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27日訊】題記：人世間長存的是親情、友情、人情，沒有什麼力量能超過它。一個國民政府的將軍，一個「翻身童工」，在長達三年的牢獄生活中，竟然結成父子之情。
1950年1月那天，是成都最冷的時節。西門外十二橋白幔飄飛，哀樂動地，哭天震野，42口黑色棺材一字排開，停放在初綻嫩芽的草地上。上千群眾被聚集在這裡，披麻帶孝，肅立在空曠的田野中，為國民政府撤走時被殺的42人致哀。
不滿16週歲的我，當時還是剛剛參加中囯共產黨的革命工作的一名政治童工，哪知共黨無義戰。在公祭會上淚流滿面，義憤填膺，還舉著小拳頭跟著主持人高聲吶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誓為死難烈士報仇！」
「負隅頑抗」的周迅予
下令坑埋這42人的是國民黨軍統局高層，執行這一指令的是剛從成都稽查處長晉升為警備司令的周迅予中將。他是四川瀘州人，黃浦四期學員，早年參加共產黨，甯漢分裂時脫黨，此後追隨校長蔣介石，並且成為戴笠的得力助手，抗日初期曾參與逮捕山東省主席韓復渠的行動。
在成都市十二橋「公祭」那天，周迅予正率領國民黨數千官兵，西出灌縣，溯岷江而上，向松藩、理縣、茂汶一帶深山老林進發。根據蔣介石的部署，周迅予要在那裡開展反共游擊戰爭，他的最新職務是川甘反共救國軍總司令。
為了支援周迅予的反共游擊戰爭，撤到臺灣的蔣介石多次派飛機空投各種軍用物資和生活用品，周迅予部隊也因此成為中共川西行署執政當局的心腹大患。50年代大陸中國的國產故事片《猛河黎明》，就是以此事為背景拍攝而成的。1990年代的20集電視劇《雪震》，所講述的也是這個歷史事件，片中的方專員就是周迅予的化身。
1951年大局初定，川西行署公安廳長白天為化干戈為玉帛，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周迅予向「新」政權投降都沒有成功。當時中共為瓦解前政權殘餘勢力，以既往不咎的統戰手段，「號召」國民政府的軍、警、憲、特人員主動自首，並且專門為這些自首人員開辦了政訓班。曾任成都警察局八分局局長的政訓班學員範伯駒為了立功贖罪，自告奮勇去山裡勸降自己的老師周迅予。白廳長自然高興，派出兩位科長帶上薄禮隨行，並親筆修書一封。
範伯駒爬山涉水，在茫茫原始森林中找了五天五夜，終於找到了周迅予。周迅予宰羊殺雞擺下酒宴，招待自己的學生說：「伯駒，一路辛苦，飲酒不談國事，只敘師生情誼。」
酒足飯飽之後，周迅予發問：「伯駒，此行有何公幹？」
範伯駒欠身一笑：「老師，現在共產黨天下已定，退守臺灣的國民黨被殲滅只是早晚之事。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請老師三思。」說著，從懷中取出白天廳長的親筆書信。
周迅予展信閱過，笑笑說：「伯駒，我乃軍人，服從是天職！是否投降要請示總裁。」
於是，他轉頭吩咐侍衛向臺灣發報。不到十分鐘，蔣介石電復：「範伯駒叛黨叛國，罪不容誅，著令就地正法。」
周迅予把電報交給範伯駒，範伯駒一看雙膝酥軟，跪地求饒：「老師，你不能殺我呀，你下能殺我呀！我是為你好才來的啊！」
周迅予不動聲色，把手一揮：「執行隊給我拉出去。」
不一會兒山林中兩聲槍響，完成了範伯駒的勸降任務。
隨行的兩位科長嚇得半死，呆坐在椅上不知所措。周迅予不失大將風度，平靜地呷口茶說：「兩軍交戰不斬來使，你們回去轉告白廳長，我周迅予是軍人，是有骨氣的國民黨軍人，只能斷頭，不會投降。」言畢，向身邊衛隊說：「送兩位先生下山，沿途不要為難他們。」
兩位科長回到成都，向白廳長報告事情經過。白天氣得破口大罵：「周迅予，你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反革命分子，老子決不放過你！抓住你不剁成肉醬，也要碎屍萬段。」
接著，公安廳為範伯駒舉行追悼大會，並且特設軍事法庭對周迅予進行缺席審判，當眾宣布判決：「判處周迅予死刑，立即執行！」
孤軍自難成事。兩年後，周迅予部隊被擊潰，還剩下兩三百人換成藏裝，潛伏於森山老林之中,誓死不投降。到了1953年夏天，身為松、理、茂地區藏族頭人的索觀贏，到成都出席四川省人民代表會議，共黨情報顯示他知道周迅予的下落，便將他扣押，迫其交待。在軟硬兼施和「又鬥爭又團結」的攻心戰術下，索觀贏說出了周迅予藏身之地。公安廳立即派出一支精幹騎兵連夜前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生擒周迅予，同時就擒的還有國軍軍長傅炳勛。
山道崎嶇，行走困難，為怕歸程閃失，兩人被捆在竹筏桿上，由幾十名軍人輪流扛擡。傅炳勛自幼練過武功，不願受俘虜之辱，在過岷江索橋時運足全身力氣掙脫索鏈，縱身跳入岷江。周迅予沒有武功，被押解回成都囚於寧夏街市大監獄。他大義凜然抱定一死，每天背誦文天祥的《正氣歌》。共產黨不僅不殺還厚待於他，讓他住在獄中一個大單間裡，由兩個獄吏專門看管，另派兩名在押犯人侍候起居。一月後，又用小車載著他參觀成都市容。
共產黨的攻心戰術果然有效，周迅予數月後逐漸失去鬥志，最終向中共投降。他被轉到省看守所。自此，成年累月伏案寫交待材料。
四川省公安看守所
1957年，我因為以「曉楓」的筆名公開發表過「干預生活」的小說《給省團委的一封信》被劃為「極右份子」，同年12月27日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到了1963年春，我又因為涉嫌「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一案，和周迅予同押在一個監舍。此時他還在寫交待材料。記得那是個陰風怒號的日子。我負銬戴鐐由四個武裝軍人從西北解押回成都，直接被送進梓憧巷省公安看守所。
我的本名叫黃澤榮，是地道的成都人，一度還是政工幹部，卻不知這兒有座監獄。因為臨街處是座公館，無武裝也沒門衛看守，只有進得門庭再拐一個彎才看見巍巍高牆、密密電網。穿過高牆一扇小門，才是監區辦公室。
我在這裡辦完入監手續，領到「411」囚徒編號，隨著手提一大串鑰匙的獄吏，惶恐不安地進入監區。
監區分列三排，都是厚厚地磚嵌砌的平房，其牢固程度可防原子彈衝擊波。第一排監區，關押的是從海中「爬」起來和從空中「掉」下來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第二排監區，關押的是國民黨軍級、省級以上的大員和重大案件的「反革命分子」；第三排監區，關押的是共產黨內犯下政治錯誤的高幹，當時關押在此的有中共宜賓地區負責人劉結挺、張西挺夫婦。監區和監區之間有近五十平米的草坪，光禿禿地沒有樹。此時正值放風時間，草坪上有兩個犯人在溜噠散步，他們看著我，我看著他們。
須臾，一個身著藏族棉袍，頭戴藏族毛帽，腳穿藏靴的小老頭，雙手端著馬桶從牆頭廁所處竄出來，篤篤篤小跑似地踩著草坪間那條石板路走進第二排監區。獄吏送我去的監室就是他所在的監室，監室為16號。
監室約有十二平方米，厚重的木門對著巷道，巷道進深約200公尺，黑黑的兩面全是監室。監室門不相對，這邊看不到那邊。木門上有個30平方厘米的洞孔，稱為風門，用來取飯取水。風門外有插梢，關上就成為一扉整門。監室裡有兩堵鐵窗，前邊那堵對著巷道，後邊那堵對著草坪，窗高約40厘米，寬約25厘米，呈長條形，即使站在床板上也看不清外面。所謂床是木板釘成的通鋪，有兩排，高約五十厘米，靠門的那面窄一點沒睡人，上面擺著碗筷臉盆；靠後窗通鋪上住著三人，我去後增為四人。
四人各有囚號，我右邊的是「958」，就是那個穿藏袍的小老頭，不言不語坐在自個兒床頭髮楞，似有無限心事。我的左邊的是「410」，一個身材瘦高，說話聲音嘶啞，年約三十六七歲，打扮像個司機，藍布棉裝外套長卡嘰工作服，他不喜歡在鋪位上坐，老是不停地在監室內屁股大的空地上走去走來。在他鋪位左面的是「338」，
一個年約五十多歲未老先衰的中年人，中等個兒，一張圓圓的白而浮腫的臉龐，乍看去像個饅頭。他似乎怯冷畏寒，頭上戴著壓過眉心的黑呢鴨舌帽，身上穿著厚厚的棉衣褲，外面罩一件米黃色的風衣。他半躺在床上，不停地用竹棍剔著牙齒。
這裡監規很嚴，不准講外面事，不准打聽案情，大家謹言慎行，成天默默相視而坐，縱然說話也只是些天氣與吃飯的碎語，稱謂一律叫囚號。
我是匹野馬，悶悶地呆了幾天快要憋死了。一天放風我跟在「410」身後，悄悄問：「你叫什麼名字？為啥進來？」
他看了下左右前後，才低聲回答：「我姓張，叫張興富，張大千的侄兒，原是志願軍，54年轉業回到省運輸公司當調度。吃不飽肚子，餓得受不了，想朝香港跑，在深圳抓住，說我叛國投敵……」
「你承認了？」
「怎麼能承認，承認了非斃了我不可。」他說：「到了這裡要挺得住，讓他關。你呢？」
「右派，在勞教隊偷米，跑到西北流竄，混到一家煤窯挖煤，被他們清查了出來。」
他聽後，注目看我一眼，沉思片刻說：「按你說的，這兒不會關你，肯定有什麼大事情？聽送飯的‘228’透露，最近這裡送來好幾個勞教右派，不知你的案子和他們有無關係？我們隔壁監舍那個帶腳鐐就是勞教右派。」
我立即打聽：「他叫什麼名字？犯的什麼事？」
「誰知道，他一來就戴有腳鐐，我們便叫他腳鐐。」他說到這裡故意提高聲音，向遠處兜圈的「338」喊：「338，今天打幾盆水回去？」
「338」回答：「打三盆吧！」
草坪上有口手壓的機井，專供囚徒放風打水回監室用於每天洗漱。他用嘴示意，叫我端上臉盆，他去壓水，藉此掩人耳目。
他一邊壓水一邊說：「958和338都是上面派來監視我們的，他們每月比我們多一斤口糧。958這老頭還好，338最壞，國民黨的特務，經常打小報告，要注意提防他，吃了虧不划算。還有，你決不要相信他們那一套坦白從寬的鬼話，叫你坦白交待就說明他們根本沒有掌握到你的情況。提訊了我十幾次，每次我都咬定跑深圳是吃不飽，想都沒想過要叛國投敵。氣得他們拍桌子罵我頑固。老子就是頑固，不頑固就會取重（重判意思）。你聽說過沒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我會心一笑：「知道！」
「338」似乎發現了什麼破綻，悄悄走過來，我立即拉大嗓門：「410，不要再壓了，臉盆裝不下了。」
他機警地轉頭向「338」嘿嘿一笑：「338，壓這三盆水出了一身大汗，兩瓢稀飯早沒有了。你幫我們向政府反映一下，能不能增加點糧食？」
「338」不知是賣關子，嚴肅認真地回道：「糧食定量是國家政策，反映了也不會增加。最好的辦法，盡快把問題交待清楚，判了刑去了勞改隊就吃得飽了。」
「410」立即反唇相譏：「338，你從政訓班關到現在，十多年了，為什麼還沒把問題交待清楚，還來向我賣狗皮膏藥？」
「338」吃了個閉門羹，嗯嗯地回答不出來，悻悻地走開去。
我與「958」
第二上午「410」去提訊，「338」被獄吏叫出去問情況，監舍只剩下我和「958」。
他和往常一樣坐在床頭，用毛筆醮著墨認認真真寫交待。那一手蠅頭小楷，落在紙上很是好看，像書法家的字帖。我十分納悶，伸過頭去偷看。他發現後立即用手蒙住寫在紙上的東西，驚呼地叫：「不能看，不能看，這是違反監規的。」
我縱聲一笑：「958，這屋裡只有我們兩人，違不違犯就看你檢舉不檢舉？」
他聽我一說，放眼掃了下空空的屋子，確定只有我兩人後才說：「411，我不是那種人，410最知道我。」說著放開手，「你要看就看嘛，都是些陳年老帳，不知寫了幾十遍還叫寫，唉，關了十多年就寫了十多年。」
「958」寫的全是他經過的歷史事件，諸如哪一年在哪個單位，做些什麼事，上級、下級、同事是些什麼人？再有，就是外面一搞政治運動，揪鬥什麼人，像胡風、阿壟、章伯均、羅隆基等，獄吏就要找他寫這些人的材料，是否認識、有無交往、直接間接？他立即搜索枯腸，老老實實地寫起來，至於這些材料有何作用，發揮了什麼殺傷力？他自己並不知道。
410說，他們是活擋案。我則認為，他們是階級鬥爭的炮彈，是共產黨射殺自己人的炮彈。不論誰只要和他們的材料沾上邊，不坐牢也是打倒的對象。所以中共不殺他們，對他們軟硬兼施,一幅仁慈樣，不過是為了鬥爭的需要。
我望著紙上那些與自己不相關的材料沒有興趣，轉頭久久地看著他，愈看愈覺得見過面一樣，便道：「958，我好像認識你，不知在哪裡見過？」
他問：「你是成都人？」
我點點頭。
「那你認識我。」他說得十分肯定。
我想不上來，坐在床沿靜靜地端詳：他五短身材，大頭、大眼、大鼻樑，外加一雙大腳板，雖年近六十，雙目卻炯炯有神，眉宇間有種軍人的豪氣，言談舉止卻十分文雅，一招一式快捷利落。我初步判斷：此人決非等閑之輩。
他見我不說話，笑著問：「認出來沒有？」
我無語地搖搖頭。
他起身向風門外看一眼，確定無人監聽後，把聲音壓得極小聲說：「411，我注意到你是個講義氣的男子漢。我告訴你，我叫周迅予！」
我哦了聲，驚得一怔。他補充一句：「聽說過嗎？」
我道：「何止聽說，我還追殺過你哩！」
於是，我向他講起追捕他的往事：1950年初，縣武工隊曾奉命追擊過他，追到灌縣不見蹤影，便撤了回去。1951年我在外西洞子口鄉九里堤村搞土改，這兒原是匪窩窩，公安局偵察科長李志強一次來村裡，拿出張半身照片叫我看。照片上是個大頭、大鼻、大眼睛的軍官，長相英俊，一身戎裝。科長說：這人叫周迅予，成都稽查處處長，後升為警備司令部司令。1949年12月帶著隊伍從西邊逃跑了，有人說去了松藩、理縣、茂汶，有人又說他還潛伏在農村，現在整個川西地區都在搜捕他。你們如發現線索，要立即報告……
他聽後笑了笑道：「我們到成了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識喲！」
我們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接著，他向我講了他如何拒不投降，處決範伯駒，以及後來被捕的經過。說得繪聲繪色，扣人心弦，也就是我前面寫的那段。
當夜，我在心潮起伏，兩手不停地在胸壁上划動，劃出了這首忘不掉的詩：「風雷激盪起蒼黃，先生抱殘走岷江。年少隨軍作鷹犬，踏遍青山自奔忙。奔忙未盡歸墨瀚，捍衛金甌筆作槍。焉知鳥盡弓藏日，將軍學徒聚鐵窗。」
「410」所說的戴腳鐐的勞教右派就住在隔壁監室，難道此人與我有關係？
我注意到，只要一放風，那個戴腳鐐的人打從我們監室門前經過，獄吏便要關上監室風門，這樣就更引起我的疑竇。有一天獄吏忘了插風門梢栓，我猛地扑過去推開，看到那戴腳鐐的人竟是「415」筑路支隊難友楊應森。
記得1961年夏，蘇聯共產黨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曾被共產國際開除的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又重回「國際共運」大家庭。南斯拉夫不叫共產黨，叫「馬列主義者聯盟」。
「聯盟」的章程寬鬆，只要你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囯共產黨又是什麼「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什麼「獻身無產階級事業」。他們不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據說老百姓生活過得還不錯。於是，我們中不少人主張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應將共產黨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誰知幾個月後，這些參加談論的右派份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幾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件外逃西北，四川省公廳視我為要犯，發出紅色通緝令抓捕歸案，押回成都囚禁於此，沒想到因為此案竟掉了幾個腦殼。我不但推開風門看個明白，還揮筆在紙上寫下一首放情的詩「：初聞鐵鐐感心驚，不知負刑是何人？今日偷窗來窺看，方知故人楊應森。」
待放風回來，這首詩不見了，我立即明白是「338」拿去請功了。我便使出綠林手腕，不動聲色把話挑明：「這監室裡只有四個人，最好不要你報告我，我報告你，大家和平相處為好。都是犯人，案板上的豬，整去整來沒有什麼好處？要惹火了老子，一天寫你十張檢舉，說你半夜做夢都在喊國民黨萬歲！不信政府不找你。」
這一招還真靈，「338」立即向我賠不是：「411你不要多心，我不報告也有人會報告的。」
「958」聽後發表聲明：「338，我們都是老犯，我可是個和事老，從不管閑事。你也知道，我報告寫得再多，共產黨也不會放我出去。」
「410」知我此舉意思，便話中含刺說：「大家同一個監室，何必相互殘殺。我和411都是從共產黨肚子裡爬出來的人，從不會做這些偷雞摸狗的事，要做上面准相信。」
俗話說，「戳破的鬼再害不了人」。自此「338」主動和我們修好，說是上面叫他這樣做，連我說夢話都要報告，今後決不再做這些事。還說他叫賈祥瑞，浙江紹興人，原是國防部二廳一個處長，1949年隨國民政府逃難廣州、重慶、成都，1950年自首入政訓班，參加過範伯駒的追悼會。
一次，他湖南老家的髮妻送來一卷香菸，有多個牌子。我一看便道：「這是不少人送你愛人的香菸，她一根根積下的。」
他突然眼圈一紅，幾乎流下淚水說：「家裡沒收入，愛人拖著三個小孩，為生計不得不幫人洗衣納鞋，已守了十多年活寡。」
我聽後泫然淚下，當即口吟一詩相贈：「異鄉飄泊無親眷，已守空房十三年；育兒養女擔風險，還蓄溫暖送鐵監；湘女多情愛卻短，一線幻茫盼夫還！兩軍相鬥民何苦？誰不切齒恨暴殘！」
自此，我們成為好友。1966年瀘州長庚宮改為西南警校，成都省看守所人犯也來此參加修建。我們再次相見，他還保留著那首詩。可悲的是，他沒有等到1973年特赦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便瘐死獄中。
經過這個小風波，「958」私下幾次誇我聰明，會處理事，兩顆心自然貼在一起了，他視我如子關懷備至。
由於「958」年歲大，過去的地位高，共產黨又不斷要他寫材料，每月口糧不但多我們一斤，另外還有一斤酥油（「338」沒有）。在那個年代的監獄，犯人生活極其困苦，月囚糧22斤，每天8兩，沒油沒蔬菜，餓得吞口水，這一斤酥油的價值勝過黃金。他把酥油裝在一個布套纏裹的玻璃瓶裡，每天早晨吃稀飯時，小心翼翼地從床頭取出來，解脫纏線，拉開布套，扭開瓶蓋，用鐵杓掏出一點點融入稀飯中，然後依次復原。我想如果沒有這一斤酥油滋潤他的生命，那付老骨頭早敲鼓響了。他在「410」和「338」不注意的時候，常常飛快地給我一湯杓，使得我無法拒絕。
監獄每半月打一次牙祭，一次二兩豬肉，用南瓜、紅苕墊底，各人拿自己的碗送廚房去蒸。為了不至於弄錯，碗上貼有一小紙條，寫上囚號。「958」見我的碗小，裝不上墊底的南瓜、紅苕，主動把他每天早晨裝稀飯的兩個黑陶大碗借一個給我送到廚房。誰知那貼上囚號的紙條被蒸氣沖掉了，拿回了一個略小於他的黑陶碗。
打牙祭是愉快事，他吃得卻不開心，邊吃邊說他的大黑碗。飯後仍然放心不下：「411，黑陶大碗能不能找回來？明早打稀飯這個小碗可能裝不下吧？」
我笑著安慰他：「958，你放心吧！廚房228說了，明天保證給你找回來。」
他聽我一說，略微鬆了口氣：「找回來就好了，找回來就好了！唉，411，要是找不回來又咋辦哩？那個大黑陶碗跟我四五年了，又大又深，最裝得東西，要是掉了，每天裝稀飯怎麼辦？現在這兩個碗裝不下呀！」
我繼續寬他的心：「放心吧，958，會找得回來的。如果找不回來，我寫信叫我姐姐買個更大的黑陶碗給你。」
他聽後高興起來：「對對對，寫信給你姐姐，請她買一個，不，多買一個，你留個好用。」
晚上睡下，他又念起黑陶碗：「找不回來咱辦？天天要裝稀飯呀！411，當時你把條貼好就沒這事了。唉，也不怪你，怪廚房的228，不負責。」
我只好又不停安慰：「958，放心吧，會找回來的。」
監獄睡覺時間長，晚七點上床，早晨五點就醒來。我挨著他睡，醒來時兩人多半聊幾句歷史。這天醒來談的又是碗：「411，這大黑陶碗找不回來怎麼辦？今天早晨稀飯可能裝不下？你用個盅盅為我準備著，裝不下的叫228倒在盅盅裡。」
正說著，監區巷道鐵門嘩啦一聲打開了，這是廚房送飯的信號。他猛的從床上跳起來：「411，快，稀飯來了！」
他心裏想著大黑碗，忘了還在床上，一個大步竄下去，吧嗒一聲跌在了地上。嚇得我跳下床扶著他：「958，跌傷了沒有？」
他不顧疼痛，聲嘶力竭地叫喊：「411，別管我，快去打稀飯！」
一個國民黨堂堂中將，當年指揮過千軍萬馬，氣吞萬里如虎，誰知十幾年後卻會為著這一瓢稀飯，險些跌傷雙腿。是什麼原因使得他變得如此？我終於明白了漢代名將李廣，在面對刀筆吏時寧肯死也不願進監受審。好在第二天下午，廚房228送開水時送回了那個大黑陶碗，不然我真是罪莫大焉了！
周迅予的暮年晚景
一次我突發奇思，問道：「958，你當稽查處長和警備司令時有沒有人請你吃飯？」
他先愣了下，爾後有點懺悔地說：「一天請吃飯的人太多，都由副官為我安排。我只記得有年陰曆初二，一共走了十二家，但沒有吃飽。」
我有點糊塗了：「席間菜不好是不？」
他笑了：「411，請我的都是大財東、大商家，那一家不是山珍海味、魚翅燕窩一大桌。我都得去，都得給人面子。就像趕溜溜場一樣，坐著車滿城跑，這家夾一筷子，那家夾一筷子，有的家連筷子也不動，拱拱手，說聲恭喜發財趕快就走了。」
官場原來如此，又辛苦又吃不飽。我道：「所以國民黨要垮臺，你們這些當官的都這樣麼？」
他對我的批評不但不反駁，還說：「我看共產黨也會這樣。」
我默然，不置可否。眼下所關心的22斤囚糧，這月是大是小？大月有20天是7兩，小月有10天是7兩，最高興是28天的小月，可一年只有那一個月。
不幾天預審員開始對我無休止地提訊，追查「馬列主義者聯盟」一事。我沉著應戰，不是言東說西，就是推說不知道。每次歸來，只要「338」不在場的時候，他總提醒我：「411，不要亂說啊！特別不要亂說別人喲，要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勇氣。」
我說：「958，你放心，我當過審訊員，知道怎樣應付他們。我是鐵嘴，休想從我口中掏出什麼。」
他聽後放心地點點頭：「這就對了，關鍵是挺得住，男子漢一定像個男子漢！」
天氣漸漸熱起來，轉眼夏至。他見我沒有單衣，主動對我說：「411，天熱了，你一件單衣也沒有怎麼辦？」
我道：「沒有就打光咚咚。」
他笑了笑：「成什麼話，我給你縫一件怎樣？」
我驚了：「你會縫衣服？」
他道：「關了十多年什麼不會？」
我遲疑一下：「哪裡有布哩？」
他早成竹在胸說：「把你身上穿的棉衣拆了不就是布。」
「那冬天怎麼辦？」
未及開口，「338」代我作了回答：「還怕沒棉衣麼？公家會發的。」
於是，我脫下棉衣交給他，他立即戴著老花鏡拆線。我作他下手，把拆下的每一根棉線纏在紙捲上，又準備把那些半條的棉線扔去。他立即制止：「411，不能扔，縫衣服時會全用上。」
大約花了兩天時間才把棉衣線拆完，然後將棉花分開收放，再後把拆下的布料攤平放在床板上，用他每天裝開水喝的玻璃瓶作熨斗，燙平布料。他井然有序，絲絲入扣，儼然像個地地道道裁縫。
閑談中，我忽然想起十二橋事，由不得問：「958，那活埋的42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停住手中活兒，老花鏡片後一雙炯炯有神的眼晴，一點也不迴避道：「兩軍交戰你死我活，很正常嘛！共產黨殺國民黨，國民黨殺共產黨，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接著，他毫不介意地道：「你知不知道東北的長春戰役？共產黨幾十萬部隊圍住我們大半年，城裡老百姓沒點糧食吃，向城外跑，共產黨不讓老百姓跑，拿著槍把他們趕回來，目的是要我們部隊投降。我們咋會投降，做鬼也要當英雄！一直堅持打。每天校長（他一直稱蔣介石先生為校長）派飛機給我們空投糧食。老百姓就慘了，只能抱著肚皮餓。你知不知道，餓死了多少人？他比了三個指頭：活活餓死了三十多萬老百姓呀！……」
我哦了聲，說革命是為瞭解放天下受苦人，到底哪一個受苦人得到解放了呢？土地改革消滅地主，把沒收來的土地分給農民，可如今農民誰個擁有土地？城市打倒了資本家，而今哪座工廠和商店又是工人的呢？打著紅色旗幟，喊著動聽的口號，其實是為著那把龍椅。
他見我沉默不語，笑著問：「411，我說得不對嗎？」
我道：「958，你說得很對，我念首詩給你聽：歲月煙波大江東，多少豪傑濟世窮！春花一閃千層浪，人民幾曾幸福中？」
他聽後沉思片刻：「你寫的？寫得不錯，只是平仄有點不對稱，要是平仄對稱，就是首很好的七言絕句了，故只能算打油。」
我嘿嘿一笑：「我就是黃打油。」
他說：「重情不重工整的詩也不錯，只要堅持不懈地寫下去，就能寫出好詩。不過這些詩只能留在腹中，不能留在紙上，要不他們會說你思想反動。」
點頭認可他的看法。於是，我們的交往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內容：言詩。
監獄逢星期日吃兩頓，定量標準不變，免去早上稀粥。一次上午9點，一次下午4點，中間相距6個小時。上年歲的人經不住餓，每到週日他便將上午那頓飯分兩次吃，留下一半放在瓦罐中，用毛巾裹上捂在被蓋裡保溫，待中午12點後再吃。
那天天氣特別好，陽光從鐵窗裡射進監室，光線明亮，日暖風清。吃罷早飯，「338」照例臥床酣睡，「410」仍在監室裡屁股大一塊空地上走去走來。
「958」坐在床頭為我縫製單衣，我陪他把棉花搓成條，再從棉條中撚出絲絲細線，然後把撚好的細線放在被蓋上面，用時由我去抽取。戴著老花鏡片的他飛針走線，認真地做著活兒，使我感動至極。這場景不禁想起孟郊的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幼失慈母，少年零落，剛步入青年即淪落囚徒。一生愛少恨多，沒想到此時此刻，一個陌生的老人卻給予我無限的慈愛，能不動情？竟然忘記這兒是冷酷囹圄，關豬仔的地方，成了我生命中不幸之大幸啊！
他一針針地縫，一線線地織，縫下的、織下的，是人間的愛，一種偉大的人性之愛！很難相信他曾經是兩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更難相信他是十二橋活埋42條生命的執行人！
單衣快縫製好了，還差最後幾針。他縫累了，仰起頭，取下老花眼鏡，舉起乾瘦手掌，輕輕柔著疲憊的眼睛向我吩咐：「411，你上床給找條線來，這幾針就完了。」
我高興得像個猴孫，一步跳上床，用力抓起被蓋，忽聽他手拍床沿，大呼大叫：「天喲，411，我的飯呀！411，我的飯呀！」
我立即住手，好在未把飯罐拖翻，寬慰他道：「958，還好，飯沒有倒出來，怪我大冒。」
「怪你什麼喲，沒倒出飯就好。」他說：「我的針哩？我的針哩？」
原來他一拍床沿，把針拍掉了。東摸西看，費了好一陣工夫也未找上針。他急了說：「411，你眼睛好，快來幫我找找針。」
一根比頭髮略粗的針，這一拍竟不知去向。我從床上找到地下，地下找到床上，抱走被蓋，掀開草蓆，爬著找，跪著找，站著找，蹲著找，就是找不著。我無可奈何道：「958，找不著呀，怎麼辦，你換一根行嗎？」
「411呀！」他的聲音好像在哭：「這是監獄又不是家裡，哪有換的喲？這根針還是932走時留下的，跟著我三年多的時間了，只要一查房我就緊張得不得了，不是藏在馬桶下，就是瀋在水罐裡，生怕他們搜去。你怎麼知道喲，411，要補衣服，沒針的時候我只好用筷子磨，要磨幾個月才磨得像根針呀。沒有針好不方便啊！你再找找，一定要找到，你的衣服還沒縫完喲，不能就這樣穿上嘛。」
他說得淒切，動情，聞之不忍。我不知一根針在監獄裡是如此寶貴稀罕，正如男人不知女人生孩子的痛苦一樣。為了不使他失望傷心，我不停作保證：「958，你別急、別急，我保證找上。」
為了找上這根針，我和他折騰了整整三個多小時，地下床上，床上地下，卷草蓆，抖鋪草，最後終於找上了這根失落的針。當我把這根失而復得的針交還他時，他高興得快流出了眼淚，不停地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找到了！找到了！」
第二天我穿上他縫製好的單衣，驟感一身涼爽，馨肺透脾，好不快活。他笑著，戴上老花眼鏡細細地看了半天，右瞧左瞅，前觀後贍，十分歉意說：「要是下次再縫，一定比這件縫得好。」
我樂呵呵地笑著，像個小孩，不停地感謝：「很好很好，謝你了958！我永遠會記住你。」
不久，「馬盟」一案落幕，難友楊應森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作為「陪場」人離開了第二排監區第16號監室，自此再也沒有見著周迅予。18年後的1980年歲末，我被「改正」回到成都日報社，曾以記者身份打探他的下落，獄吏告訴我1975年他特赦，安排在外西馬家花園養老。我去馬家花園打探，說他三年前就去世了……
尾聲
16年後的1991年，我在北京發起組織「中華國產精品推展活動」，並出任該活動的常務副秘書長，推展活動組委會名譽會長是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主任郭林樣上將，之前曾是西南行政公署公安廳廳長，1950至1953年負責雲貴川三省的「平叛」清剿工作。為了留下這段歷史，中央電視臺影視製作中心以他當年在川西北指揮剿匪為題材，拍攝了二十節連續電視劇《雪震》。郭是劇中的剿匪司令，周是國民黨的方專員。當我談起這段往事，郭林祥笑了。他說，那周迅予很狡猾，死不投降，又有蔣介石空投支援，藏人窩藏，在大山裡和我們兜圈子，剿了幾年也抓不住，死了不少戰士，是個對手。又說，當年你要是在我手下，誰敢劃你是「右派」？我道，那是一劫啊，毛親自發動的運動喲。他點點頭沉思半刻，無不動情地說：運動運動，運動太多了，連你這樣出身成份這麼好，又是小娃娃的都放不過。可惜了，浪費了你幾十年時間……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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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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