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當著周恩來的面給江青獻詩(圖)
【看中國2013年11月23日訊】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詩人都不寫詩了，但是郭沫若先生還保持著寫詩的慾望。不但保持了1958年以來的郭氏傳統，並且將拍馬屁的手法發揚光大。
文革開始，很多領導人都倒下了，很多詩人也倒下了，郭沫若依然坐在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的位置上，不時詩興大發，寫了一些讓今天的人覺得不可能是郭沫若寫的詩歌。其中五首代表了郭沫若先生文革十年的心路歷程。
第一首是1967年6月初，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舉行討論會。在6月5日舉行的大會閉幕式上，郭沫若面對著老朋友周恩來，面對著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陳伯達，面對國內外知名人士和會議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熱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詩來表達我深刻的紀念情緒，請允許我把這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學」：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的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臺充滿著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在文革之初，歌頌毛澤東的詩歌汗牛充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歌頌江青的詩歌，還是十分鮮見的。郭沫若先生算是開了一個先河，走在詩歌歌頌女皇的最前列。但是詩人一犯賤，被歌頌者並不領情，在幾萬人的批林批孔大會上，江青還是點名讓郭沫若站了起來。看來歌頌的力量也不是永久的，時過境遷，也會失效的。
第二首和第三首寫在毛澤東逝世之後。毛主席逝世了，文革後期復刊的《詩刊》郭沫若約稿，郭以《毛主席永在》二首付之。「其一」首句為「偉哉領袖比爺親」，《詩刊》編輯部一個副主編對於這一句很不為然，因為郭老比毛老還老一歲呢。《詩刊》這個副主編對郭沫若的秘書說：郭老比毛主席還大一歲，這樣寫不合適。假若是黃帥寫的，倒是可以考慮發表。
這個《詩刊》的副主編，在那個年代敢於發表這樣的看法，真的難能可貴。在現實中，哪有沒血緣關係的人不按輩分年齡大的向年齡小的喊爺爺呢？因此《詩刊》發表了一首《毛主席永在》：
革命風雲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時。
工農熱淚如潮湧，中外唁章逐電飛。
悲痛化作新力量，繼承競作大驅馳。
天安門上音容在，強勁東風日夕吹。
郭沫若先生的第二首送給了《人民文學》，發表時將「偉哉領袖比爺親」，改為「偉哉領袖萬民親。」
偉哉領袖萬民親，改天換地絕等倫。
三座大山齊掃地，五星紅旗高如雲。
反抗霸修防復辟，發揚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盡瘁，英雄兒女淚盈巾。
1976年，席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整整10年，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鬥爭狀態席捲了中國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渴望文化大革命早一點結束，還給中國人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但是中國的詩人、劇作家、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不知是出自內心的恐慌，還是出於個人的政治目的，還是掩藏在他內心深處的跟風情結，和中國的民心相違，在1976年5月21日，寫下了一首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水調歌頭》，首先發表在《解放軍報》上，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現在看來，這首跟風之作，不僅水平低下，而且給中國的作家們丟掉了臉面。下面就是郭沫若的原版《水調歌頭》：
《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
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
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織錦勤
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
奮螳臂
鄧小平
妄圖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
復辟罪行怒討
動地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
團結大進軍
這是第四首。可以這樣說，郭沫若這首《水調歌頭》，是按照詞牌的字數填寫的，其他並無多少可取之處。
時間過了僅僅五個月，四人幫粉碎了，假若郭沫若的思想真正是四人幫的體系，那麼他依然會保持沉默，等待審查。但是郭沫若的跟風情結，讓他不甘寂寞。他仍然要在中國人民面前用自己的《水調歌頭》來表態，自己不是四人幫的人。1976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郭沫若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後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應該說，這首詞比起5月份的那首詞，水平稍高一些，但是還是很差，與他年輕的詩歌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今天讀他的詩歌，其實是在讀一個中國作家的飄忽不定的靈魂。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老一代領導人，是十分寬容的人，特別是鄧小平和胡耀邦，是不計較的人。1976年五月的《水調歌頭》，鄧小平看到了，胡耀邦也看到了，但是他們沒有去清查跟風文人郭沫若，還給他了相當高的地位和政治待遇。而這一些，就是郭沫若建國之後一直想擁有的東西，一直不想丟掉的東西。在地位面前，他的良心和良知，就躲到了靈魂的後面，就丟在生命之外。在各個不同的地域，都有類似郭沫若的人物，他們為保住一個位置，一生都讓靈魂飄蕩在良知之外。
作家和藝術家假若也算知識份子的話，就要有知識份子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擁有自己的社會良知，敢於在第一時間說出真話。良知是什麼？就是海德格爾說的，在第一時間說出真理。郭沫若不敢在第一時間說出真話也就罷了，最低標準也要做一個敢於沉默的人，潔身自好的人。但是郭沫若是個風派人物，他永遠跟著風走，永遠跟著權力走，丟掉的恰恰是知識份子最為應該堅守的精神，丟掉的恰恰是中國文人的風骨。
和中國境況相同的蘇聯，就產生了薩哈洛夫，就產生了索爾仁尼琴，他們在比郭沫若的生存更加艱難的境況下，敢於堅持自己的俄羅斯良心，敢於堅持自己的俄羅斯良知，他們在晚年和去世之後，得到了整個俄羅斯民族的尊重和愛戴。除了薩哈洛夫、索爾仁尼琴，他們還有帕斯捷爾奈克，還有肖洛霍夫，堅持良知寫作和良心寫作。而中國整整10年，沒有一個作家在堅持良知和良心寫作，對於一個民族是不正常的，對於一個民族的作家隊伍們也是不正常的。這可能與地域有關，蘇聯是傳統的歐洲國家，歐洲產生了布魯諾和加里略，俄羅斯產生了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知識份子們和作家詩人們，對於真理的追求大於對於官位的追求。而中國的作家們卻恰恰相反，對於官位的追求大於對於真理的追求，所以才產生了大大小小的郭沫若們這樣的跟風作家和藝術家。
但是我看到了一個關於什剎海附近拆遷的新聞，裡邊專門拍攝了郭沫若在什剎海附近的故居。那是一個碩大的院子，住在裡邊是很舒服的。假若不寫這些詩詞，郭沫若或許跟其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樣，在文革初期就可能從這所大院子裡趕出來，過上悲慘的生活。郭沫若為了自己體面地生活，就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一個寫東西的人，保住位置的手段就是肉麻的歌頌，誰還管人格啊尊嚴啊這些很不值錢的東西。
郭沫若寫這五首詩歌的目的，就是為了保住自己優渥的生活條件。他的目的達到了，人格和尊嚴也自然丟失了。今天我們不屑郭沫若，也正因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