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克勞斯與哈維爾的分歧體現什麼(圖)
捷克總統克勞斯
【看中國2014年02月18日訊】捷克是個很特別的國家，她雖不是世界大國（人口還不到臺灣一半），但卻名揚天下，不僅因為有「布拉格之春」等反抗的歷史，也因為有昆德拉、哈維爾等知名異議作家，而引起像中國等共產國家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重視。
昆德拉的小說，被稱為瞭解共產社會的教科書；哈維爾則為捷克首位民選總統。後來捷克又有了第三位引起西方，尤其是保守派重視的人物——繼哈維爾之後當選總統的克勞斯（Vaclav Klaus）。克勞斯因熱烈推崇市場經濟，極為重視個人自由，同時又毫不客氣地抨擊左派，所以在西方信奉自由的人們中大受歡迎。
克勞斯曾到美國側重市場經濟研究的重鎮「卡托研究所」（Cato）演講，指出當今世界「對自由的三個嚴峻挑戰」。該演講因深入分析西方左派「對自由的挑戰」，被很多保守派網站轉載，深受好評。
經濟學者出身，曾就學於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克勞斯認為，當今自由世界面臨的主要外部挑戰，當然是恐怖主義。但要想取得「反恐」勝利，關鍵在自由世界內部要有願景、信念和凝聚力。但現在西方左派恰恰在破壞，甚至在挑戰根基性的「信念」。
第一個挑戰：「共產主義陰魂不散」。
克勞斯以捷克為例說，「我們成功地拋棄了共產主義」後，以為原來那種由中央組織、規範和控制社會的經濟，就成為過去，那種做法自然會被淘汰。但「不幸的是，這些中央集權的衝動依然存在。」
克勞斯說的這種「不幸」，可以從哈維爾執政後的經濟政策看出。哈維爾雖然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也堅定地支持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等，政治傾向明顯「親美」；但其經濟政策，卻仍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路，或者說根本沒有明白西方左、右派到底在爭什麼，沒有懂得右派（保守派）強調和信守的「自由經濟」理念到底對人的自由具有何等意義。因此哈維爾執政時，仍是熱衷「平等」、重視「分配」、結果是增稅，擴大福利，強化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效能。當時任總理的克勞斯，則堅定主張市場經濟，強調自由競爭等原本資本主義價值。兩個人可以說典型體現了西方左、右派的針鋒相對。
哈維爾推崇的左派經濟理念所以被克勞斯稱為「集權的衝動」，就是因為其本質仍是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人的權利。當年共產黨用「人民」的名義，今天西方左派用「公共利益」和「弱勢群體」的名號，結果都是擴大政府權力，削減甚至剝奪個人決定自己私財的權利。
克勞斯說，「這種衝動的例子，在歐洲和大多數國際組織中要比美國多，但在美國同樣存在。」它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崩潰而消失，而是以各種「變種」方式重現，其特點是，「又將不同的議題、願景、計畫和項目置於個體自由之上。」它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克勞斯毫不客氣地說「它不過是溫和版的共產主義」）、人權主義（克勞斯把它稱為「積極權利」，可能是套用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分），還有國際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歐洲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以及其它類似的意識形態。」克勞斯不無憂慮地指出，「共產主義已經壽終正寢，但企圖以上述‘主義’進行控制依然存在，或者這些‘主義’僅僅是一種回潮。」
第二個挑戰：歐洲左派要「去國家化」，建立歐洲大一統。
對於歐洲左派要把歐洲統合成一個政治整體，克勞斯認為這是烏托邦式的「超國家主義和全球治理」，是「破壞民主和自由」，因為「沒有在清晰界定的國家領土內實施議會民主，自由就沒有保障。」
克勞斯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一樣，都強烈反對歐洲統合化。撒切爾夫人甚至說，建立歐盟「可能是當代最大的一個愚蠢舉動」。因為這種「歐洲大一統」的夢想，仍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投影，結果將泯滅個性與競爭，有利形成「群體主義」的社會。
第三個挑戰：「環保主義」要重組世界、操縱人類。
克勞斯認為當前西方左派高喊的「環境保護主義」，本質上也是共產主義要一攬子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克勞斯指出，「環保主義只是假裝解決環境保護問題」，實質上「環保主義的信徒野心勃勃，試圖從根本上重組和改變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我們的行為與價值觀。」
克勞斯當然認為人類應該珍惜自然資源、保護環境，並強調「為子孫後代合理保護自然是我們的責任」；但西方左派的「環保主義」不是從科學的生態學角度提出的，而是一種共產主義的「集權衝動」。因為環保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懷疑自由市場的看不見之手的力量，相信國家干預的全能。」「忽視經濟機制和制度的重要和強大影響。……對技術進步持馬爾薩斯式的悲觀主義。」
對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所謂「保護環境」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克勞斯提出強烈批評，他說，「戈爾做的一切和世界和平不僅沒有直接關係，而且他對人類文明的懷疑論調，甚至破壞了世界和平，他沒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
克勞斯特別以西方左派最高喊的「全球過暖」的假設為例說，「人們通常都只注意和記住不正常的氣候現象，而不是天氣的正常發展和緩慢的長期趨勢與過程。」「環保主義者的論證不是根據基本的經驗測量或實驗室實驗，而是基於複雜的模型試驗。很多缺乏依據的假設通常都很隱蔽，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推斷。」他們的「假設和說法都和社會科學有關，而不是自然科學」，因此「環保主義不像科學的生態學那樣屬於自然科學，而應歸為一種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質，是以保護環境之名，抵制資本主義，抵制市場經濟，反對人類的自由發展，要像共產主義「計畫經濟」那樣來「計畫環境」，最後「計畫個人的生活」——這帶有明顯的集權企圖。因此克勞斯明確地指出，這種意識形態有「操縱人類的企圖」，如果得逞，「將會使我們倒退到中央集權和限制自由的時代。」
也許是勞斯經歷過共產專制，因此對自由有特別的體會。他說，「共產主義的生活經歷使我對缺乏自由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過度敏感的話。」他到美國演講，「我想到的是自由。美國人非常重視自由，儘管事實上他們並沒有親身經歷沒有自由的日子。」
正是對個人「自由」有這樣深刻的體會，克勞斯才會如此公開批評西方左派，成為原東歐國家，也許是整個歐洲少有的強烈捍衛「自由價值」的政治領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