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23日訊】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以前接受的是所謂「全紅」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學校、家庭、社會)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輸的是清一色的社會主義「盡善盡美」的思想。教育者沒有把社會的落後面和陰暗面如實地披露給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靈自幼便打下了社會主義「完善」的烙印。知識青年深入到農村以後，才真正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貧困、落後、愚昧、封閉，空中樓閣式的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令他們驚愕，引起他們的反思。一位在「文革」初期頗有影響的北京紅衛兵在回憶他下鄉後的感受時這樣寫道：
我當初參加紅衛兵，真誠地相信，戴上紅袖標，喊幾聲「反修防修」的口號，在社會上衝幾沖，就能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當初，我是從「天上」看世界。到陝北的山溝溝，住進破窯洞，我第一次發現，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窮的地方！那些老紅軍、老貧農，仍在吃糠咽菜，看到這些，我留下了眼淚。還搞什麼「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這時，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國青年報》，1986年8月29日。
農村中司空見慣的貧困、落後、愚昧之所以令知識青年感到震驚，首先是因為嚴峻現實將「全紅」教育澆鑄的根基輕而易舉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人民」為神聖天職的青年第一次發現，貧困與落後，愚昧與無知，還遠遠沒有與廣大農村絕緣。這是他們下鄉後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儘管這種教育的內涵與毛澤東所說的「再教育」風馬牛不相及。
上山下鄉為知識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時間和天地，與農民接觸越多，對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廣大農村那並不「光明」的一面瞭解得越透徹。對許多地方的農民來說，最令他們談虎色變的倒不是「文革」初的大動盪，而是「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當農民憶及那段歷史時，往往流露出劫後餘生的慶幸。正是從農民的言語中，知青們認識到「三年災害」主要並非天災，實在是由於錯誤政策所造成的「人禍」。由此舉一反三，對「廬山會議」的那場風波，對被列為劉少奇「罪狀」的「三自一包」，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倒行逆施逐漸有了新的見解。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是和林彪的名字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把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幹部從政治上打翻在地，為林彪一躍成為經中共九大黨章「法定」的接班人掃清了障礙。當紅衛兵小將們虔誠地高呼「敬祝偉大統帥毛主席萬壽無疆」口號時，必然要同時高呼「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個人崇拜達到近乎瘋狂的年代裡，這兩句發自億萬人肺腑的口號構成了時代的最強音。林彪作為那場造神運動中躍升最快，並奠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顯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為全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倉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墜機身亡事件的發生，卻使現代造神運動成了歷史的笑柄。當這個消息閃電般傳到各地知青中後，他們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對剛剛發生的事件表示難以置信。這個被寫入黨章的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個整日手擎「小紅書」，高喊「萬壽無疆」，信誓旦旦地揚言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副統帥」，為什麼要加害毛主席，並在陰謀敗露後叛逃出國呢？在以後一段時間裏，不管上級傳達的文件如何煞費苦心地解釋，都無法削弱這一事件給全國人民心理上的巨大衝擊。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他們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對領袖的赤誠之心和聖潔之情受到了褻瀆，認為自己上了當，受了騙。當他們因受騙而備受煎熬時，當他們因失去理想主義的精神支柱而四顧彷徨時，一種近乎絕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們的心。1974年，知青詩人郭路生寫下了《瘋狗》一詩。這首詩雖然只是個人情感的宣泄，卻惟妙惟肖地映現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態：
受夠無情的戲弄之後，我不再把自己當成人看。
彷彿我就成了一條瘋狗，漫無目的地遊蕩在人間。
我還不如一條瘋狗，狗急它能跳出牆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瘋狗有更多的辛酸。
瘋狗猶能跳牆，精神上受到沈重打擊的知識青年卻只能默默地忍受。沈重的代價不過是對以往盲從輕信的懲罰。有人在評價《瘋狗》時恰如其分地指出：當多少人在頌歌中暈眩，在「主人翁」的口號中陶醉的時候，他卻對蒙著紅光的暗夜發出了反叛的嘶叫，這不是喪失理智的哀鳴，恰恰是最可寶貴的清醒的呻吟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擺脫精神痛苦的途徑只有使思維跳出早已習慣的窠臼。林彪事件是一副清醒劑，使許多知青從輕信和盲從中驚醒，儘管還不曾使他們大徹大悟，至少，他們僵化已久的大腦又開始重新恢復思維的活力。
(本文略有刪節)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