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秘書：習近平興高采烈 兩方面超鄧小平(圖)
【看中國2013年11月27日訊】鮑彤：我想他跟鄧小平非常接近。在經濟問題上，他要求的自由，我認為是超過了鄧小平。但是在政治上他要求的集權，他比鄧小平講得更明確，更明亮。所以兩方面都超過了鄧小平。
Katharina Hesse for The New York Times：2009年，鮑彤在北京。
在20世紀80年代動盪多變的中國，鮑彤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官員。他當時擔任趙紫陽的政治秘書，趙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主持了8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然而在處理學生領導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時與鄧小平和黨內的強硬派發生了分歧，之後失勢，鮑彤也一起被免職。
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鮑彤依然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他認為，中國必須進行民主化政治改革，他的觀點和重要地位數度給他帶來了軟禁和警方監視。在北京家中進行的電話採訪中，他說現任黨領導人習近平看來確實打算要調整經濟結構，但重大政治改革依然是不可能的。以下為經過編輯的採訪節選。
問：
你怎麼看上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後宣布的一些事項，特別是關於改革的決定？
答：
我看這次三中全會很重要，很重要。重要性是因為這次提出了一個全面性的綱領，就是，現在的黨中央為了做決策對中國提出了一個全面的分析。一個會議可以產生三種文件。一種是講空話的，這樣的文件我們有很多。第二種文件是講某一件事情，講這件事情那件事情，這樣的文件也很多。那麼現在這個文件呢，我認為他不是講這件事情那件事情，它是講全面的事情。我認為他講的不是空話，是他要做的事情，是確實他要做的事情。比方說，他在政治上確實要加強中央集權。政治上，他要加強中央的集權。在文化上，我認為他要加強文化統治，包括對文化的統治、對思想的統治、對教育的統治、對輿論的統治。對整個社會，他是要加強黨對社會的治理；也就是說要加強黨對社會治理的權威。
我認為他講得很明白。在經濟上，他希望能夠出現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他希望在一黨領導之下來造成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我認為這是他的真實的意圖，不是假的，是真的，真要這樣做的。他很希望這個市場是自由的，但是這個市場一定要服從黨的領導，而且一定要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文化上、在信息上、在輿論上——所有這些問題上——都要聽黨的。這是他們的自由市場。我想他們這些事情都是要做的，不是假的要做的，是真要做的，所以重要性就在這兒。不是挂羊頭賣狗肉，他是挂狗頭賣狗肉。
問：
比較鄧小平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和當前的改革——經濟自由化、政治集權化——你認為有什麼相似之處嗎？
答：
我想他跟鄧小平非常接近。在經濟問題上，他要求的自由，我認為是超過了鄧小平。但是在政治上他要求的集權，他比鄧小平講得更明確，更明亮。所以兩方面都超過了鄧小平。
問：
這是不是80年代新權威主義的概念？
答：
是新權威主義的思路，但是用80年代這樣一個說法不好說這個問題。我認為如果你說是鄧小平的思路，我完全贊成。
問：
但你覺得這種策略在當前時代還能行得通嗎？從鄧小平領導的80年代至今，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答：
我認為很難。但是我真正地認為，中央領導認為一定要做到。我認為很難，難度很大。難度在於集權本身不是改革。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社會上的集權，這個不是改革。過去就是這樣做的，沒有什麼改革。要說改，那麼就是經濟上。我認為他的要求、他的希望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為他希望把GDP搞上去，因為他感到現在經濟沒有創造性、沒有活力。但是所有這些問題目的是為了穩定黨的領導地位，因此在政治上、文化上、社會上是全部不讓的，不是改革而是加強。加強黨的領導，這是一個大前提，在加強黨的領導底下來搞經濟自由化。加強黨的領導作為出發點也作為目的。
問：
你說這非常難。為什麼呢？人們會說中國的一黨專政制度已經存在數十年了，而且數十年來，在這種制度下，經濟也取得了快速增長。
答：
是有經濟增長，這個沒錯。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經濟增長。但是現在問題不是經濟增長快不快的問題，而是好不好的問題。我們的經濟增長是靠吃老本，不僅是吃老祖宗的老本，是吃子孫後代的老本。我們兒子孫子後代要使用的資源，我們都已經拿出來要吃掉。這種經濟增長可以嗎？這種經濟增長那就是長江三峽水庫的增長，那就是南水北調的增長，那就是空氣全面污染的增長。
問：
你覺得此次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成果是否鞏固了習近平的個人地位？如果是這樣的話，造成這一點的原因是什麼？
答：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但是我離開中南海已經很長時間了，所以我能說我的印象，不能肯定。但是我是有這種感覺，可以這麼說。實際上，他是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我想我可以猜——大概不會猜錯——他是未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是未來的全面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我想就是這樣。
問：
但有很多人認為李克強總理將領導改革小組。你不這麼認為？
答：
全面改革決定的起草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總書記。那麼全面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我想不會不是習，這是我的估計。我想的是黨的總書記、國家的主席、軍委的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全面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我想大概不會是兩個人，我想五個都是一個人。
問：
那中共領導人直接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將會如何運作？根據您的經歷，您覺得可能會有什麼問題嗎，如缺乏與總理方面協調？
答：
我想不會有什麼大的波動。我想李克強總理照樣還是管他的經濟工作，經濟工作實際上的決策照我看仍然是李克強總理。但是經濟問題上最重要的決策應該是集中到全面改革領導小組。
問：
是什麼讓你確信黨中央領導人真心想要推進改革？有什麼證據嗎？
答：
我想提出全面改革就是看到了社會全面存在問題，因此習提出了全面改革，不是局部的，不是個別的。所以我認為他這種說法是因為他覺得需要改革。另外，好像現在的權力比前十年更加集中，比前二十年更加集中。這個就有可能幫助進行這個改革。
所以，第一，認識到了需要改革，第二，有權改革。我想他是真要改革。至於這個改革能不能堅持下去，那麼要看他，要看他能不能順利。如果他遇到挫折，那就不好說了，如果他遇到困難，那就不好說了。如果他覺得改了以後發生了他想不到的後果，那就不好說了。但我認為現在他是興高采烈的，很有信心地要改革。他是有自己的風格。可以說是毛澤東的風格走鄧小平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