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樣本 張學良的真面目(圖)

張學良晚年

【看中國2014年02月23日訊】資訊封鎖是中共能夠苟延殘喘的關鍵因素，西安事變距今已久，國人仍然不明就里，還在把千古罪人張學良當英雄，可悲到了極點。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中共鹹魚翻身，中國歷史的進程就此改變。

隨著史料的不斷披露，這一重大事件逐漸呈現出本來的面目。西安事變是九一八事變結出的惡果。張學良1931年下令不抵抗日軍入侵，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長期被人們所忽視：1929年張學良主動挑起中東路事件，遭蘇俄痛擊，產生心理陰影，畏洋人如虎，一心只想保存實力。

九一八事變，關東軍只有10600人，而東北軍是44.8萬，其中正規軍26.8萬，平津一帶的精銳有11萬左右，駐在奉天的精銳有6萬左右，對關東軍佔絕對優勢。關東軍繳獲的戰利品包括：飛機60架，坦克25輛，還有大量的日軍根本沒有的捷克式衝鋒槍[1]；全國最大的瀋陽兵工廠和制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鎗，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東北航空處的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全部落入日軍之手。唯一的金庫所存現金7000萬元，亦被洗劫一空[2]。

關東軍在東北的賭博獲得驚人的成功，島國為之沸騰，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日本軍隊「下克上」的風氣和擴張的野心，在張學良的積極配合下，成為大和的主旋律，軍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直線上升。1931年12月，犬養毅出任日本首相後，試圖控制軍隊的好戰傾向。1932年3月，日本政府未承認關東軍一手扶持的「滿洲國」；5月15日，犬養首相即遭憤怒的軍國主義分子殺害。

民國軍事史上，很難找到比張學良還無能的將軍，在武器、兵力佔據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丟掉東北全境；外交史上，要找一個比張學良更貪財和弱智的更是絕無可能：1931年他致信日本首相犬養毅，哀求犬養毅向關東軍疏通發還他被扣押的私人財物，信中還附有預支的一張作為謝禮的支票，後來成為犬養毅的「罪證」之一[3]。1955年，張學良為求得蔣介石原諒，寫了篇《西安事變反醒錄》，大罵「共匪」之餘，以好心辦錯事為自己開脫。

就這種貨色，晚年居然叫喚「不怕死，不愛錢，丈夫決不受人憐」。人不要臉，鬼都害怕。如果張學良下令抵抗，令關東軍付出慘重代價，日本鴿派與鷹派的力量對比很可能發生逆轉。但一心保存實力的張學良為不抵抗尋找各種藉口，在馬佔山奮起抗日的情況下，亦見死不救。日本視華夏為囊中之物，全面侵華只剩時間問題。

無恥、無情、無才、無義、無德的少帥，1935年進入中共賣國賊名單的3甲行列（《八一宣言》）。1936年1月，張學良竟與陝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繫（楊奎松《張學良的「通共」與蔣介石的置若罔聞》）；6月30日，中共接到派駐東北軍的中共代表劉鼎的密電，張學良已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請，請中央定奪；7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發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通知」說，「擬允許其（張學良）入黨」，因為，這對於中共來說，是「有益無損的」（陳益南《「西安事變」中若干鮮為人知的細節》）。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回電中共，對張入黨「感到特別不安」。張學良可能是一個「特殊黨員」。（楊奎松《張學良是中國共產黨員？》）

2009年6月19日，中新網披露：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閻明復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共黨員的問題問過呂正操，呂明確答覆說：「張漢公是中共黨員」。主持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詢問過西安事變前後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張學良重獲自由以後曾告訴記者：「我就是共產黨呀。」（董建文《中共「特別黨員」大起底》）

在與張學良這個統帥數十萬大軍的超級臥底打交道的過程中，中共隱瞞了共產國際「聯蔣抗日」的指示。完全蒙在鼓裡的張學良，滿以為發動兵變，有共產黨切齒痛恨的蔣介石作籌碼，就可以換取蘇俄的大批援助，稱霸西北。

1936年12月12日兵變當晚，中共驚喜交集，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給張學良發去「萬萬火急」的「文亥電」，鄭重建議張必須把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會議的基調是「審蔣」、「除蔣」。李維漢回憶：「我們在定邊獲此消息,欣喜若狂，當即在大廟裡召開群眾大會，由高崗主持，廣為宣傳，與會群眾高呼：‘槍斃蔣介石!’」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得知西安事變後興奮異常，欲致電陝北中共中央，主張殺蔣，此電被斯大林扣發[4]。

中共一度想造成「審蔣」、「除蔣」的既成事實，迫使共產國際承認。不料，國內輿論一片反對之聲，蘇俄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亦強烈譴責西安事變，《真理報》、《消息報》痛斥張學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史達林最擔心的莫過於中國陷入內亂，抗日戰場崩潰，日本騰出手來進攻蘇俄。老大哥一發話，中共和張學良慌了手腳，被迫受命以和平方式解決事變。

剿共與抗日並不矛盾，西安事變的結果卻讓綁匪的陰謀得逞。西安事變結出了最壞的惡果。可以說，無論滿清、日本、北洋、國民黨，誰來統治中國大陸，都不可能如中共一般毫無人性，在和平年代餓死4千萬老百姓，虐殺、殘害舉國知識精英不計其數。

毛澤東說西安事變把中共從牢獄中解放出來，確為喜極由衷之談[6]。軍隊僅4萬餘人，根據地只剩下陝北一隅的中共，在抗戰之後，奇蹟般地創造出近百萬正規軍和220萬武裝民兵，大半個華北以及華中、華東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它的天下[7]。

1990年6月1日，90高齡的張學良自認「是罪人中的罪魁」。中共一度還想發揮這個超級臥底的「余熱」，但張學良臉皮再厚，亦無顏見東北父老。一個有奶就是娘、缺乏政治遠見的花花公子，在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歷史時期，欲以非常手段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將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怎樣深重的災難，張學良堪稱樣本。

註釋：

[1][3]俞天任《有一類戰犯叫參謀》，語文出版社，2009年11月。
[2]王錦思《九一八的恥辱：東北軍武器先進也挨打！》，聯合早報網，2009.9.18。
[4]李義彬《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制定》，《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李時雨、張德旺《汪偽巨姦印象》，《百年潮》，2005年第3期。
[6]陳鐵健《寫歷史應去偽飾求真實》，《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
[7]楊奎松《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軍事戰略方針的演變》，《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