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北大早已名不副實(圖)

【看中國2013年10月30日訊】中國的億萬兒童每天為了學業披星戴月,熬得深度近視,榨干靈魂和活力,只為爭得一張進入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的門票,而重點大學中又尤拼盡精力都要進入清華北大。但這所謂的一流學府還值得學子擠破腦袋、耗盡青春去奮鬥嗎?北大,還是那個北大嗎?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早的國立綜合大學,也是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的明珠——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在1949年之前,這之後的北大,雖然還叫北大,但已如《紅樓夢》中所云「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怎著桂花油」,名不副實了。

不妨先來看看北大的名聲是怎樣建立起來的。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然而,因為積重難返,讀書做官的傳統思想依然統治著這個號稱大學的地方,屍居餘氣,毫無作為。北大真正建立起它「學術重鎮民主搖籃」的名聲,是從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開始的。蔡元培上任之初,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的辦學理念,使得北京大學思想解放,學術繁榮。是時也,林紓,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魯迅,劉半農,劉師培,周作人,吳梅,黃侃等時代嬌子或指點江山,或埋頭故紙,或宏揚西學,或破除陳腐,或面向未來,真個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盛一時之況。其繼往開來,無論思想,文化與學術等,均取得了非凡成就,為中華歷史上所罕見。也因此,北大成為開風氣之先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和多種社會思潮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大學等北京多所學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為學生運動三個代表,羅家倫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隨後舉行示威遊行。軍警當場逮捕學生。蔡元培等學校領導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1930年,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長的蔣夢麟開始執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職。就任後蕭規曹隨,繼續蔡元培的辦學理念,並動工興建新圖書館、地質館、灰樓學生宿舍等三大建築,修建了大操場;理科各系設施得到相當的改善。1935年,北大已建成實驗室40多個,實驗儀器6716件,標本15788種,藥品及實習用具3100多 件,設備條件居於全國高校前列。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初再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不僅繼續培養出大量戰時和戰後國內戰爭建設所需的各類人才,而且為世界貢獻出了李政道、楊振寧這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因此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北京大學復員北京,於1946年10月正式復校,胡適出任校長,整合了北平大學醫學院、農學院以及北洋工學院在北平的部分師資和學生。北大在內戰烽火中繼續她造就人才繁榮學術的崇高使命。

縱觀此時的北大,其特點,正如魯迅在《我觀北大》中所言:「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可是,這一特色在49年後,就不落花流水春去也,不再存在。這首先體現在人才的流失上。1948年末,根據國民政府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先以臺灣大學為基地,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到11月29日,共產黨所屬東北野戰軍會同華北軍區主力共100萬人,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地區聯合發起平津戰役,與國民黨軍傅作義部60萬人展開決戰。國民政府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在蔣介石授意下,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很快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名單包括四類:(一)各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二)因政治關係必離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因這一計畫的實施,當時被「搶救」到臺灣的學人不少:著名的有瀋剛伯、錢思亮、毛子水、鄭通和、余又蓀、臺靜農、姚從吾、王國華、東方美、夏德義、李宗侗、英千里、楊樹人、潘貫、薩孟武、杜聰明、彭九生、陳振鐸等三十幾人,此外尚有史語所抵臺的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石璋如、勞榦、高去尋、屈萬里,連同晚一輩的陳槃、王叔岷、嚴耕望、周法高等年輕學者,這其中不少是北大的中堅。比如台大校長傅斯年,便是在五四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於1913年考取北京大學預科乙部,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國文門,受到章太炎門下弟子劉師培與黃侃等人的栽培。蔡元培校長革新北大後,傅斯年在胡適與魯迅等五四先鋒思想的影響下,與羅家倫、毛子水、顧頡剛等志同道合的同學,於1918年發起創立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成為五四運動的一員中堅力量。除了史學上的卓越建樹外,傅斯年還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1929-1937)、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1946),直至生前擔任臺灣大學校長(1949-1950),對中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又比如傅斯年去世後,接替他出任台大校長的錢思亮是著名的化學家和教育家,也與北大淵源頗深。此外如台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歷史系教授姚從吾等,都是原來北大教授。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北大中文系原係主任陳平原教授才會這麼說:「我在臺灣大學教過一個學期的書。台大跟北大有很深的淵源,抗戰勝利以後,幫助創建台大中文系的,好些是以前北大的教授或學生。所以,我在那兒教書很親切。」

這還只是數量上的損失,北大精神或者說北大特點的消逝更體現在其質量上。這首當其衝的就是解放初期的院系調整與思想改造。政府於1952年對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文理科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土、建4系合併到清華大學,化工系合併到天津大學,農學院、醫學院、政法專業等脫離北京大學,或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並入其他相關院校。院系調整後的北京大學遷校址於原燕京大學校址,成為一所以文理基礎教學和研究為主的綜合性大學,這個調整的最大特色是把民國時代的現代高等院校系統改造成「蘇聯模式」高等教育體系。在院系調整時北大也無例外地進行了「大換血」。當清華大學的186位教師喧賓奪主,進入燕園時,北大的八成科學家卻告別了「紅樓」。即使那按調整方針可以留校的27位理學專業的科學家,也有19位被調離,北大自己僅留了8位。北大不僅進行了「大換血」,而且調整後其擁有的科學家也僅僅達到調整前的六成。此外,諸如高校喪失教學自主權,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社科類專業被停止和取消等措施也使北大元氣大傷。更要命的是思想改造運動,即以學習蘇聯教育模式取代北大過去尊崇的歐美教育模式,而且這種學習是單向的,只允許老老實實地學,不允許有絲毫的懷疑或批判。開始時,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對蘇聯的教育理論持懷疑和保留的態度,甚至在專家講課的時候公開提出質疑。為此,當局在各大高校相繼開展的「人人過關」、「個個洗澡」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年北大校長馬寅就在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上發表《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一文,其中有雲中:「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的調整院系,改革課程,改進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自覺自願地進行了思想改造」。從此,北大既喪失了它「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的角色,也不再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的勇士。到文革十年,北大自身更墮落為「黑暗勢力」,成為了統治著用來製造輿論愚弄百姓的有力武器。其集中體現就是文革中臭名昭著的「梁效」。「梁效」的前身是1973年10月拼湊起來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研究小組」,由當時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1974年3月,人員調整後,改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它是江青直接控制、指揮的寫作班子,設在北京大學朗潤園湖畔的一座幽雅的小樓裡。前後有數十人參加,多時保持在30人左右。這些「秀才們」根據釣魚臺的指令,炮製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30餘篇「重點文章」,成了當時的「學習文件」。他們的文章,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文章的來頭,反對他們的文章也會被視為「反動行為」而遭遇打擊。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對遲、謝二人說:「你們都是我的排炮。」而他們自己也以此為榮。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而遲群也曾表示:「班子要對我負責,我對江青負責。」寫作班子裡的成員也聲稱,他們是在江青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正是因為北大離真正的北大精神越來越遠,所以,今天的北大不僅成為留美預備學堂,而且還醜聞不斷:比如2005年,紅極一時的北大校園BBS被關,自「北大未名」的轉型後,全國高校紛紛跟進建立限制外部訪問的「校內交流平臺」;2010年,北大率先引進自主招生,標準引發爭議、被指淪為「掐尖大戰」;2011年,「偏激學生」、「會商制度」等名詞又再度牽動社會的敏感神經。北大牽動公眾神經的,不再是其在思想領域的作為,而是各種讓人汗顏的舉動。

北大雖然現在還叫北大,可它早已不是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也不是蔣夢麟、胡適時代的北大,它只是一個「培養精緻利己主義者」(北大教授錢理群語)的北大,一個面目全非名不副實的北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作者信力建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