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嗎？這個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惡(圖)
活摘器官油畫
【看中國2013年12月04日訊】第七節 江澤民的法外指揮系統—610辦公室
華爾街日報在2000年4月20日發表了一篇題為「陳女士直到最後的日子仍說，修煉法輪功是一項權利」的文章，披露了法輪功女學員陳子秀被虐待致死的過程。記者伊安•約翰遜因此報導而獲得該年度新聞普利策獎。
陳子秀是一位退休工人，家住山東濰坊市濰城區北關徐家小莊。陳的經歷坎坷，她的婚姻生活只有14年，37歲時，丈夫被診斷為晚期肝癌。丈夫去世不久，和他們一起生活的母親也去世，留下兩個孩子，一個13歲，一個11歲。2000年2月16日，陳子秀走在街上被當地專管迫害法輪功的負責人抓走，並帶至北關派出所看管。次日下午，帶至臨時成立的「法輪功轉化看管中心」城關街辦事處，政府官員用塑膠棍棒，電棒打她的腿、腳、後背下方，並用趕牛用的刺棒打她的頭和頸部。和她同一獄室的人說，整夜都能聽到從行刑室裡傳來陳淒厲的叫聲。那些人不停地吼叫著要她放棄法輪功，每一次，陳子秀都拒絕了。在陳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再一次要求她放棄對法輪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輪警棍打擊後幾乎失去了清醒意識的情況下，58歲的她還是堅定地搖了搖頭。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陳子秀被逼赤腳在雪地裡爬，兩天的折磨已使她的腿嚴重淤傷，黑髮上粘著膿和血，陳嘔吐並因虛脫而昏倒，她再也沒有恢復知覺。
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北辛堡鄉蠶房營村陳運川老人一家，全家都修煉法輪功，但是為了堅持信仰「真善忍」，全家七口人，四人被中共迫害致死，一人至今還被非法關押，十幾歲的外孫女下落不明。大兒子陳愛忠曾遭受到高達30萬伏高壓電棍的殘忍電擊，造成雙手雙腿殘廢，2001年9月20在唐山市荷花坑勞教所被強制灌食，遭折磨致死，年僅33歲。二兒子陳愛立曾被送唐山市冀東監獄非法關押，被迫害得體重只剩下50多斤，所受的殘酷折磨罄竹難書，後來又被關到洗腦班，由於身體被迫害的很厲害，於2004年11月5日去世。小女兒陳洪平在無任何手續下被劫持到高陽勞教所，被幾十人晝夜24小時不間斷的輪番洗腦，不但遭受毒打，還被注射不明藥物，2003年3月5日被迫害致死。母親王連榮也曾被抓被打，關洗腦班。為避免再次被綁架，王被迫流離失所，在經歷了長達七年磨難之後，王連榮於2006年8月4日在異地他鄉含冤離世。父親陳運川2009年1月11日遭遇不明車禍遇難，肇事者駕車逃掉。七口之家只剩下了仍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監獄遭受迫害的陳淑蘭，和她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兒李穎。他們一家的遭遇是受聯合國關注的迫害案例，也是中國千千萬萬堅持「真善忍」信仰的大法弟子受中共迫害的一個縮影。
柳志梅，出生於山東省萊陽市團旺鎮三青村，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９7級學生。當年１7歲的柳志梅是在一次選拔測試後，以「山東省第一」的成績被保送到清華大學。迫害開始以後，被清華大學開除。2001年被非法判刑12年，送往山東省女子監獄，那年，她才21歲。由於長期遭受非人的折磨，被強制注射破壞神經系統的不明藥物，導致柳志梅精神一度失常。更惡劣的是，2008年11月臨出獄前，被監獄注射毒針，回家後第三天，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一天天加重，開始語無倫次，失去了記憶。她究竟在獄中遭受了什麼樣的磨難？失去記憶的柳志梅已無法說出來。
這些迫害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從明慧網披露出來的一些數據看到，已經被確認的迫害致死案例，到2012年的5月份，就已經有3537人，這只是在嚴密封鎖下艱難地傳遞出來的少數案例。被非法關押到勞教所的更是多達10萬人以上。美國政府2008年的《宗教自由報告》中提到，中國的勞教所裡，有一半以上的人員是法輪功學員。還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院，被注射不明藥物。無計其數的學員被綁架到「洗腦班」，經歷可怕的強制洗腦。因為不放棄信仰而在求職、下崗、升學、出國、提幹、住房等各個方面受到的不公待遇，已經成了法輪功學員日常的生活了。
系統性迫害
法輪功學員在被酷刑折磨中，常常聽到施暴的公安干警重複江澤民的明確命令，對法輪功「要政治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這一切迫害政策的實施，是由江澤民建立起的蓋世太保組織——「610辦公室」進行的。我們說這場迫害具有「系統性，全民性和掩蓋性」，其中「系統性」就是靠這個「610辦公室」具體執行的。「610」是一個類似於「中央文革小組」的繞開即有法律和規章，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組織。
鑒於中國的法律根本就沒有可以應用到法輪功的條款，而迫害的實質又是政治運動而非法律的實施，必須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進行，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在中共中央之下建立一個新的領導小組處理法輪功問題。在這個領導小組下建立一個辦公室來處理日常事務。這個辦公室又因其建立時間是1999年6月10日而被稱為「610辦公室」。幾乎每一個黨的分支，從省一級到區縣，都建立了「610辦公室」。「610辦公室」的權力不是來源於國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都沒有授權「610辦公室」運作，儘管後來為了掩人耳目在國務院挂了一塊牌子。實際上，「610辦公室」權力來源於中國共產黨。每個「610辦公室」聽命於上一級「610辦公室」，這樣層層上到中央「610辦公室」。每一級「610辦公室」也聽命於同級的黨委。今天中國仍有數千個「610辦公室」還在繼續運作。
從主管中央「610辦公室」長達10年的劉京的經歷可以一窺這個秘密組織的一角。劉京一生走的是經典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道路。他的繼父是中共高幹，所以他屬於今天被稱為太子黨的一員。他在北京工業大學讀書時就被吸收入黨。1966年文革開始，劉少奇和鄧小平派遣的工作組進駐北工大，後來還是學生的劉京當上了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斗「黑幫」，打教授，整反對工作組的師生的黑材料。7月，劉少奇、鄧小平失勢後，劉京需要尋找新的投機點。8月12日，劉京和譚力夫兩人貼出一張題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建議，要把「血統論」「提煉為政策，成為將來的本本和條條的內容」。全國各地至少上萬人在「血統論」為指導的「紅色恐怖」中被打被殺，僅北京在「血統論」猖獗的「紅八月」中便打死1772人。
文革結束後，太子黨開始經商，劉京進入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後又在鄧樸方任理事長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擔任執行理事會副理事長。「六四」以後，康華系統的重臣紛紛被安排到政界，如俞正聲任青島市委書記（現上海市委書記），劉京任昆明市委書記。由於這段經歷，後來在江澤民搞倒掌握軍權的楊尚昆的權力爭奪中，江的大總管曾慶紅就利用同是太子黨系的劉京和有類似經歷的俞正聲，通過鄧樸方說服鄧小平最終拋棄了楊尚昆兄弟。
1999年6月，當江澤民要建立一支法律之外迫害法輪功的秘密組織「610辦公室」的時候，他需要一個效忠他個人而其經歷又能證明是心狠手辣的人來掌控。這個人當劉京莫屬。
中共中央「610辦公室」的結構和它的上級部門「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是一樣的。剛成立的時候，領導小組的組長是李嵐清，副組長是羅乾和丁關根。李嵐清是當時的政治局常委，表示這個小組在黨內的位置是在最高領導核心，副組長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一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分別代表了中共的槍桿子（鎮壓工具）和筆桿子（宣傳工具）。當時中央「610辦公室」的主任是王茂林，原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也是表示其級別是省部級；一個副主任是公安部副部長劉京，代表暴力鎮壓；另一個副主任是李東生，時任中央電視臺副臺長，代表宣傳的筆桿子。兩年後，隨著李嵐清和王茂林的退休，他們的位置分別由代表政法系統的副手羅乾和劉京接任。此後，由於持續幾年迫害未能把法輪功壓倒，其政治迫害效果被社會廣泛懷疑，中共把迫害轉入隱蔽，宣傳系統漸漸淡出。以致於到2009年，當已經擔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李東生接替生病的劉京出任中央「610辦公室」主任的時候，他被極其罕見的跨部門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和黨委副書記。
「轉化」：暴力、高壓宣傳和「洗腦」
正如一名中國高級官員對《華盛頓郵報》透露的，早期的鎮壓並不成功，直到2001年，才形成了「有效的」方法。這個有效的方法包括三個方面：暴力、高壓宣傳和「洗腦」，三者缺一不可，而「洗腦」是關鍵。中共在公開宣傳中，給「暴力、高壓宣傳和‘洗腦’」這三者的結合體取了一個迷惑外界的專門名稱，叫做「轉化」。
中共媒體對法輪功的誹謗是針對整個社會的，是為了煽動仇恨以便把這場迫害開展起來。而具體到法輪功學員身上，就是以所謂的「轉化」為主的迫害政策，要法輪功學員簽署放棄修煉的保證書。由此而來就有了一個新的指標，叫「轉化率」，就如同一個地方的GDP指標一樣，「轉化率」被用來與一個地方政府的業績掛鉤，與各級官員和單位領導的烏紗帽掛鉤，甚至與勞教所、監獄、當事警察的業務考核掛鉤。追求高速GDP帶來的後果有目共睹，同樣，追求「轉化率」對法輪功學員的傷害更是觸目驚心。
「轉化」在操作上，就是要逼迫法輪功學員簽訂所謂的「三書」、「五書」（「悔過書」、「保證書」、「決裂書」、「揭批書」、「決心書」之類的東西）。所謂「保證書」，即讓法輪功學員寫下有中共指定內容的書面文字，並在上面簽字。這些內容包括：公然抹煞修煉法輪功給自己身心帶來的巨大益處，向中共「認錯」、「認罪」，對中共的洗腦轉化表示「感恩」，跟隨中共誣蔑咒罵法輪功，保證不再修煉法輪功，保證不再為法輪功上訪，等等。「保證書」是讓法輪功學員在失去人身自由，精神和身體遭受嚴重迫害的屈辱條件下，以強暴手段獲取的書面文件。
各地「610辦公室」具體組織「洗腦班」實施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非法關押大量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監獄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要轉化學員，簽署「三書」、「五書」。除了勞教所、監獄外，「610」還專門組建了用來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各種「洗腦班」。
迫害法輪功開始以後，明慧網上揭露洗腦班的消息中常常提到一個名叫「法制培訓中心」的地方。一般人還以為這是一個什麼普及法律的培訓單位，以為只是順便用來給法輪功學員辦洗腦「轉化班」。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山東青州市政法委網站上公布的「市法制培訓中心職責」中，明確說這是一個「負責法輪功人員教育轉化工作的專門機構」。
近幾年，隨著官場腐敗，社會矛盾越來越多，各種上訪人員層出不窮，於是給法輪功學員洗腦的所謂的「法制培訓中心」又被利用來非法「關押」上訪民眾。2011年7月15日中國大陸媒體披露出了《陝西城固「法制培訓中心」關押餓死上訪者》一事。2010年3月18日，因上訪被關押9個月零4天的三等甲級殘疾退伍軍人，幾乎瘦成骨架的胥靈軍猝死在「法制培訓中心」。該報導曝光了很多「法制培訓中心」的惡劣行為。報導說，陝西城固縣為了阻止上訪人員進京上訪，把從北京接回的「纏訪者」都投到這個「培訓中心」。「法制培訓中心」用飢餓等最方便、不受制約的殘酷手段折磨上訪者，讓其遭受巨大的苦難，最終「息訴罷訪」。因為長期遭受體罰和吃不飽，受訓者大多瘦得皮包骨頭，有人甚至因此喪命。
從這些上訪民眾在「法制培訓中心」的遭遇，就可以想像被江澤民和中共當作最大的敵人的法輪功學員在那裡的可怕處境了。「長時間不讓學員睡覺」被中共當成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廣泛推廣。在封閉環境中強制學員觀看誹謗法輪功的錄像節目，強制「洗腦」，濫施各種酷刑，都是「轉化」所必需的暴力手段。
酷刑
2004年8月中的一個週末，紐約曼哈頓街頭，法輪功學員在這裡講迫害真相，行色匆匆的路人不時停留在一張展板前，專注的眼神中寫滿了悲憤和震驚。
那是一個美麗的面容被毀掉的悲慘故事，毀容前後的照片對比讓人心痛。
故事的主人叫高蓉蓉，瀋陽魯迅美術學院財務處職工，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被非法關押在瀋陽龍山教養院。2004年5月7日，高蓉蓉遭到龍山教養院二大隊副大隊長唐玉寶、隊長姜兆華從下午3點至晚上9點多鐘的連續6小時的電擊，造成她的面部嚴重毀容。後來高蓉蓉被迫害致死。
1999年7月20日以來，中共為逼迫法輪功學員「轉化」採取了名目繁多的殘酷手段，最常用的大概就是電擊了，形形色色的電刑，甚至多根高壓電棍同時長時間電擊（電擊口腔、頭、面部、胸、乳房、陰部等）。其他常用的酷刑還包括：法輪功床（也叫死人床）；摧殘性灌食（用非醫用塑料粗管灌濃鹽水、辣椒麵、大糞等）；形形色色的手銬、腳鐐、吊刑；形形色色的棍、棒、鞭打（橡膠棍、狼牙棒、皮鞭、銅絲鞭、鋼筋條、荊條等）；竹籤、鐵釘釘指甲、穿骨、鐵鉗子擰肉；冬天全身澆涼水、脫衣服在室外冷凍，數伏炎夏在太陽下曝晒，火烙；多日不讓大小便；地牢、水牢；老虎凳、坐板、蹲小號、坐鐵椅子；強姦、輪姦、性虐待女學員；熬鷹、穿針、燕兒飛；倒掛、吊背銬；壓床板、火燒炮烙、餵小咬、澆冰水、錐刑、鏈銬游監、活埋人、電磁震盪、開車拖拽、打毒針、灌屎尿、灌迷魂藥，劈胯，等等，上百種不止。
看看什麼是「死人床」。「死人床」是中共迫害法輪功所用酷刑之一。將學員捆綁在一張硬床上，將其雙手銬在頭上方的床欄杆上，再用細尼龍繩將其雙腿綁起來。然後用此尼龍繩將學員從頭到腳緊緊的捆在床上，一綁至少數日，其間不許鬆綁、下床，大小便也不許鬆綁和下床。繩子勒得非常緊，以至於學員呼吸困難甚至失去知覺。
性虐待
江澤民集團鎮壓法輪功以來，對女性法輪功學員的折磨和凌辱以及她們受到的傷害令人觸目驚心。
據「法輪功人權報告」中「對婦女施暴」部分的描述：數十萬遭到羈押的法輪功女學員中，沒有幾個能逃過被剝光衣物的羞辱（有時是長期的），不准使用衛生棉，性侵犯或強暴威脅，或是胸部及外陰部遭拳打腳踢等等。更邪惡的是，警察不僅指使在押犯人對女學員進行性迫害，甚至中共警察也獸性大發，強暴或輪姦法輪功女學員、電棍電擊陰道、用硬毛刷插入陰道刮搔、將女學員扒光衣服丟入男牢……。一位死裡逃生的法輪功女學員說：「那裡面的邪惡外界是無法想像的。」
2004年4月6日上午，現定居日本的法輪功學員金子容子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大會關於婦女人權的專題上發言，講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勞教所的經歷。她說：「警察逼迫我放棄我的信仰。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兩隻腳都銬在床上，手銬勒得特別緊，手腕都卡出了血，不光鼻子裡插著胃管，他們還強行給我插上尿管，不讓我下來上廁所。當時正趕上我來例假，他們怕我把被子弄髒了，給我墊上塑料布，光著下身……6月份的北京氣溫有攝氏35、36度，身下被汗水、分泌的東西潮乎乎地烘著，上面灌完食他們不把食管拔下來，也不繫好，灌進胃裡的東西反流出來，流到脖子上、肩膀上，到處都是粘乎乎的髒東西，他們一直捆了我近二十天。後來他們把我放下來，我在床上已經起不來了，後背全都爛了，也不會走路了。」
2005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兩位來自德國和法國的法輪功學員，熊偉和陳穎，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媒體中心揭露了中共勞教所對女性尊嚴與權益的剝奪。被營救到德國的熊偉講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勞教所的經歷。她說即便是來例假的時候也不許上廁所，不許用衛生巾。她抗議暴力時警察就用手銬銬她並恐嚇說：「我把你手指一根一根掰斷，用開水把你燙熟了，看你還煉」。熊偉還提到一位19歲的女大學生，被警察指使的八個吸毒犯毒打，將女孩的衣服全都扒光，把襪子和褲衩塞到嘴裡，用很硬的鞋踢她的下身。二十多天後見到那個女孩時精神已不太正常。
惡性疊加：中央的滅絕政策與基層的惡劣素質
外界有人把法輪功學員遭受到的非人迫害歸罪於基層執法人員的素質差。其實不是的。中共司法系統的素質差的確是個問題，中共有時候也搞一些所謂的整頓治理司法系統的行動。比如說，在2003年開除了3萬3千名不合格的警察，但是沒有一名是因為虐待法輪功學員被開除的。相反，那些惡劣的執法人員對法輪功學員的虐待，恰恰迎合了江澤民之流要滅絕法輪功的迫害政策。中共還舉行了好幾次表彰大會，對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那些很惡毒的警察，那些「610」工作人員給予表彰。比如，原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院長、黨委書記張超英，是馬三家教養院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幕後總指揮。馬三家最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是在2000年10月將18名法輪功女學員剝光衣服投入男罪犯牢房，殘酷的迫害導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多人致殘。此事件在國際媒體曝光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是，原馬三家教養院院長張超英因賣力迫害，2001年被中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七個部委授予「獎勵」，馬三家教養院被中共授予所謂的「全國教育轉化工作先進集體」稱號。2001年３月14日，張超英參加所謂的「遼寧省司法行政系統教育轉化工作總結表彰大會」，受到「表彰」。就是這樣一個人權惡棍，後來升任遼寧省司法廳勞教局局長（副廳級）、黨委書記，竟負責起遼寧省司法廳勞教局的全面工作。
2001年2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婦女酷刑特別調查報告中即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對馬三家將18名女學員扒光衣服投入男室的行徑是知情的。」據稱，羅干曾多次給馬三家作指示並親自蹲點，叫囂：「要加大迫害法輪功的力度」。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遼寧省投資10億元在全省進行監獄改造，僅在瀋陽馬三家一地就耗資5億多元，於2003年建成中國第一座監獄城，佔地2000畝。
據原遼寧省瀋陽市司法局局長韓廣生披露，當時虐待法輪功最厲害的就是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後來遼寧省司法廳要各市都到馬三家去學習轉化經驗，瀋陽市司法局主管這方面的副局長去了，回來跟他說，「馬三家的基本經驗就一條，就是用電警棍，咱們也用吧。」
可見，這場殘酷的迫害並不是什麼基層素質的問題。準確地說，中共對法輪功的滅絕政策，正好需要具有惡劣素質的基層執法人員來加以實施。同時，也正是江澤民和中共的迫害政策，慫恿和放縱，甚至造就了這些執法人員的惡劣素質。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造成法輪功學員遭到了非常殘忍的迫害。
第八節 這個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惡
雷震遠（Raymond J.deJaegher，1905年－1980年）神父在1952年他寫了一本書《內在的敵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回憶他在中國的經歷，書中記載1940年在中國傳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鳴遠(Vincent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隸40天後，逃出太行山時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不是人；中國共產黨是活閻王。」雷鳴遠這三句話是在1940年用地道的中國話說的。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從1975年至1978年殺害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民。西方人同樣很難理解出身旺族，曾在西方留學的知識份子，彬彬有禮的波爾布特會如此殘暴。他的親生弟弟說：「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會變得那麼邪惡，恐怕這是因為他讀過某些書和交上壞人所致吧。」
同樣西方很難把能背誦林肯演說詞的江澤民與活摘器官的罪惡聯繫起來。
從1999年到2007年，中國器官移植市場飛速發展。在2003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長。2003到2006年間在國際上掀起了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熱潮。中國一些醫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短到不可思議的1-2週（國外要等2-3年）。哪裡來的這麼多器官呢？
2006年3月，有一名中國記者和一名瀋陽醫院工作人員在美國首先曝光出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慘案，一個潛在的器官來源浮出了水面。該記者和醫院工作人員指證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被活體摘取，用於器官移植牟取暴利，而學員遭到焚屍。這位醫院工作人員，她的前夫曾親自參與活摘手術。活摘器官的指控引起了海外法輪功學員和一些人權組織的強烈關注，事情很快擴大到對全國數百家移植醫院的調查。
器官移植旅遊熱
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TheLancet）上撰文說「在過去十年間（1997-2007），中國器官移植數量飛速增長」。大陸雜誌《南方週末》在「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中，也曾引述黃潔夫的話來描述中國器官移植的亂象：「全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而香港特區能夠從事肝、腎和心移植手術的醫院僅各一家。
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
美國衛生部的數據表明，在美國，肝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兩年，腎的平均等待時間是三年。而中國的一些醫院說，他們的器官等待時間短到只要以周來計算。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稱病人等待器官的平均時間為兩週；
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稱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
國際移植網路支援中心（瀋陽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在其網頁上說「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２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週，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如有問題在一週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
在活摘器官被曝光之後，大陸器官移植機構在其網站上或者刪除器官等待時間，或者關閉整個網站。不過，我們存有相關網站的頁面截圖和備份。
軍隊醫院主導
器官來源由軍隊掌控，參與的醫院以軍方或者與軍方有聯繫的器官移植醫院為主，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軍隊保密的緣故，外界也就更難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龐大的軍隊衛生系統，包括解放軍總醫院，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軍區、軍兵種總醫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軍隊醫院發展最活躍的領域之一。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原第二軍醫大學校長張雁靈2008年12月在新華網上說，「1978年，全軍只有３所醫院能做腎臟移植。現在全軍能開展肝臟、腎臟、心臟、肺臟移植和多器官聯合移植的醫院已經有40所，佔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
《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報導，「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也就是指器官來源控制在軍隊系統裡。實際上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軍隊醫院，也包括武警醫院，都佔儘先機。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規模很大的非軍方醫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主刀醫生與軍隊醫院關係緊密，甚至本身就是軍隊、武警醫院的醫生。比如，中國現代臨床肝移植創始人瀋中陽，既是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武警總醫院肝臟移植研究所所長。
《血腥的器官摘取》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皇家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就中國大陸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了多方調查，發表了調查結果《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BLOODY HARVEST）.常被稱為「大衛的調查報告」。作者根據一些公開的數據，認為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該報告收集到了能夠證明指控的幾十類證據。2006年7月，他們發表第一版調查報告時，已經收集到了足以證明指控的18類證據。2007年1月底發表的第二版調查報告中，收集到的證據已經達到33類。從2006年7月起，喬高和麥塔斯到了四十多個國家，發表公開演講，公布他們的調查結果，同時不斷地收集到新的證據。
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發行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Gong for their organs）。該書是調查報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種不同的證據。大衛‧喬高強調指出，每一類證據無法單獨證明這些罪行存在，但綜合所有這些證據，幾乎是無可辯駁的證明，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像在大陸長期普遍存在。他們提供的證據還包括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諮詢電話，詢問醫院能否搞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實存在。
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公開了他們的調查員與廣西民族醫院醫生廬國平對話的電話錄音，在電話錄音中，盧國平多次親口承認移植的供體來自於法輪功學員。他說，「有些是法輪功，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對話片斷：
調查員：那你的同學有沒有跟你說過，他們做的都是這種法輪功的，是不是啊？
盧醫生：有些是法輪功的，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調查員：喔。那現在就是說，我想找這種，給我的孩子找這種法輪功的，你估計他能幫我找到嗎？
盧醫生：肯定能夠找得到。
調查員：你們以前用的，是從哪裡找的？是從看守所，還是到那個監獄哪？
盧醫生：從監獄裡面找的。
調查員：監獄裡啊。他那種都是那種健康的法輪功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肯定是選好的，才能夠做吧。因為這種東西做了要保證質量。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大衛設立的專門網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閱上述的電話錄音和對話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調查電話錄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
各大醫院的收費標準可能不一樣，但是昂貴的程度從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路支援中心的費用表中可見一斑。
（大紀元資料）
腎移植6萬多美元（約合40多萬人民幣），肝移植10萬美元（約和70萬人民幣），肺和心臟器官更貴，要15萬美元以上。
據《鳳凰週刊》2006年報導，隨著國外患者與日俱增，移植手術費用也逐漸上漲。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5年，治療費用已經超過了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3萬元）。
據《南方週末》報導，「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導，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１億元的收入。」2006年９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這棟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床，總「病床年週轉率」可達上萬次，外科手術中心可同時進行九臺肝移植及八臺腎移植手術，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
當器官移植變成了暴利行業，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有錢人願意花大錢買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會推動醫院為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一切地去開闢新的器官來源。那麼，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某些群體就會成為這個器官來源的犧牲品。
「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
中共否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的態度過去一直很明確。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賓馬尼拉WHO會議時，第一次公開提到供體主要來自死刑犯。不過，中共在後來又予以否認。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聲稱，「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蓄意捏造，欺騙輿論」。
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海外傳媒報導大陸隨意摘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說法。他稱，大陸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BBC記者傅東飛的報導（報導中提及探訪的醫院醫生說「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時再次聲稱，「境外一些媒體報導中國的器官移植時編造假新聞，攻擊中國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國日報》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開披露，說大部分器官來自死刑犯。國際社會也解讀為中國政府在盜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態，從此以後，中共沒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體進行過否認或反駁，而是成為了在各種場合的標準說法。
幾經周折，中共終於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畢竟是一個「進步」。不過，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今天中共否認活摘器官的態度，就如同它過去否認死刑犯器官一樣，人們怎麼能信得過它呢？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個罪惡去掩蓋一個更大的罪惡。
做移植做到著魔
中共的「解放日報」在2005年1月26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乾坤挪移九小時」的文章，講述了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做肝移植上癮著魔的情況。夏強親自開車來回140公里把72歲的病人接到醫院做手術。為什麼對72歲的老人這麼有興趣呢？因為老人身體狀況極差：肝硬化+肝癌+雙腎結石+腎功能衰竭，黃疸500多，腹水5000多，臥床已兩月，需要做肝腎聯合移植。夏強的目的是要衝擊亞洲肝腎聯合移植65歲的高齡記錄。夏強對記者說：「對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裏就會不踏實；每週至少做2—5臺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
每週要做數臺手術，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斷的供體保障。這樣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會去關心供體到底是什麼人呢？是死刑犯還是法輪功學員呢？
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蘭（Arthur 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國費城醫學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學術演講。他說「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週內完成肝移植手術，這就意味著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要離開之前殺掉他們。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裡死去，你不可能在三週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旅客還在的時候把他們殺掉。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人（Kill on Demand)。」
「按需殺人」的器官移植模式所需要的就是一個活著的供體庫。
明慧網曾就此發表過一篇「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的綜合分析。該報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報導和許多相關的內容。從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數量來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來源穩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間卻有一個飛速的增長，這正是被指控發生大規模活摘器官的時期。報告特別指出了大陸那幾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場的不同尋常的特徵，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等，這些特徵是死刑犯器官很難解釋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大量失蹤的法輪功學員，去了哪裡？
中共對上訪學員採取了非常惡劣的株連政策：讓家人下崗，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就是把學員周圍的一切環境都動員起來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單位裡本來對法輪功學員有同情心的同事，因為獎金被扣，也被煽動起對學員的怨氣，對法輪功的不滿。地方政府部門為了保住官職，從消極狀態變為不顧一切的阻擾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訪辦門口去截訪，「駐京辦」變成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當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於是，從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從當時明慧網上的學員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報姓名地址」成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連迫害的一種廣泛流行的做法。這些學員後來怎麼樣了？很多人失蹤了。外界只知道他們很可能被集中起來關押到一些地方。現在回顧起來，這種集中關押就為大規模活摘器官製造了條件。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中，作者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在世界各地調查採訪了很多被中共非法關押過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許許多多不願說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最後不知去了何處。同時，這些失蹤學員的家屬很多並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去上訪，更不知道親人被誰抓捕，被關到了哪裡。嚴酷的現實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誰去要。
據明慧網報導，一位法輪功學員回憶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許多不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被轉移到東北的經歷。她說，2000年12月20號以後，被送到看守所裡的學員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不報名的就被編上號。沒幾天監室裡就放不下這麼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審追問她們到底叫什麼名字，並使用電棍等刑罰，警察教唆監室裡其他犯人打她們，可她們基本上都不說。後來警察也不怎麼問了，就說你們不說就把你們送到能讓你們說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兩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車裝的。我們監室有個十八、九歲的山東女孩，編號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錯號了上了大客車又回來了，說都是往東北拉。後來警察也不瞞了，也是說都往東北送。那一段時間北京往東北送了很多人。
中共應對活摘指控，一是不讓外界去調查，二是加以否認，三是開始承認供體主要來自死刑犯。聯合國「酷刑問題」特派專員曼弗瑞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中共)解釋說器官移植的來源主要是死刑犯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樣的話，那麼死刑犯的人數一定比認為的要高得多。」2008年11月「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器官移植熱的興起與迫害法輪功幾乎同步，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憂慮。」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在2009年度報告中指出，「未經允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現，進一步引起了對中國的器官移植業可能存在虐殺的關注。」
2011年６月，美國國務院更新了非移民簽證申請表DS-160，變更的內容包括新增加了六個關於「安全和背景信息」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經直接參與強制移植人體器官或身體組織？」（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該問題屬於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類問題，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請人通常不能獲得簽證。
《大衛的調查報告》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天啦，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這可能是你聽到「活摘器官」這一指控時所具有的自然反應。
但是，這並不是你一個人的反應。六十多年前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聽到納粹屠殺猶太人時，也說過類似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