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最早怎樣學英語?(圖)

【看中國2014年02月14日訊】莎士比亞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誦: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現在中國人也要高聲吶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 question!中國人對於英語的複雜情結已然在教育戰線上愈演愈烈。清末以來,英語學習在基礎教育階段中的地位越來越突顯,另一方面,加強母語教育、減少英語學習負擔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香港在大學推廣英語教學,北京將縮減高考英語的分值。學還是不學?抑或是怎麼學?除了李雷和韓梅梅的故事外,英語學習還應該包含更多的內容。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大英帝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一句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失望與諷刺之情溢於言表,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終於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隨之而來,當然還有英語

皇族:九五之尊 「壓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後,於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後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可笑的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後,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的悟性,但口語卻糟糕至極。他計畫用英語做新年獻詞,並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單單是敢於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就值得人們稱讚。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後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1917年6月,張勛率領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復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邁適時向小朝廷推薦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後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遊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後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併進 「寄託」美國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僱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於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於培養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於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並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後,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歷:「那時候學英語,不像現在從發音規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久後,北京大學的老冤家——清華學堂從游美肄業館中脫胎了。作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後,能夠順利地適應在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裡的英文教學直接採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據。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再高也畢不了業。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的演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下,清華園先後走出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在官辦學堂如火如荼地培養新式人才之時,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各地悄然生長。作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對中國傳統私塾教育持批判態度,校長布朗自詡學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訓練整個人,包括德、智、體」,因而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注重系統性和計畫性,並能根據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置不同的課程,採用不同的教學法。在教學上,學校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主張充分發揮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瞭解」。表現優秀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美留學,中國留學的先驅、耶魯大學畢業生容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為此,他注意「採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並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了獲得關於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範圍內,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於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後邊注上「柴諾」,doctor後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權已被架空,國家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漢族地主階層的手中。雖然李鴻章喪權辱國,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學現賣,倒也應酬得來。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鴻章又請來翻譯,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漢發音差異巨大,李鴻章怎麼也記不住。最後,索性直接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了俄語發音:「請坐——殺雞切細」(Садитесь),「謝謝——四包錫箔」(Спасибо),「再見——大四位達理也」(До свидания)」等等。雖說方法不考究,但溝通效果卻不差。二戰後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也用現學的俄語向斯大林打招呼,結果斯大林聽了之後毫無反應,倒是蘇方的翻譯打破僵局,詢問丘吉爾:「首相閣下,您說的英語,怎麼我一句也聽不懂呢?」

曾國藩的次子曾紀澤就將這種用漢語注音學習法發揚至極。《翁文恭公日記》記載:「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余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餘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畢竟不是正規的教育,雖然此時的曾紀澤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國人說他的英語確實「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誦筆譯 終成「溫拿」

政客們紛紛攘攘,東一棒槌、西一鎯頭的漢字注音學習法,只能Chiglish味兒十足。真正值得當代人追逐崇拜的,應當是民國的學院派文人。

雖說「辮子教授」辜鴻銘屢屢被自由主義者們罵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譏諷者們卻很難望其項背。辜鴻銘10歲時就隨義父布朗在蘇格蘭接受嚴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雖是英國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死記硬背。他要求辜鴻銘背誦《浮士德》,卻說「只求你讀得熟,並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這樣,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裡糊塗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來。到第二年,布朗才開始給辜鴻銘講解《浮士德》。

之後,辜鴻銘開始了半月學一部莎士比亞戲劇的英文學習計畫。天資聰明的辜鴻銘越背越快、過目不忘,計畫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把莎翁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此時辜鴻銘的英文和德文水準已經超過了一般大學畢業的文學士,此時打下的紮實基礎,對辜鴻銘日後在古希臘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義大利文等九種語言文字上的建樹功不可沒。辜鴻銘後來在北京大學教英語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英語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簡單:「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作為一名遊走於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學者和文學家,林語堂的英語學習法自有其特點,樸樸素素、簡簡單單地總結起來,就是注重口語訓練。林語堂認為學英語必須有全句的觀念,「不能專念於單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整個讀出來」;「口講必須重疊練習」,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順口。到了順口之時,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學來,比寫作時算什麼主格賓格強得多了」;「口講的話都是自自然然說出來的,少有堆砌奇字、矯揉造作之弊,因為口講應答之間,不容你刻意求工」。

對於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說,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並盡量避免重複的詞句。反反覆覆,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張愛玲在港大的求學歲月裡,將這種翻譯學習法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為了讓英文寫得地道純熟,她狠狠心三年沒用中文寫東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過洋的姑姑對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說她,「無論是什麼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譯本物理或是化學書。」三年工夫沒有白費,看來,正應了張愛玲在《十八春》裡說的那句話——「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來說,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而對於年輕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漢夾雜 「洋涇浜」語

當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後,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一時間,外商雲集,僅上海一地,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貿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而,由於精通商貿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己學起了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於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商人們說的洋涇浜英語中有著深刻的漢語烙印,姚公鶴先生就曾說過:「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洋涇浜」英語把rice(大米)說成lice,把fish(魚)說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說起整句話來,現代的人估計更是摸不著頭腦,曾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去拜訪兩位女士,中國僕人很嚴肅地告訴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兩位姑娘您現在一個都不能見。年齡大的一位正在樓上洗澡,年齡小的一位不在家,請您趕緊走開,趕緊走開)。

即便如此,但千萬別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是下裡巴人的專利。董橋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聽到鄰座有人很謙虛地對他的茶友說:「我只會說洋涇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聲說:「他也配?」哈哈,可見正宗的洋涇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專用語!

當然,「洋涇浜英語」並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臺灣等地也出現了漢語與當地通行外語相結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後,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在上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點「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當然,你很快還會在英語中見到dama(大媽)與tuhao(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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