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組圖)

【看中國2014年03月15日訊】蘇詩在詞的創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蔣兆和《東坡行吟圖》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詩人墨客只是以寫詩的餘力和遊戲態度來填詞，寫成之後「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胡寅《酒邊集序》，見向子諲《酒邊集》卷首）。詞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同上），不能與「載道」、「言志」的詩歌等量齊觀。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於蘇軾來完成。

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說柳永《八聲甘州》中的名句：「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見趙令畦《侯鯖錄》卷七），稱道蔡景繁的「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與蔡景繁書》）。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他在《與鮮於子駿》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頗為壯觀也。」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陸恢《蘇東坡笠履圖》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宋楊湜《古今詞話》即說蘇軾「凡賦詩綴，必寫其所懷」，金人元好問更認為東坡詞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軒樂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寫的《沁園春•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尊前。

既表現了他「致君堯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時代意氣風發、豪邁自信的精神風貌，也流露出中年經歷仕途挫折之後複雜的人生感慨。稍後在密州寫的《江神子•密州出獵》，則表現了他希望馳騁疆場、以身許國的豪情壯志：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彫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現實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彫弓」、「射天狼」的壯士形象，繼范仲淹《漁家傲》詞後進一步改變了以紅粉佳人、綺筳公子為主要抒情主人翁的詞壇格局。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蘇軾在徐州時就感悟到「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永遇樂》「明月如霜」）。「烏臺詩案」以後，人生命運的倏然變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艱難和命運的變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嘆「人生如夢」（《念奴嬌•赤壁懷古》）、「笑勞生一夢」（《醉蓬萊》）、「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世事一場大夢」（《西江月》）。所謂「人生如夢」，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暫和命運的虛幻易變，也指命運如夢般地難以自我把握，即《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詞所說的「長恨此身非我有」。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

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侷限於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臺院落之中。入宋以後，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詞對自然山水的描繪，或以奔走流動的氣勢取勝，如「江漢西來，高樓下，葡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滿江紅》）；或以清新秀美的畫面見稱，如「山雨瀟瀟過，溪橋瀏瀏清。小園幽榭枕蘋汀。門外月華如水，彩舟橫。」（《行香子•湖州作》）有時則把對自然山水的觀照與對歷史、人生的反思結合起來，在雄奇壯闊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歷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有時又鍾情於和諧寧靜的自然山水，藉以表現忘懷物我、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如《西江月》：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暖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充滿泥土芳香和生活氣息的鄉村，是以前的詞人從未關注過的領域。蘇軾則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身份，在五首《浣溪沙》組詞中多角度地描寫了徐州的鄉村景色和村姑農叟的生活情態。在其他詞作中，他也常表示對農作物豐收的喜悅和對農民生活的關心：「慚愧今年二麥豐，千畦細浪舞晴空」（《浣溪沙•徐州藏春閣園中》）；「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浣溪沙》「萬頃風濤不記蘇」）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蘇軾之前的詞，大多是應歌而作的代言體，詞有調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絕大多數詞作並無題序。蘇軾則把詞變為緣事而發、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體，所以詞作所抒的是何種情志或因何事生發，必須有所交代和說明。然而詞體長於抒情，不宜敘事。為解決這一矛盾，蘇軾在詞中與詩一樣大量採用標題和小序的形式，使詞的題序和詞本文構成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與張先的詞題僅起交代創作的時間、地點的作用相比，蘇軾賦予了詞的題序以新的功能。有些蘇詞的題序交代詞的創作動機和緣起，以確定詞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調歌頭》的小序：「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不僅交代了創作的時間、緣由，也規定了詞末「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所懷念的對象是其弟蘇轍。另有一些題序與詞本文在內容上有互補作用，如《滿江紅》（憂喜相尋）、《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二詞，詞序用來紀事，詞本文則著重抒發由其事所引發的情感。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

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神子•密州出獵》具有較濃厚的敘事性和紀事性，但寫射獵打虎的過程非三言兩語所能窮形盡相，而作者用孫權射虎的典故來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寫，就一筆寫出了太守一馬當先、親身射虎的英姿。詞的下闋用馮唐故事，既表達了作者的壯志，又蘊含著歷史人物和身身懷才不遇的隱痛，增強了詞的歷史感和現實感。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像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采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３６２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數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宋胡寅在《酒邊集序》中稱道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而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即揭示出蘇軾這類詞作所創造的一種新的美學風範。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