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前的今天 知識份子的脊樑被毀滅了(圖)
整風運動（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11月30日訊】1951年11月30日，中共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開始在知識份子中推行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這一運動是中共建政之後首次開展的「黨文化」洗腦運動，而且是與「三反」、「五反」、「鎮壓地主和資本家」等恐怖活動同時進行的，對中國知識階層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中國知識份子脊樑被摧毀於這次運動中，而後57年的「反右」僅僅是中國知識階層滅亡前的一次迴光返照而已。
在中共的歷史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破壞和「黨文化」建立影響最大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1951年的「思想改造」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最有名。而1951年的「整風學習」運動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一次。這種傾國家之力對民族文化的破壞是有組織、有計畫、有系統的，而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
1951年11月30日，中共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發動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隨即，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
中共開展「整風學習運動」的背景
從1949到1951年初，中共政權對文化界的思想改造一開始採取的是較為謹慎的措施，但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斷然採取了強硬手段，開始了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
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與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土改殺地主、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是同步進行的，其用意十分明顯。中共在土改運動中鬥爭了地主；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鬥爭了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在抗美援朝中，清算了西方關係和影響；在三反、五反中鬥爭了工商界資本家。這些運動都進行得極為激烈，在全國上下瀰漫著一種恐怖氣氛。
此時，毛澤東認為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時機已經成熟，遂於1951年11月26日，中共發表了關於「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運動的指示」，要求「發動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針對所謂的「遷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放棄思想鬥爭和思想改造工作」以及文藝界「脫離政治」等現狀，要求加強「黨的領導」，從而使文藝成為嚴肅的戰鬥武器。
這次對知識界的整風學習運動完全出自於中共對中國知識份子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恐懼。毛早在1942年2月1日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中就說：「沒有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份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份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思想改造」運動是延安整風的延續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是一步一步地來，有計畫、有步驟推進的。1951年5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發動了對《武訓傳》的批判，併進而開展了一場全國性的文藝整風學習運動。《武訓傳》於1950年12月在全國上演，表現的清朝末年乞丐武訓終生以行乞而興辦義學，受到光緒皇帝的賞識和黎民百姓的愛戴。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視教育、看重知識份子的典範。顯然對於政治沒有任何關係的《武訓傳》的批判完全出自於毛對知識份子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恐懼。
《武訓傳》批判運動結束後，中共又趁熱打鐵，在全國文藝界開展了整風學習運動，並指定了洗腦的文件，如毛的《實踐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對自由主義》，斯大林給別德內依的信、蘇共關於文藝問題的四個決定及日丹諾夫的報告，人民日報社論《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等。
顯然，這次的整風學習運動完全可以從四十年代初的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找到源頭，無論是運動的指導思想，還是組織方式以及具體的工作作風均來自於延安整風。因此這次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把當年延安整風和審幹那一套東西，用來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重演一遍而已。
中共的這次「思想改造」包括了如下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基本上也是從延安整風中照搬過來的。
一是學習，用政治學習、理論學習為名，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二是坦白，以會議上發言、寫作自傳或學習心得報告等方式，要知識份子揭開自己思想反動的一面，從而強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並表明誠心誠意地接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延安整風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評議之名開展公開鬥爭，要知識份子先作自我批評，再由群眾來批評（如學生控訴老師、兒女控訴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鄰居等控訴），鼓勵掀起鬥爭高潮；四是改造，逼迫知識份子參加「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企圖徹底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如組織他們參加「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總結，要知識份子將自己學習、改造的過程，作出總結報告，把思想上的黑點和黑線肅清，搞清楚為誰服務的問題。如果發現覺悟的程度不夠，還需要再進行改造，強迫補課學習。
「毛澤東文藝思想」亦即「黨文化」的確立
通過這些系統洗腦以達到徹底顛覆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通過自我解剖和互相揭發，徹底拋棄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的思想和行為準則，逐步在頭腦中建立一套「黨文化」的思維模式和語言系統。而且這種洗腦教育一直持續到今天，老一代被強制性的放棄傳統，新一代則完全浸泡在這種無所不在的環境中成長，以為中國人、中國文化就是這樣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創造出來的文化怪胎——黨文化。
通過這些系統洗腦以達到徹底顛覆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通過自我解剖和互相揭發，徹底拋棄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的思想和行為準則，逐步在頭腦中建立一套「黨文化」的思維模式和語言系統。
正如學者黃平在《有目的之行動與未預期之後果——中國知識份子在五十年代的經歷探源》一文中所說，思想改造運動第一階段是瞭解新式話語規則的階段，通過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的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份子開始被灌輸一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
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份子根據所學文件和著作去發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髒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進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最後一個階段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評批判階段，知識份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評批判文字並在不同規模的場合宣讀或發表，以求完成「洗澡」。
學者劉青峰也在《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份子道德勇氣的淪喪》一文中分析認為，中國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主要來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氣來源於內心；二是道德勇氣來源於文化知識，三是道德勇氣來源於對外在規範的熱忱。而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從上述三方面對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進行打擊。
通過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徹底打垮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正如學者劉再復在《歷史角色的變形：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所說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在理性層面和社會實踐層面上，對農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種不必要的自我貶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題之後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這就使得自己進一步喪失知識份子的獨立本性，順理成章地變成革命王國的馴服臣民。把他們自己變成了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變成了政治服務的工具。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亦即士大夫階層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和承載者，歷朝歷代均如此，其代表人物數不勝數。就是在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滿清末期改良和變法運動、北洋軍閥時期的護法運動、甚至面對日本人的入侵都能表現出大義凌然、寧死不屈的民族氣概，民國時期的知識份子和教育家更是俯首皆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長期以來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人格寫照。
然而，在中共全面、系統的思想改造之下，在短短的幾年間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居然徹底喪失了獨立的人格，成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
對此怪異現象，早已認清中共並跟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的一代國學大師胡適先生曾這樣分析：「許多我們的朋友公開否認北大的傳統；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我們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時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評；而且要所有群眾來批評‘自我批評’。……我們應該基於深刻的同情，知道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學者謝泳在《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一文中表示，中國知識份子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把自己的獨立性全部交了出去，從此以後，一個階層在社會上的獨特地位消失了，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文革」當中，知識份子之間的相互殘殺，不能說與思想改造運動的後果沒有關係。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