說，時代不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改變了，流沙河在「草木篇」裡提倡的思想是不利於人民的思想。硬骨頭可以拿在美，蔣面前去，不要 拿到工人農民面前來。也許還有人會說我同情官僚主義，為官僚主義作掩護，或者我就是官僚主義者的化身。老實說我要反對官僚主義，幫助黨通過整風把那些害人 的思想，搞得干乾淨淨，使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完成。」
一封農民的來信寫道：「編輯同志：前些日子，看見報上批評流沙河「草不篇」，說他仇恨新社會；最近又看見他自己也承認他說過「寧願到資本主義國家去當個自 由的貧困兒」的氣憤話，這是有來頭的。說起流沙河有些人不曉得，說是余勛坦，那我們金堂老城的人，都曉得那個金堂城槐樹街那個「吃人骨頭錢」的兵役科長余 營成就是他的老子。余勛坦在本鄉人都稱他是「九老少」。他家原是九百多畝地的大地主，余營成四兄弟分家，一人分二百三十多畝，余營成四川大學畢業後，在成 都上海等地「玩戲班子」，進賭場，以後從成都偽縣長訓練班出來就在廣元，德陽，金堂等縣當了多年的兵役科長。靠著「吃人骨頭錢」，生活過得好派頭。大老婆 和三個子女居住在成都，他和小老婆（原是丫頭，被強姦後收上房的）與六個子女住在一起，雇了四個人：一個伙房，一個老媽子，兩個奶媽。子女都在上高中大 學。他哪裡來的錢呢？就是買賣壯丁，敲詐勒索，吃人骨頭的錢。1945年，他回金堂來當了兵役科長後，害得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1946年，上面 分配金堂縣壯丁三千名，他就私自多派兩百名，每名賣三十石，共貪污六百石。1946到1947兩年的壯丁安家費，全部被他們吞沒了，反而還去敲詐壯丁家 屬。他搞了錢交不出壯丁時就到處亂拉，拉的金堂路斷人稀，獨子羅貨娃也被拉去了，逼死了羅的父親，氣死了羅的母親，羅本人也死在國民黨部隊，一家人都死完 了。被余營成搞得這樣淒慘的，金堂又何止一家！余營成不但是青幫，袍哥的頭子，民社黨縣黨部政務委員會主任，解放前夕，還和王從周（已被鎮壓）等同謀組織 「反共救國軍」準備「誓死抵抗」。解放後，仍不向人民低頭，還千方百計地剝削佃戶，在減租退押前夕還強行收小妾，逼著佃戶何先照給他推去兩石菜籽，把耕牛 賣了來給他錢。1949年的公糧到1951年還未交。應退押六千多斤大米，應賠罰五千多斤大米，他顆粒不退，經過了群眾的控訴歷數其殘害人民，反抗解放軍 和國家法令的罪狀，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依法把他鎮壓了。流沙河生長在這個官僚地主家庭裡，嬌生慣養，在學校和街坊上處處仗勢欺人，「打三個擒五個」的，同街 的都稱他「九老少」，連那個幫他家二十多年的老媽子李王氏，也常常挨這位少爺的拳頭。他過慣了這種剝削腐朽的生活，又有殺父之仇，當然對現在人民當家作主 的社會要仇恨的。鎮壓了他父親以後，我們到川西農民報把他找回來，動員家庭退押，他滿口答應「保證退清，不欠農民一文」，哪曉得他挽了幾個圈圈，訂了一個 騙人的計畫就溜了，一文也未退出來。當時大家都很氣憤，要去把他找回來，後來又想到他參加了革命，讓他好好去工作吧！就原諒了他。叫他想想是誰把他養大 的？不是他罪大惡極的父親，而是我們金堂人民的血汗，他不該把我們當仇人！陽關大路他不走，那才壞得沒底底呢！金堂縣繡水鄉馬鞍農業社主任李元清，紅旗農 業社主任王棟成，繡川農業社社員毛正興，紅旗農業社社員何光照等十一人」。
這些所謂的工人、農民來信全是有組織的行為，只不過是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編劇」和「導演」，自然是李亞群，李累之流，恐怕還要外加上金堂縣當地一 些黨政官員。所以才會不僅查作者的歷史，甚至查到人家的父親身上去了。這在世界文學史上真是「史無前例」的「奇觀」。只有在蓋世太保和克格勃的檔案裡才會 有這種怪事。而且找來的打手，都是些蹩腳的小丑演員，什麼店員、農業社員，社主任，還來個十一人聯署，以壯聲威。不過這些人完全是與文學無關，與詩絕緣的 門外漢，與這號人來談詩，無異於對牛彈琴。這明顯是有組織的行為，不過是由官員們叫御用文人寫好了稿，最多念給他們聽一下，便叫他（她）們簽上名，拋出來 成了打人的棍子。中共官僚就是這樣胡攪蠻纏，橫不講理的來對待文學藝術，正如俗語說的是「佛頭著糞，糟蹋聖賢」，也是共產黨搞運動、整人的慣用手法。不難 看出，中共四川省領導對《草木篇》的批判己轉向政治，不再是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學術爭論，下一步肯定是追查歷史，作出對人的處理了。果然「圖窮匕見」，緊接 著有人告知省委宣傳部向各地（市）委發了紅頭文件，決定對《草木篇》要組織更大的力量進行圍剿，認為這是「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鬥爭。說白了，就是要抓 右派、已不再是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學術爭論，下一步可能是追查歷史，作出處理。一時間黨棍、打手、嘍囉以及那些一貫奴顏媚骨的文人和天生討好上司的文痞，磨 拳擦掌，勒袖張臂，操刀握筆殺上陣來。不幾天全省所有報刊幾乎都是聲討《草木篇》的文章，多如垃圾堆裡的綠頭蒼蠅。
四，「偉人」亮出「反右」底牌
形勢的逆轉在一夜之間，6月8日中共機共報《人民日報》刊發了臭名昭著的社論《這是為什麼？》一時，大家驚呆了。流沙河經受不住前所未有的壓力，感到不可 明狀的痛苦，實在難以過日子，我建議他去西安老詩人戈壁舟處避風。他接受我的建議星亱起程，於6月上旬乘火車去了西安，行前留給我一首小詩：「今夕復何 夕，亡命走關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橫雙眉。狂風摧草木，暴雨打螻蟻。逃死奔生去，焉敢料歸期。」我也曾回過一首：「霜重壓百卉，狂風吹雁行。霪雪不恤竹， 刀劍豈憐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後人評，無語雲天望，長安有故人」。
接著「反右鬥爭」正式登場，直到此時此刻，我還沒有意識到我會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還去四川大學批判馮元春，還寫文章批評「章羅聯 盟」，不久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秘書長張靜山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成都日報社，我作為第一個被揪右派，很快走上省市專門為我召開的近兩千人的鬥爭大會，鬥爭大 會上的一條「主要罪惡」就是支持流沙河的《草木篇》。
自此，全省不少單位、學校在劃分「右派份子」標準時，均以《草木篇》作為槓桿：凡是支持《草木篇》的人，無論你是黨員還是幹部，是專家還是學者，是年過七 旬的白髮老人，還是黃毛未褪的十五歲少年，也無論是男是女，是尼姑還是和尚，均被劃成右派份子。據有關方面粗略統計，為《草木篇》而淪為右派的，全省以至 全國不少於一萬人。老天，一萬人，一萬條美麗的生命，一萬個幸福的家庭，全被毛澤東的「陽謀」撕成粉碎，化為鳥有。自此中國進入了最黑暗、最野蠻、最荒唐 的時代。在強大權力面前，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全國五十多萬知識精英（其實遠不止此數，至少不低於一百萬人遭殃），真好似不堪一擊，全成了「紙老 虎」，紛紛舉手投降，噬臍莫及，更有甚者，相互嘶咬，相互殘殺，沒有脊樑，沒有骨頭，不顧及任何臉面地向中共低頭認罪，縱如此也淪為萬劫不復的賤民。流沙 河先生為了自保，不僅交出他和石天河與我寫給他的信，還交出讀者和年輕學生寫給他的信，至少有百餘信。另外，還寫了近二萬餘字「我的交待」，主動坦白承認 四川文藝界有兩個以石天河為首的「反黨小集團」。（不知這些行為是「自覺」還是「被迫」？直到今日「詩人」也沒有一個合理的說法？）接著《人民日報》記者 姚丹，根據流沙河交出的信件和他的「我的交待」，才寫出了長篇通訊報導：《在‘草木篇’的背後」，揭露「草木篇」事件真相》。姚大記者以驚人想像的筆墨寫 道：
「流沙河所寫的「草木篇」雖然早已臭名遠揚，但右派份子們卻極力為它搽脂抹粉，說它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而放出來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藝界中，以石天河 （即周天哲、《星星》編輯）為首，包括流沙河（團員、「星星」編輯）白航（黨員、「星星」編輯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聯幹部）、儲一天（團員、「草 地」編輯）陳謙（即茜子、「草地」編輯）、遙攀（「草地」編輯）、白堤（「歌詞創作」編輯）、曉楓（即黃澤榮、成都日報編輯）、徐航（即徐榮忠、成都第二 師範學校學生）等一大群右派份子，確實是在那裡熱烈「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努力實行百「花」齊放哩！《草木篇》不過是其中一朵而已。
《星星》創刊於今年1月。早在創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劃好了通過「星星」進行反黨的陰謀。他們給「星星」規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 線」，藉以排斥進步詩人，要按照他們的反黨意圖，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機械配合政治」，從而企圖大登其反社會主義的作品。石天河又據此寫了公 然排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稿約。在這種露骨的反黨綱領指導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現了「草木篇」和另一首壞詩「吻」。
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評以後，他們又密謀採取各種卑劣手段，向黨發動猖狂的進攻。這一大群右派份子差不多都寫了充滿謾罵攻擊的「反批評「文章，投到 各報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寫道：「虛假的王冠快被摘下來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穩了！」又罵批評者是「妓院的老嫖客」。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們又打算秘密印 刷，散發到全國。他們另一個惡毒的辦法就是在「星星」上繼續放毒。決定以後更要多發表反黨的諷刺和宣揚頹廢、哀愁的詩。流沙河揚言還要寫「昆蟲篇」，他叫 囂：「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後的意思）還要干！」
這時候，他們唯一恐懼的是怕失去「星星」這塊反黨的地盤。所以大放謠言：「‘星星’受到圍剿哪！」「天下未亂蜀先亂！」白航還和流沙河商量，向各地朋友寫信，要他們在報刊上為「星星」和「草木篇」辯解、吹捧。
這一群右派份子的反黨活動決不止於「星星「，也決不是從「草木篇」受到批評以後才開始的。
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後，這個反黨集團的活動特別囂張。有的公開說：「我們這裡就是裴多菲俱樂部」。石天河嚷出：「要殺人！」「要是我在匈牙利，也會拿起槍桿 來的！」又罵：「現在共產黨員個個做官、人人嬌妻美妾，有一天天下大亂，這些狐群狗黨怎麼應付得過去？」流沙河也叫喊：「現在到資本主義國家去生活多好 啊！」丘原（過去被開除出共青團）甚至誣蔑「毛主席是個人英雄主義」。
除了這種露骨的攻擊外，他們還把自己打扮成「馬列主義的信奉者」，在反教條主義的「義旗」下來攻擊黨。從中央宣傳部、省委宣傳部到省文聯的負責人，從許多中國作家到蘇聯作家，以及所有批評過「草木篇」和他們的人，都一律被他們誣指為「教條主義者」，而一一加以攻擊。
白航是這個反黨集團在黨內的忠實坐探。「星星」創刊出版後，省文聯黨支部書記李累將自己對「草木篇」的看法同省委宣傳部負責人對「吻」的意見告訴他，提醒 這位「星星」的黨員注意。他卻將這一情況向石、流等人密報，還數次將黨內情況歪曲地在石、流等人中散播，供給他們反黨的材料。當石、流等的反黨活動激起人 們的憤怒，紛紛給以批駁時，白航卻在會上說他們「工作努力」、「是為了搞好工作」。當流沙河威脅地叫囂：「干涉老子，老子就罷工！老子就造反！」時，白航 向領導強硬提出：「再批評下去就不幹了！」有人寫了揭發石天河反動言行的材料，交他供黨組織參考，他卻私自扣下，一直不交出來。
在群眾的正義反擊下，反動氣焰表面上是下降了。魁首石天河也退避到峨眉山去「埋頭搞創作」去了。但這正如右派份子徐航所說：「緘默並非消沉，緘默是彈藥正在裝進炮膛和槍膛！」
果然，今年五月，在省文聯召開整風座談會期間，流沙河就出面為「星星」「草木篇」，為反黨集團喊冤。把對「草木篇」的批評說成受到「圍剿」，把對他們反動 言行的批判說成受到「內外夾攻」。又含血噴人地說遭到「政治陷害」，「通信自由也被限制了」。丘原、儲一天、曉楓等也在座談會上異口同聲地指責四川文藝界 中有著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相結合的統治，而且根源於省委。
原來石天河在走前就佈置說：現在可以沉默，時候到了再說。座談會上的發言內容，捧誰？打擊誰？何時參加或不參加座談會等問題，事先流沙河、丘原、曉楓等都暗地商量好了。
這時候，一直躲在陰暗處的徐航，不斷給流沙河寫信。信上他自稱：「未識石先生（石天河）之前，我的射擊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後，我將有計畫有目的地集中射 擊。」流沙河在座談會上發言後，徐航大為高興，給流沙河來信說：「他的反擊已經知悉。這一炮打得還好，猛烈而且潑辣。」但他立即告誡流沙河：「如果你得步 進尺，忘記‘適可而止’的戰略，你一定會中‘誘敵深入’之計。」
已經深藏在峨眉山中的石天河，也在山上搭好了「司令臺」。他一面寫文章給文匯報，大喊「錦城春晚」；一面又糾集各地的右派份子給報紙寫文章、給四川省文聯 座談會寫發言稿，進行謾罵攻擊；同時還根據流沙河等人的#報指揮反黨集團的活動。他見到丘原發言中未遵循他的「不要扯寬了」的指示而攻擊了黨外人士。即寫 信給流沙河說：「切忌只追求泄情，失去群眾同情。」又指示：「應多提建設性意見，把揭露矛盾結合在提建設性意見裡面，這樣就可以使阻力少些。」同時他寫來 了萬言書，要流沙河在座談會上宣讀。
他的萬言書是一個從黨的根本原則、政策上加以攻擊的反黨綱領。流沙河看了不敢宣讀。回信給石說：「你遠在白雲深處，太不瞭解凡區的氣候……你那一顆震天地 的炸彈如果爆了，會產生什麼結果？……。他們會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為你那顆炸彈比他的原子彈更有威力，是氫彈。」而石天河卻認為流沙石在長 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又來信說：「不能相信暴君的仁慈和恩典，只能相信鬥爭的力量。」他仍然要流沙河趕快放出那顆「氫彈」。
直到全國人民開始對右派言論進行駁斥時，石天河才認為大勢不「好」，立即燒燬了一批信件，叫流沙市把萬言書寄回，擬重新改寫。他又指示流沙河等說：「鬥爭是必須繼續的……希望你保持樂觀，……不要完全採取退出的態度。」
在這個反黨集團的背後，站著兩個赫赫有名的右派將軍，其中一個就是張默生（盟員、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
提起張默生人們倒不是陌生的。二十幾年前，他在濟南中學當校長時，就打擊過革命作家胡也頻，逼他離開學校。以後又開除過進步學生。他是「厚黑學」教主李宗 吾傳記的作者，也為「武訓畫傳」寫過序言。解放後就成為民盟右派的得寵分子，羅隆基、費孝通來成都找他談過話，潘大逵一到四川大學就首先要去他家拜訪。
整風開始後，被石天河稱為富有「正義感」的張默生終於站出來說話了。他一面在四川大學放火，說：「這次整風對毛主席等人都是一個考驗。整不好，國際間一有 風吹草動，共產黨就完了。」一面又在文聯的認談會上，為流沙河、石天河大鳴不平。首先彈出「詩無達詁」的爛調，說詩不能有一種固定的解釋，最好讓作者注 解，為「草木篇」作辯護。接著他就向黨大興問罪之師，惡意地質問：「為什麼要刊載那麼多阻塞文藝方針的文章（指批評草木篇的文章）？」「為什麼要把流沙河 一連鬥爭幾天？」「是要讓百花齊放呢？還是讓寸草不生？」「星星」詩刊是剛出土的幼芽，為什麼領導上要給以無情的摧毀？」
另一個就是範琰（又名宣邦顯，盟員、文匯報駐四川記者）。
整風剛開始，當流沙河、丘原等人根據事先約定，沒有參加座談會，還在一旁翹首望天，等待「氣候好轉」的時候，範琰前來拜訪流沙河。寫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流 沙河談‘草木篇’」。接著範琰又通過流沙河去找白航，而且向白航明白地提出訪問他是要從他口中探聽一些「內部消息」作為「內部參考」。他問白航：「批評草 木篇是好作用多？壞作用多？」白答：「壞作用多，……沒有看出草木篇有什麼問題……」範接著說：「我看了草木篇也沒有看出什麼來！」
當人們開始追擊右派份子反動言行時，範琰又和張默生、流沙河等勾結一起進行反撲。範琰對於李累揭穿流沙河誣蔑的「政治陷害」真像的發言，流沙河採取了拒不 出席座談會的新戰術，除又作了歪曲報導外，並以此打電報給文匯報，誣指「草木篇座談會流沙河不願出席，故一邊倒，李累發言對某些問題避而不談，形成新的圍 攻。」到後來反黨集團陰謀逐漸暴露，石天河、流沙河等人都感到「大勢已去」，範琰卻仍然在成都叫囂，並威脅地說：「文聯常蘇民、李累等人不是沒有見不得人 的事，要真幹下去，就把材料端出來！」
以石天河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陰謀詭計，已經昭然若揭。流沙河、白航等已被迫作了一些檢討，但卻很不徹底，尤其是石天河，仍未老老實實地很好交代。四川省文藝界對這些右派份子的鬥爭，仍在繼續進行中」云云。
五，兩個「反黨小集團」的真相
由於封疆大吏李井泉書記「治省有方，安邦有策」，在他領導下的四川「反右鬥爭」取得了輝煌偉大的勝利，不但揪出十餘萬個「右派份子」，還揪出了不少「反黨 集團」和「反革命集團」，其較為有名的是「重慶張文倫反黨集團」、「四川省文藝界七人反黨集團」（又稱「七君子集團」）、「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 集」、「四川省農學院反革命集團」、「四川成都二師反革命集團」等等，僅這五個「集團」被定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數，竟高達15000多人（材料省 委擋案）。這裡僅將與我有關係的「七人反黨集團」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作一個反思與回顧。
回憶是痛苦的，帶血的回憶更為痛苦。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單位多次叫我交待「七君子反黨集團」和有無「裴多芬俱樂部」一事，我一直矢口否認，大叫寃 枉。但後來在開除我公職送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中，卻有這一條「罪惡。」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楊干庭先生曾告我：「曉楓，你知道不，你是欽定的右派？石天河、 流沙河、丘原、茜子、瑤攀、儲一天和你被稱為‘七君子集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點了名的，省文聯黨委有紅頭文件。」我不僅當時不知，就是在後來「改正」歸 來時也不知，一直認為是共產黨的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想當然。不過在我1980年回到報社去省文聯《星星》詩刋看望流沙河先生時，他當著他妻子何潔 的面卻說了句：「曉楓，我對不起你」。當時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直到今年（2006年）5月我去江津師專看望石天河先生，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說來也 許不會有人相信，四十九年後的今天，我才第一次和「小集團」領軍人物面對面地坐在一起評說歷史，閒話滄桑，笑言那段荒唐的歲月。石天河兄在塵封的故紙堆中 找出流沙河先生當年寫的那份「我的交待」時，看後方如夢初醒。現摘抄部分如下：
去年，我在北京時就和石天河勾結上了。我最先給他去信，謾罵反教條主義的批評家，說他們昨天還是教條主義者，今天搖身一變，要「投機「了，明天也許他們又 會去「吻某公先生的腳」。石天河的回信中，發泄了他對文聯領導上的怨恨，說他「真想搽皮鞋去」。並說，「很長時間內沒有注意到你」現在「喜歡你」了，還說 了一些吹捧我的話。也就是這時候，儲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諒解」，勾結上了。以後，儲一天來北京時，主動向我「認錯」，全盤推翻了團組織一兩年來對我的 批評。他和我也取得了「諒解」，勾結上了。一個反黨的三角同盟就這樣形成了。我們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從右派的立 場去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為今後大有可為，可以明目張膽地反黨了。於是，我寫了用算舊帳的方法推翻以往對我的小說的批評的文章。回成都的 途中，又寫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儲一天也寫了一些文章。為了進一步拉攏我，石天河還寫了一篇捧我的文章。在這個階段，我們的反黨活動主要還限於寫 文章方面。
我回來後，和石天河的關係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熱諷「教條主義」，抹殺成績，儲一天則喊著要長出角來碰「官僚主義」。我和儲一天往來較少。他有事總向石 天河「請教」。我也如是。這就形成了石天河作為三角同盟首腦的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流某些道聽途說的情況，如「肅反擴大化了」「知識份子對黨產生了離心 力」之類。我們對時局的估計是「黨在蛻化」「早晚要鬧出一場事來」。
波匈事件發生後，我們想著：「看我國的黨怎麼辦吧。」期待黨退卻，開放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我們對國外國內的修正主義思潮有著狂熱的興趣。偶有所見所聞。 則奔走相告。我們認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危機」，只有修正主義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如群眾的「不滿」之類，告訴了石天河。石天河則告訴我 「某某詩人被逼跳水」「某某詩人不是胡風分子」之類，還說他自己在肅反時就被便衣公安人員釘梢。我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這一些陰暗面才是 今天整個社會的「真實」。為了明瞭陰暗面，石天河和儲一天偷聽「美國之音」。遙攀也偷聽過，因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訴我：「布達佩斯還在殺人（指暴亂分 子），又殺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女！」幾天以後，報上果然出現了一條可以印證此事的消息。我們三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黨言論，還多次地在時事座談會上公開散 播反黨言論。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對向我徵詢意見的同志說：我知道你們要拿去匯報。現在我不說。我要在會上全盤吐出來，便於你們匯報！」還自鳴得意地向別人 說：「在文聯團內，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在會上，我詆毀斯大林，咒罵拉科西和格羅，把蘇聯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為「大國沙文主義」，並捧鐵托 為「當代英雄」，還宣稱：「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用愛倫堡的小說「解凍」中的陰暗面的描寫作為「事實」，用來攻擊蘇聯的制度。我公開 說：「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當時，沙汀為了幫助我，找我談了兩次波匈事件問題，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儲一天在會上和我 一唱一和。每次時事座談會上，只聽見我們三人在吼叫，鬧得烏煙瘴氣。石天河說：「我要是在匈牙利，也會拿起槍來干！」還說：「匈牙利的作家（暴亂分子）值 不得。拉科（西——編者）統治時，他們受迫害，為了反對拉科西。他們也落得了一個反革命的名。這是悲劇！」我們三人中，石天河長於製造修正主義論點，供應 給我和儲一天，作為打衝鋒之用。我還在團小組會上脫衣大罵：「你們用行政壓力配合思想改造。結果是一些老實人被壓服了，而像我這樣的人，卻給你們壓反 了！」「回想幾年來的思想改造，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現在我才醒了！」「你們改造我，越改越壞！」「哪個敢用行政壓力，老子就反他！」我們三人抓住個人崇拜 問題，發了許多謬論。石天河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不好，容易產生個人崇拜。」我說：「美國沒有個人崇拜，因為總統四年選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 來。」儲一天則熱心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中間找空子鑽，常向石天河請教。他用抬高列寧的手法來譭謗斯大林。為了掌握修正主義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 「學習理論」。我們有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擊中國共產黨之實，借反教條主義之名，行反馬克思主義之實。我們在多次座談會上向黨進攻，得到了文 聯內部其他右派份子的響應，使三角同盟向小集團的方向發展。首先，我的反黨言論使陳謙和丘原信任我了。一個夜晚，陳謙來找我。我向他「認錯」，說肅反時我 看守他呵責他原是出於不得不如此，要他諒解。他果然諒解了。他愛人原先恨我，見面不理睬，現在卻笑嘻嘻地了。通過陳謙，我和自從肅反後就斷絕了交談的丘原 也往來了。這一條線；石天河——我——陳謙——丘原，就形成了。又由於我和曉楓早就熟識，而曉楓那時又和丘陳二人纏得很緊，於是這一條線又串上了曉楓。這 中間，我起了最惡劣的聯繫作用，因為石天河和丘陳曉三人是一貫極少往來的。另一條線：石天河——儲一天——陳謙——遙攀，主要在「草地」活動。最初的小集 團就是這樣：以石天河為首腦，以我和儲一天為核心，共有七個成員的。
小集團形成後，從三方面向黨作了攻擊：①奪取「星星」；②擾亂「草地」；③在創作會議上興風作浪。
早在創作會議召開前，我就準備鬧一場。我最先提出在大會上以個人身份分問題發言，用意是限定領導上只能作一個大報告，而分問題的發言則不受任何拘束，以便 自由地散播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為此，我準備詩歌問題的發言。這個發言攻擊了工農兵方向，擺出了胡風文藝思想中的「題材無差別論」和唯心主義的「靈感論」。 石天河誇耀這個發言是「一次暴動」。我並煸動黃丹作一個「算舊帳」的文藝批評問題的發言。在會議中，我，儲一天，曉楓，丘原，鬧得最凶。由於邪氣上升，我 的發言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散播敢毒草。儲一天和曉楓等人抓住李侖（文聯專職創作員）的小說問題攻擊了宣傳部。我們利用了「自由討論」「思想解放」等口號 來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當時，石天河說他不善於和這些辯論，所以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他卻利用這次機會和自貢市的一些人勾結，並和我商量怎樣攻擊李累的大 報告。他是準備寫文章的。同時，他向我和別人放出空氣，說李累故意不叫他參加會議，因為怕他到會上來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小集團是以李累作為攻擊對象的。這個策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角同盟形成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說：「李累在肅反時存心害死他。要不是還有個李友欣，我的 性命都完了！」去年冬天，石天河又藉著捧我的文章沒有發表一事，反咬李累，並挑起我對李累的怨恨。石天河向我列舉了李累的許多「罪狀」：「包庇文辛（《草 地》文藝月刊執行編輯）」「喜歡別人捧承」承排斥李友欣「「不學無術」術搞宗派主義義之類。這些譭謗和我自己對李累的不滿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河毀 謗李累對我是「一打一拉」「一頓棍子一塊糖」。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誠：「他們無論如何也把我拉不過去的！」石天河為了攻擊李累，還採用了討好常主任和分化李 友欣的手法，並將此點傳授給我。儲一天攻擊李累，則和白航的唆使有關係（儲一天向我說過他從白航那裡知道李累很「陰險」）。至於丘原和陳謙，早就是不滿李 累的，因為過去受的批評。
小集團以石天河為首腦。首先是因為他有「學問」，有反黨經驗，為眾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歷史問題，二是脾氣凶猛，使得某些右派份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則內通儲一天，外通曉楓，下通丘原和陳謙。
小集團以開闢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文學圈子為目的。我們策畫過辦同人刊物「笑」，奪取了「星星」，擾亂了「草地」。我們要使文聯變質。還在去年，石天河就向 我透露過「改組」文聯的綱領：①大大小小的領導人都由文藝界「自由選舉」（他說這樣李累就要下臺）；②取消人事科；③向外「大開門」。這個反黨綱領並不是 完整地提出的，而是開談之間簡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於丘原和陳謙，他們早就厭倦了機關生活（丘原計畫過到新南門外修房子脫離文聯）。丘原說： 「什麼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陳謙都勸我搬出文聯。曉楓也有過「回鄉下搞創作」的打算，並和我商量可否。石天河的主張和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流沙河先生的檢查交待使「七人反黨小集團」成了鐵定不改的事實，成了共產黨重拳出擊處理我們的依據。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機關監督勞動享受幹部的待遇外，我 們六個人，一個比一個慘，一個比一個酷：儲一天被判處死緩囚於大竹監獄，1982年才獲平反；石天河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長期關押在雷馬坪農場，1979 年才得到昭雪；丘原被開除公職後關押於成都寧夏街市大監用竹筷戳破股動脈自殺而死；瑤攀開除公職送回老家管制，後死於獄中；茜子先後被判處20年徒刑關押 於成都勞改隊和石棉礦山，1980年平反回到單位；我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因不認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20年，受盡酷刑和折磨，1980年「平反」和「改 正」，回歸報社。
除了「七人反黨小集團」外，還有「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他們是自貢市文聯主席張宇高、詩人李加建、王志傑，川大的學生華劍、成都二師學生徐 航、四川印刷廠工人瀋鎮、樂山市磷肥廠宣傳幹事萬家駿、星星詩刊主編白航、編輯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楊干廷、紅領巾雜誌社編輯羅有年，還有我連名字都 不知道的李遠弟、孫遐齡、張望、許君權、李明雋、楊光裕等，再加我們七人。這些人都是當時在四川文壇剛露頭角的文學精英，只因為對《草木篇》批判持不同的 聲音，就成了萬劫不復的罪人，埋葬了一生。就這麼一組不足400字的散文詩，毛澤東竟用了一萬多條年輕、美麗、瀟灑、活潑的生命去陪葬。歷史啊，你該怎麼 評說？
不過最有趣的是，當時一些在報刊上寫文章批判我們的「極積分子」後來也被劃成「右派」送到四川省勞改局（415）筑路支隊一起「勞教」。其中一位省文化局 南下幹部叫高潮的先生，在一篇題為《右派份子群相》的小詩中（見1957年8月3日《成都日報》）是這樣寫的：「《流沙河》：提起老九少，金堂人人恨！玷 辱文壇！還妄想翻雲覆雨。借草木而抒情，句句不忘本。翻開農民賬簙一看：是個階級敵人。」；「《曉楓》：專門招搖撞騙，毫無文人良心；偷，拿，嚇，詐，手 藝精---是個流氓出身。青年作家自命，記者招牌蒙人；三個短篇現原形，原來別有用心！」在雲南鹽津黃桷槽修筑內昆鉄路時，竟住在一起，我山上他山下。真 叫「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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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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